司马平邦:新冠病毒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漏洞实施精准打击


  根据德国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教授的最新研究,目前,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它们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武汉,而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他说这种病毒被称为“G突变体”,是种有基因突变的病毒突变体毒株。这位德国教授还解释说,全球99.5%的新冠感染病例都可以从基因上溯源至意大利的变种,意大利在没有发现来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株的情况下,于今年2月发现了首例本土确诊病例。

  与凯库勒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呼应,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说,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时候就在世界不同地点和时间感染了一批人。他说,病毒可能有不止一个首例病例,因为该疾病很可能源于好几种动物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新冠病毒最初分布在全球各地,目前还不确定是人还是动物传播了新冠病毒,只是该病毒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被最早发现了。

  我们知道,武汉一直以来都背着新冠病毒源头的黑锅,现在看来这口“锅”被甩掉了,不但甩掉了,我们结合凯库勒和瑞安的表述,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当初不是由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在武汉首先“抓到”了新冠病毒这个坏蛋,这场疫情还不知要如何演变呢。注意,我用的是“抓到”,而不是发现。新冠病毒可以被比喻为恐怖组织,它们同时在世界各地作恶,杀人放火,但谁都没有发现它们,是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首先“抓到”了它们。

  凯库勒这位德国科学家还毫不客气地说,正因为意大利对病毒的无知、对长期以来的警告无动于衷,以及缺乏预防措施,这才造成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否则最初的病毒可能已经得到控制——换句说话,如果意大利的医生和科学家能有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这么优秀,如果意大利的疾控体系能有中国的疾控体系这么发达,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极大的可能是会被控制住,既不会传到中国,也不会传到美国和巴西。

  在11月15日,意大利的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向媒体通报,由该研究所所长阿波罗内签署的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官方研究报告,叫做《意大利新冠肺炎大流行前,意外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已经在11月11日的医学学术期刊《肿瘤杂志》上正式发表。这份报告显示,在2019年10月初采集的意大利居民血液样本中,已成功发现、分离出新冠病毒抗体,研究人员推定,2019年9月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意大利传播,该研究成果意味着意大利的新冠病毒传播时间可以追溯到2019年夏天。也就是说,相比此前发现的意大利2020年2月出现的首例本土病例,这已经是足足提前了5个月的时间。

  我们知道,其实,凯库勒教授所说的新冠病毒现知的最早起源地,意大利北部,就是以著名的城市米兰为核心的伦巴第大区,这个伦巴第大区也是今年二三月份意大利疫情暴发的核心地区,主要是感染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这里。

  最近,钟南山院士在谈到香港特区的疫情为什么一直摁不住的时候时说,香港当务之急是需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以便将新冠患者和健康人群分开,钟院士是基于内地成功遏制疫情的经验做出如此表述的,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全民核酸检测可以最有效地切断感染源。

  但是,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其实在11月25日就已明确表态,特区政府不会再推行全民核酸检测,她解释说,香港做抗疫工作有很多困难,“我有时要向中央解释,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你那种检测,又没有你那种体制优势,我又没有你那种人民相对服从,如果硬要将内地方式套在香港,不但得不到希望看到的效果,可能会有反效果”,林郑月娥还说:“如果你看另一个国家,一个很大的国家,她从未停止增加,所以大家想不停地增加,还是有时可以喘气,学校可以上学,有些社交距离可以放宽,如果你要我做图表,平着,贴着零,有困难,不过我们会努力做。”

  林郑月娥这段电视谈话,说的倒很真诚,信息量也很大,她承认香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没有内地的体制优势,但是她把内地可以做全民核酸检测的原因归结为内地人民服从,我看这就是大谬了,荒唐。我们自己就是内地人,都做过全民检测,我们去做检测,可不是因为我们服从、老实、听话——这些都是贬义词,我认为是内地老百姓更理解政府的决策,更懂得要科学地对待新冠病毒。相比之下,这就证明,内地老百姓要比香港老百姓以及西方老百姓都更聪明;即使如林郑月娥这样的香港精英阶层,骨子里仍然还相信美国和西方那套僵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仍然在固执地要用所谓个人自由去挑战新冠病毒,是把愚蠢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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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后天》描述了美国被严寒吞没的情,现在把严寒换成病毒行不行呢?

  无论是从当初意大利的医生和疾控体系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新冠病毒,还是从现在香港特区特首对新冠病毒持有如此愚蠢和狭隘的认知,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在2020年所以能大流行,是它正击中了所谓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漏洞——注意,不是只击中了其中一个或几个漏洞,而是击中了所有的漏洞。

  新冠病毒所发力之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最引以为傲之处,比如病毒传播方式与所谓社交自由的矛盾,比如控制病毒手段与所谓保护隐私的矛盾;更深层的,还有,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公共医疗政策,决定了不同贫富阶层天经地义地占有不同的医疗资源,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却是不计贫富,普遍流行的;还有,比如全人类如果能够超越政治体制的分歧,即中国找到了遏制病毒的最好办法,那大家都按中国的来——但是结果呢,因为地球上各个国家政治分歧明显,西方国家,甚至连中国的香港特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政治代替科学,造成了病毒更大的流行。

  还有,在对新冠病毒的防控上,科学性明明要求,要加强国家机器的功能,但是全世界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器都在弱化中;之前在中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论调也曾经流行一时,好在这种错误论调被及时制止,否则今天的中国,疫情流行之严重也许是你我不敢想象的。

  新冠病毒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不了的一种传染病,这个问题已经被中国的实践反复证明过了,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占据主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出现了“大病毒”——或者说出现了巨大的后门BUG,这才是最可怕的。今天,我们可以做出更大胆的结论,如果这个巨大的后门BUG不堵住,哪怕是新冠疫苗上市,或者是新冠的特效药上市了,新冠疫情还是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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