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不要借袁老去世制造撕裂！

　　不要借袁老去世制造撕裂！

　　2021年5月22日，令人尊敬的袁隆平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起初，我不太相信是真的，消息被确认以后，感到非常地震惊与遗憾，一直感觉袁老身体很棒，这样的突然离开，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一个情感适应期。

　　这几天，整个湖南，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对袁老的追忆中，令人特别欣慰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在改变，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仰，他们对英雄的信仰，都是动情的，都是真切的，这种改变比物质进步来得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极少数人，包括极个别网络大Ｖ，竟然公开侮辱袁老。这是不可接受的，从道德层面看，应该受到谴责，从法律角度看，应该被受到惩罚。

　　这几天，著名教授饶毅的文章《饶毅：55年前袁隆平发表论文的意义》也很火，在微信公众号里已经是“10万+”了，实际数量远不止十万。在其它网站，阅读量也相当大。如果，他仅仅从科学层面分析杂交稻历史倒没有什么，关键问题是，他文首的侧重点和引导性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影射时代。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暗指袁老当年因为搞杂交稻研究受到非正常对待；二是暗指袁老在“文革”中受到打击；三是暗指某期刊的停刊差点误了袁老的大事业。

　　实话实说，我本人既反对普通人的极端思想，也反对精英层的有意误导，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误导是有害的，在好不容易取得较大共识的科学家身上制造撕裂是不明智的。看饶教授文章的人多集中在教育界和科研界，引起的思想撕裂也更为显著。在我的朋友圈中，就有人在转发文章时感叹：“袁老真不易啊！一边受迫害，一边搞出了杂交稻；那个时代差点毁了袁隆平；这篇文章的信息量真大啊！……”

　　事实果真如此吗？

　　建议大家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在这件事情上保持理性探讨的态度。

　　下面，我想从多个方面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关杂交稻的问题。

　　第一，不要把质疑简单地上升为政治斗争。

　　不排除袁老当年在安江农校搞科研时受到了质疑，甚至可能出现了嘲讽的声音。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手段阻止袁老搞杂交稻研究。争议也好，嘲讽也罢，那都不算什么，不要说当时，就算是今天，稍微重大一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不都在受到质疑吗？不光是质疑，部分项目还受到了质疑者的攻击。难道今天的环境也是政治斗争？饶教授自己不也是经常质疑其他科研工作者吗？难道你也包含科学之外的含义？

　　第二，袁老真的因为反对毛主席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吗？

　　我不知道饶教授手上有没有证据证明袁老在文革中被迫害过，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袁老的科研一直未真正间断过，至少没有被以“反对毛主席”而要求不允许搞科研。现在，包括饶和其他人在内，对当时农业部长1966年的一封信传得神乎其神，好像没有这封信，袁老就会被继续整下去，杂交水稻也就没办法搞了。

　　这就非常无知了，1966年，文革刚开始，农业部长的一封信能够左右湖南的政治运动？不要说一个部长，就是元帅级人物或正国级人物的信也未必见效，真要是被定为批斗对象，部长是解决不了的。从1964年开始着手研究，到1967年被湖南省列为重点项目，袁老一直都在从事研究。

　　我再跟大家讲点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的书，在介绍每一件事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到“四人帮的打击”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两种说法。然而，在介绍水稻研究的记载从未提到这两个说法，《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对湖南省自清朝末年到1985年的粮食发展做了全面介绍，尤其是重点介绍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历程（第72页至第130页），占全书的一半字数，没有一个字提到过杂交水稻研究受到冲击。恰恰相反，全书仅在一处提到文革，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基层单位推广矮杆早稻的积极性仍然很高”（见第72页）。

　　第三，袁老不发论文，杂交稻研究就会中止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告诉大家另一个历史真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粮为纲”的时代，研究稻谷种子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当时，除了有大的研究院所，各县都有农科所，后来转设为科委，科学家搞研究，技术员也搞研究，每个地方都会印刷简单的科研通讯，定期汇报各地研究成果，除袁老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农业科学家在同步做研究，他们没有写什么论文被农业部长看见，但他们也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科研突破（稍后再议）。

　　另外，当时的全国各地，除了研究杂交水稻之外，很多稻种的研究都在同步进行，决非只有杂交水稻的重要论文出现才可以在文革中被重视。我就以湖南省的水稻研究为例，在研究杂交稻的同时，湖南省还在研究万利灿、胜利灿、茶粘1号、南特号、农垦58、农虎6号、雷火粘、红脚旱、番子、白米冬粘、红米冬粘和油粘等品种，其中“矮脚南特”的最高产量曾达到800斤以上，湘矮9号的推广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后来，它还与杂交水稻搭配季节播种。（见第65页到第72页）

　　当时的年代，有好的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理论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好的研究也能脱颖而出，决非是今天这样的学术环境。

　　第四，“南优2号”的转折点是什么？

　　饶毅也好，网络文章也好，都把“南优2号”的成功时间记为1964年，这就非常搞笑了。

　　“南优2号”是杂交稻成功的标志成果，那么，促成它成功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是这样描述的：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发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植株（野败），为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李必湖最早发现，但也离不开袁老的贡献，因为李是袁老的学生，又是袁老课题组的成员，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益于袁老师的指导，最大的贡献者仍然是袁老。

　　第五，“南优二号”的成功是不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个“集体”既包括科学家集体，还包括农民集体，更包括国家体制上的集体主义。按《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介绍：1972年，国家组织了21省市大协作，103个单位，300多科研技术人员，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是主力部队，江西的颜龙安先生率先培育出不育系珍籼97Ａ，福建的谢华安率先培育出恢复系籼优63，这就为成功完成三系配套奠定了生产上的基础。

　　除了科研人员协作，要大面积种植三系杂交稻谷，群众的贡献也是离不开的，1975年，光湖南一省就派出3.7万人赴海南种植杂交稻，共种植8.5万多亩种稻。

　　这样的科研体制和推广体制，只有在国家组织下才能进行，如果放在今天，杂交稻可能不会问世，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杂交水稻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第六，“杂交水稻之父”归属值得争论吗？

　　有人讲美国人最先搞杂交水稻研究，也有人说日本人比中国更早研究，认为“杂交水稻之父”应该属于他们。我不认同这个看法，他们搞得早，但他们都没有搞出来，袁老不但带头搞了，而且最终让它变成了大面积推广的优质稻种，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就是袁老的，外国人没资格戴这顶帽子。

　　谢老，颜老，李必湖，对杂交水稻的贡献也极大，但如果要溯其本源，我认为还是袁老的贡献更大，还是要树袁老为标杆。

　　第七，中国的粮食安全只靠杂交稻来保证吗？

　　这个说法，我本人是不太赞同的，既要谈科学家的个人贡献，也要谈杂交稻的种子贡献，但不宜过度夸大一个粮食品种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不等于稻谷。中国南北方生活差异很大，南方人以大米为主，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整体上以大米为主的可能略占多数，但并不代表稻谷之外的粮食就不重要，各类作物种子的研究都凝结了无数科研人员的贡献，他们都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粮食安全决不只取决一两个科学家，也不只取决于某一两个品种。

　　稻谷不等于杂交水稻。中国的稻种有很多，常规稻和杂交稻至今还是在并行发展，杂交稻占比还不及常规稻。越往后走，情况可能会发生更大变化，转基因稻或许将在更大范围内走上百姓的餐桌。

　　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不在量上，而在质上，这个“质”又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种子上面，转基因会不会是下一个主潮流？又会不会是下一个风险点？

　　第八，尊重英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真心尊敬并信仰袁老，至少应该有两个态度：

　　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最好把思想集中在科学本身上面，不要习惯性含沙射影地批判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年代。

　　在讨论历史时，最好把重点放在引用历史原著上面，不要习惯性凭自己的臆想就推而广之，尤其是不要刻意引导读者搞政治撕裂。

　　英雄已逝，未来不排除有很多新的争论，离开科学和事实，所有的争论都是私心作怪。

　　袁老走了，中国为之恸，世界为之恸，九泉之下亦必为之恸。

　　杂交稻只是中国粮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脚印，未来人的粮食安全还得靠一代代科学家不懈努力的创新，若求大成果，先求大团结。

　　附言：

　　吴孟超院士的离世与袁老的离世一样令人悲伤，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足以感天动地，他的追悼会上，没有奏哀乐，奏的是国际歌，伟大人物离开之后还给人民留下一次伟大的声音，我不会忘记您！

　　写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

       【作者/孙锡良，大学副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