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新疆棉花“强迫劳动”说既荒谬更堕落

　　言：

　　新疆棉花风潮系列第三篇。

　　相关文章及其发展如下：

　　前年（2019年），我意识到新疆棉花产业可能成为国家反华势力打击的重点对象；去年（2020年），我就此撰写了相关调研报告，并于8月中旬在《财经》、《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两篇公开文章：

　　——《中国基础农产品当前潜在风险不在于粮油而在于棉》，以“《中国应不会爆发粮食危机，但应高度警惕棉花减产风险》”为题刊发于《财经》杂志；

　　——《中国棉花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刊发于2020年8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此次新疆棉花风潮，计划写四至五篇系列文章。第一篇《为什么要保卫新疆棉花》刊发于3月26日《新京报》客户端，刊发时略有删节；

　　第二篇《制裁疆棉，胜算安在？》刊发于3月29日《新京报》客户端，刊发时略有改动；

　　本文是第三篇，以“《新疆棉花‘强迫劳动说’既荒谬更堕落》”为题刊发于4月2日《新京报》客户端，刊发时略有删改

　　欢迎关注后续文章。

　　3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主题新疆棉花风波：《独家调查丨白棉花为何上了“黑名单”？》，我出镜。

　　视频链接：

　　https://tv.cctv.com/2021/03/27/VIDEgcLwQ7YK6k7E8OYGY3TF210327.shtml?spm=C96370.PPDB2vhvSivD.ERPyWJCsPwT9.15；

　　3月28日央视4台中文国际中午12点中国新闻播放，视频链接：

　　https://tv.cctv.com/2021/03/28/VIDEmfBO7SY0cVdkLtX3vtiM210328.shtml?fromvsogou=1；

　　本文主要论点：

　　国际反华势力抹黑新疆棉花产业使用“强迫劳动”之所以荒谬，不仅因为在微观层次上，从外国政府、海内外企业、到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拿着放大镜也未能找出任何证据扎实的使用“强迫劳动”的案例；更因为在宏观层次上，新疆长期享受多层次、多形式、超强力度的援助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可以追溯至清朝治疆，以至于新疆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项福利高于作为援助方的发达省市。

　　西方众多政客、主流媒体等等如此卖力给新疆棉花、棉纺产业泼这种“污水”，折射出了整个西方社会劳动道德观念的堕落趋势，这种堕落趋势正在从根基上摧毁西方社会赖以兴起和发展的新教伦理，有可能导致西方社会无可挽回走上自杀之路。

　　2020.4.2

　　（颁发给来自内地（口内）拾花妹的锦旗奖状）

　　新疆棉花风波评论评论之三

　　新疆棉花“强迫劳动”说既荒谬更堕落

　　梅新育

　　只要对新疆当地历史和现实有所了解，就明白国际反华势力抹黑新疆棉花产业使用“强迫劳动”何其荒谬。他们的抹黑之所以荒谬，不仅因为在微观层次上，从外国政府、海内外企业、到良棉会（BCI）[①]之类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拿着放大镜也未能从这条产业链上找出任何证据扎实的使用“强迫劳动”的案例；更因为在宏观层次上，新疆长期享受着多层次、多形式、超强力度的援助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可以追溯至清朝治疆，以至于新疆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项福利高于作为援助方的发达省市。而目睹西方众多政客、主流媒体等等如此卖力给新疆棉花、棉纺产业泼这种“污水”，令人不能不正视由此折射出的整个西方社会劳动道德观念的堕落趋势，正视这种堕落趋势给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投下的浓重阴影。

　　（对新疆兵团发展贡献卓著的张仲瀚将军）

　　一、新疆长期享受国家超强力度转移支付

　　与其它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样，新疆享受的财政经济转移支付包括3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大致可以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

　　第二个层次是东部、中部省市对地级及以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对口援助，这笔援助不计入受援方财政支出账簿，而是计入援助方财政支出。

　　第三个层次即央企以大大低于内地市场、甚至常常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提供货物和服务，特别是能源、电信等基础物资和服务。如多年来新疆市场天然气价格大大低于内地，以至于石油央企在疆子公司即使在2002—2014年间的世界性超级牛市期间也出现了多年亏损。

　　就第一个层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言，首先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新疆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本级财政支出/本级财政收入×100%）指标变动。1950年至今，除1952、1954、1957、1962、1963、1964、1966七个年份之外，其余所有年份新疆本级财政收支均为赤字，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缺口。其支出收入比指标几经波动，1975年曾高达876%，1994年起稳固地超过200%，2000—2019年间有9年超过300%，2016—2019年一直高于300%，依次为319%、316%、326%和337%。

　　再看历年新疆地方本级财政收支具体数额：

　　1978年，新疆本级财政收入7.14亿元，本级财政支出17.02亿元，为收入的2.38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赤字9.88亿元。

　　2019年，新疆本级财政收入1578亿元，本级财政支出5315亿元，为收入的3.37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赤字3738亿元（四舍五入）。

　　2013—2019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新疆本级财政赤字合计19650亿元。

　　就第二个层次对口援助而言，2014年4月7日《新疆日报》刊发文章《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共创新疆各族人民美好未来》，提供数据如下：

　　“2010年中央财政对我区的补助资金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25.4亿元，2013年达到1854亿元，四年累计7814.6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8.9%。19个援疆省市援助我区资金564.6亿元（不含兵团），实施援疆项目3223个，援助资金70%以上用于民生建设。”

　　此文没有明确说明上述19个援疆省市援疆资金564.6亿元数据是1年的援助还是2010—2013年间4年合计，联系上下文来看，更有可能是4年合计。2010—2013年，新疆本级财政收入依次为500.58亿元、720.4亿元、909.0亿元和1128.5亿元，合计3258.48亿元，[②]上述19个援疆省市援疆资金564.6亿元相当于2010年新疆本级财政收入的1.13倍，相当于2010—2013年新疆本级财政收入总和的17%。

　　单凭部分地方案例而言，对口援助数额也已经相当可观。如北京市对口援疆地区是和田，据和田政府网数据，和田地区人口2017年末为252万人，GDP为236亿元，北京市连续多年每年援助和田金额逾20亿元，即和田居民人均近千元，占和田GDP近10%。

　　此外，内地各省市开设的新疆班、西藏班支出全部由开班省市财政负担，而据有关报道，仅新疆班每年支出就超过百亿元。

　　2014年4月7日《新疆日报》刊发的这篇文章《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共创新疆各族人民美好未来》提到，新疆社会保障福利领先全国：

　　“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却能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即3年学前教育加小学至高中12年基础教育，作为援助方的内地省市实行的则是9年义务教育，即小学6年加初中3年，千百年来为中国提供了最多人才的江浙沪等省市也不例外。倘若没有中央和内地省市持续的超强力度援助，新疆要实施这些领行全国的社会福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二、轻徭薄赋和转移支付是清朝以来中国治疆的一贯做法

　　进一步由此上溯至清朝，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平定新疆以来，除中国内地天下大乱的情况之外，轻徭薄赋和转移支付就一直是中国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一贯做法。

　　从财税制度发展的角度看，清朝平定新疆是新疆当地财税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通过废除唐朝安西、北庭两都护府陷落之后新疆当地逐步引进实行的游牧政权和伊斯兰财税经济制度，在西域重建先进、完善得多的中原财税制度，清政府完成了减轻当地税负、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财税制度顶层设计。

　　须知，伊斯兰财税经济制度的三大基本特征是宗教神权统治、高度军事化和差别待遇，具有强烈的内生重税聚敛倾向，清政府在西域重建的中原财税经济制度基本特征则恰恰与之相反。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财税经济制度，莫卧儿王朝则是中国明清之际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整理对比明朝和莫卧儿帝国，我发现，即使在莫卧儿王朝最清明君主阿克巴大帝治下，其田赋税率也高达明朝10倍以上。

　　（莫卧儿王朝最清明君主阿克巴大帝治下田赋税率高达明朝10倍以上）

　　正是在中原财税经济制度的顶层设计之下，清政府在新疆实现了大幅度的减轻税负。按《乾隆户部则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对新疆民田田赋额定十分取一，这一税率尚不足阿克巴大帝治下莫卧儿帝国的1/3。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国势颓唐的晚清时期，实际税率（1/5）也只相当于阿克巴大帝治下莫卧儿帝国的60%。

　　再加上清政府对新疆实施了内地承担全部军事、行政经费的转移支付政策，在新疆大规模屯垦，在当地征收的税赋基本上全部用于当地公共事业；包括甘肃省镇迪道（今日东疆直至昌吉等地）在内的整个今日新疆地区由此实现了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即使晚清时期对中国满怀侵略恶意、但具有客观精神的英俄帝国主义分子也对此赞赏不已。

　　如19世纪下半叶活跃的英国历史和政论家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年），他的《阿古柏伯克传》（The Life of Yakoob Beg）一书大肆吹捧浩罕汗国侵华头目阿古柏，但通过大量援引史料和对当时新疆本地穆斯林居民的调查，他对各中原王朝管辖南疆的实绩评价远远高于该地区游离于中原王朝有效管辖之外时期：

　　“从八、九世纪，中国政权从中亚和西亚退出起，直到十八世纪开始，喀什噶尔和它的邻邦的历史都只是连绵不断的灾祸而已。……”

　　……

　　在详细描述了清政府平定南疆之后发展农工商矿各行各业、建设水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吏治等实绩之后，包罗杰评价道：“中国人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使他们的统治在五十多年中成为喀什噶尔和准噶尔的幸福。”

　　在详细描述了阿古柏统治下南疆城镇、农田、道路的残破之后，他写到清政府治疆时建设的基础设施时写道：“……从喀什噶尔通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喀喇沙尔和吐鲁番的大路则是筑路工程的杰作。它尽可以大胆地与罗马帝国的大路相比，这是中国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毅力、技巧、能力的不朽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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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对照描绘评价，在全书中比比皆是。

　　（清军收复新疆战斗图）

　　三、抹黑疆棉折射西方社会劳动道德观念堕落

　　棉花是新疆支柱产业，但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高；只要中国保持国内社会稳定，国际反华势力对新疆棉花的抹黑、围攻就翻不了天。因此，从经济研究的视角出发，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对新疆棉花乃至整个中国扶贫事业的抹黑、围攻中，折射出了西方社会劳动道德观念的堕落趋势，关注这种堕落趋势对西方社会生存发展根基的损害，关注这种趋势给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投下的浓重阴影。

　　抹黑、围攻新疆棉花乃至整个中国扶贫事业折射西方社会劳动道德观念堕落趋势，最典型案例是良棉会（BCI）组织负责人达米恩·桑菲利波（Damien Sanfilippo）去年12月接受BBC采访时。在那次采访中，达米恩宣称，中国新疆地区贫困人群因为“扶贫项目”的缘故“被迫劳动”，这群贫困户哪怕拿到合理工资，也是“不合理的被迫劳动”；这样的言论令人震惊。

　　主张贫困人群坐吃福利仰人鼻息，反对他们合法劳动挣取合理工资？

　　须知自食其力本该是一个正常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达米恩上述言论是摧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正常价值观。良棉会（BCI）这样的西方大型、主流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能够“义正辞严”说出这样的话，BBC能够把这种言论当作正面堂而皇之大力传播，表明西方社会的正常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颠倒，其劳动道德观念已经大面积、大幅度堕落。如果西方一些人为了给中国难堪，不惜通过洗脑让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接受这种寄生性价值观，那实质上是西方社会自杀。

　　（马克斯·韦伯）

　　《圣经·创世纪》有云：“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基于这类教义引申发展而来的新教伦理将劳动致富视为无上美德，这种伦理是西方世界得以在近代大争之世兴起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关键，马克斯·韦伯正是总结这一历史经验而写出了不朽杰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然而，时至今日，从欧洲还是美国，过度福利导致的劳动热情衰退、效率下降、财政负担等问题正日益严重；在此基础上，西方主流机构如果还卖力向社会灌输上述“BCI式”价值观，主张贫困人群坐吃福利仰人鼻息，反对他们合法劳动挣取合理工资，西方的前途能够乐观吗？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我曾发表文章，呼吁中美两国摆脱“自伤性竞争”；但在现实中，为了对抗中国，西方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已经不顾一切，不惜走上损害自己社会凝聚力和发展根基的“自伤性竞争”之路，他们这种自以为聪明的选择，是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社会自我涣散解体、走向自我灭亡之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对此满怀兴趣，会持续观察，拭目以待。

　　（2021.4.1，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缩写“BCI”，亦译作“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