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争鸣——两个时期的科研特色

　　北京正在开科技大会，看了标题，没有点开看正文。

　　会振奋人心，会令人激动，会鼓舞到全国人民，一年一度。

　　观察国外，美国，欧洲，俄罗斯，日韩，等，似乎都没有这样的年度大会。

　　回看新中国前几十年，也没有这样的年度例会。

　　从科学规律及国内外经验看，开会可能并不是成果的决定因素，“春天”也未必能从纸上走向现实，院士数的多少未必就能突显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

　　古往今来，治世最忌“刑滥而赐无节”，当赐得赐，赐而无节，必致贪赐而务虚。

　　袁先生突然走了，杂交稻还在，我们不妨以“杂交稻”为案例来分析一下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科研体制的异同。

　　★论文与科研

　　袁隆平在发表那篇雄性不育论文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在偏僻中专学校安江农校任教的普通教员，在发文时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科研立项，纯属个人科研兴趣，他的论文能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的科研思维非常务实，科研期刊亦如此。

　　放在今天，袁先生的论文恐怕可能在编辑手上就被扔了。《科学通报》英文版无论如何比现在的大学学报等级要高，就拿一般985大学的学报要求来讲，不是一本以上学校的教师，没有一定级别的项目支撑，你的论文基本上无法通过初选，人家连内容几乎都不用看，看作者简介就完了。更高级的期刊就更不用讲了。

　　换句话讲，袁先生是很幸运的，那是一个不嫌贫爱富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唯权威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唯帽子的时代，破除了唯上、唯书、唯权威，小教员袁隆平的科学想法才得以在期刊里延续生命。

　　★科研与行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管理，科研离不开行政，前后两个时期都一样。

　　但如果要细究，两个时期的管理又有很多不同。

　　袁隆平，当时还不是全国知名，国家科委的领导能从期刊论文中读出创新性实属不易，说明管科技的官员自己懂科技，说明当年的科技期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支撑决策。

　　近几十年，还有省部级领导专心看科研期刊吗？科技部又有几位领导在看科研期刊？还有哪个领导会关心一篇论文？

　　当然，在唯论文的今天，领导即使有心，怕也是无力，论文已经多到成灾的地步，领导想看，都不知道从何入手，永远看不完，哪能从中筛选有用论文？举个例子讲，前些年，纳米材料论文非常疯狂，如果有人愿意把已经挂网的论文全部用Ａ４纸给打印出来，其高度应该可以与珠峰并肩。然而，这么滥的论文潮流，又产出了什么呢？

　　★帽子与立项

　　过去，科研立项主要是政府层面，也即纵向项目。近几十年，是纵横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