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新冠病毒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漏洞实施精准打击

　　根据德国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教授的最新研究，目前，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它们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武汉，而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他说这种病毒被称为“G突变体”，是种有基因突变的病毒突变体毒株。这位德国教授还解释说，全球99.5%的新冠感染病例都可以从基因上溯源至意大利的变种，意大利在没有发现来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株的情况下，于今年2月发现了首例本土确诊病例。

　　与凯库勒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呼应，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说，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时候就在世界不同地点和时间感染了一批人。他说，病毒可能有不止一个首例病例，因为该疾病很可能源于好几种动物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新冠病毒最初分布在全球各地，目前还不确定是人还是动物传播了新冠病毒，只是该病毒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被最早发现了。

　　我们知道，武汉一直以来都背着新冠病毒源头的黑锅，现在看来这口“锅”被甩掉了，不但甩掉了，我们结合凯库勒和瑞安的表述，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当初不是由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在武汉首先“抓到”了新冠病毒这个坏蛋，这场疫情还不知要如何演变呢。注意，我用的是“抓到”，而不是发现。新冠病毒可以被比喻为恐怖组织，它们同时在世界各地作恶，杀人放火，但谁都没有发现它们，是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首先“抓到”了它们。

　　凯库勒这位德国科学家还毫不客气地说，正因为意大利对病毒的无知、对长期以来的警告无动于衷，以及缺乏预防措施，这才造成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否则最初的病毒可能已经得到控制——换句说话，如果意大利的医生和科学家能有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这么优秀，如果意大利的疾控体系能有中国的疾控体系这么发达，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极大的可能是会被控制住，既不会传到中国，也不会传到美国和巴西。

　　在11月15日，意大利的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向媒体通报，由该研究所所长阿波罗内签署的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官方研究报告，叫做《意大利新冠肺炎大流行前，意外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已经在11月11日的医学学术期刊《肿瘤杂志》上正式发表。这份报告显示，在2019年10月初采集的意大利居民血液样本中，已成功发现、分离出新冠病毒抗体，研究人员推定，2019年9月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意大利传播，该研究成果意味着意大利的新冠病毒传播时间可以追溯到2019年夏天。也就是说，相比此前发现的意大利2020年2月出现的首例本土病例，这已经是足足提前了5个月的时间。

　　我们知道，其实，凯库勒教授所说的新冠病毒现知的最早起源地，意大利北部，就是以著名的城市米兰为核心的伦巴第大区，这个伦巴第大区也是今年二三月份意大利疫情暴发的核心地区，主要是感染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这里。

　　最近，钟南山院士在谈到香港特区的疫情为什么一直摁不住的时候时说，香港当务之急是需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以便将新冠患者和健康人群分开，钟院士是基于内地成功遏制疫情的经验做出如此表述的，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全民核酸检测可以最有效地切断感染源。

　　但是，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其实在11月25日就已明确表态，特区政府不会再推行全民核酸检测，她解释说，香港做抗疫工作有很多困难，“我有时要向中央解释，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你那种检测，又没有你那种体制优势，我又没有你那种人民相对服从，如果硬要将内地方式套在香港，不但得不到希望看到的效果，可能会有反效果”，林郑月娥还说：“如果你看另一个国家，一个很大的国家，她从未停止增加，所以大家想不停地增加，还是有时可以喘气，学校可以上学，有些社交距离可以放宽，如果你要我做图表，平着，贴着零，有困难，不过我们会努力做。”

　　林郑月娥这段电视谈话，说的倒很真诚，信息量也很大，她承认香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没有内地的体制优势，但是她把内地可以做全民核酸检测的原因归结为内地人民服从，我看这就是大谬了，荒唐。我们自己就是内地人，都做过全民检测，我们去做检测，可不是因为我们服从、老实、听话——这些都是贬义词，我认为是内地老百姓更理解政府的决策，更懂得要科学地对待新冠病毒。相比之下，这就证明，内地老百姓要比香港老百姓以及西方老百姓都更聪明;即使如林郑月娥这样的香港精英阶层，骨子里仍然还相信美国和西方那套僵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仍然在固执地要用所谓个人自由去挑战新冠病毒，是把愚蠢当智慧。　　

　　电影《后天》描述了美国被严寒吞没的情，现在把严寒换成病毒行不行呢?

　　无论是从当初意大利的医生和疾控体系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新冠病毒，还是从现在香港特区特首对新冠病毒持有如此愚蠢和狭隘的认知，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在2020年所以能大流行，是它正击中了所谓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漏洞——注意，不是只击中了其中一个或几个漏洞，而是击中了所有的漏洞。

　　新冠病毒所发力之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最引以为傲之处，比如病毒传播方式与所谓社交自由的矛盾，比如控制病毒手段与所谓保护隐私的矛盾；更深层的，还有，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公共医疗政策，决定了不同贫富阶层天经地义地占有不同的医疗资源，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却是不计贫富，普遍流行的；还有，比如全人类如果能够超越政治体制的分歧，即中国找到了遏制病毒的最好办法，那大家都按中国的来——但是结果呢，因为地球上各个国家政治分歧明显，西方国家，甚至连中国的香港特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政治代替科学，造成了病毒更大的流行。

　　还有，在对新冠病毒的防控上，科学性明明要求，要加强国家机器的功能，但是全世界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器都在弱化中；之前在中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论调也曾经流行一时，好在这种错误论调被及时制止，否则今天的中国，疫情流行之严重也许是你我不敢想象的。

　　新冠病毒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不了的一种传染病，这个问题已经被中国的实践反复证明过了，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占据主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出现了“大病毒”——或者说出现了巨大的后门BUG，这才是最可怕的。今天，我们可以做出更大胆的结论，如果这个巨大的后门BUG不堵住，哪怕是新冠疫苗上市，或者是新冠的特效药上市了，新冠疫情还是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