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纽约时报》——白宫施压情报界，将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挂钩！

　　今天是6月3号，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下令让美国中情局90天调查清楚所谓的“中国病毒”，且要一口咬定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

　　拜登为什么搞这种阴谋论呢？情报机构要得出病毒不太可能来自实验室的结论很容易，只需要拿出世卫组织专家的研究结论即可；但要认定病毒来自实验室很难，因为必须得拿出另外的证据，但美国拒绝出示证据。美国的目的是让事实模棱两可，使之符合国内政治需要，又打压了中国。

　　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骗子遇到了傻子，美国这是一派胡言，但是胡言也有可能被人相信，相信了之后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美国媒体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炮制新一轮阴谋论，炒作所谓“实验室泄漏”话题。其中带头参与炒作的一名美国记者在约20年前就曾以相似手段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波助澜，如今，他又“故技重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3日刊登的文章称，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研究人员“身体不适并求医”，以此翻炒“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泄漏”论。但实际上，武汉病毒研究所2021年3月23日已发布声明澄清，在2019年12月30日前，该研究所未接触过新冠病毒，且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零感染”。

　　但美国不管事实。《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用的都是匿名官员消息，说法是“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透露”，更讽刺的是信息来源是“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作者之一迈克尔·戈登，19年前任职《纽约时报》时就曾以相同的手段炒作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成为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帮凶”。

　　2002年9月，戈登和同事朱迪思·米勒合写的一篇报道声称，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购置了用于浓缩铀离心机的铝管。这篇文章刊出当天就被布什政府多名高官引用，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等人都借报道所提的铝管渲染核武威胁，向外界传递“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信息。

　　半年后的2003年3月，美国便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理由，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生灵涂炭、家国破碎。

　　记者故伎重演，拜登继特朗普之后继续炒作，到底是为什么呢？一周前，拜登政府还一直坚持在世卫组织框架内开展新冠肺炎病毒的溯源调查工作，现如今为何突然改变态度，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开展调查，甚至寻求盟友的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5月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整个过程都被政治化了”，“希望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能够把政治和科学分开，让我们在适当和积极的氛围中去探寻答案”。所以美国这个决定并不得人心。

　　美国不是真的关心病毒溯源工作，而是因为拜登在控制国内疫情的形势下另有盘算。昨天《纽约时报》的文章透了底：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真相”，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真是这场百年一遇大流行的中心，这一发现本身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科学事件。

　　找出真相，关键在“找出”，在过程。而真相是什么？第一个是真相，第二个是基于主观认定的真相，第三个是通过舆论战要公众相信的所谓真相。美国这一做法便是以真相的名义来探讨真相，然后给观众洗脑。

　　《纽约时报》做了个分析，首先，在现实的世界中，中国可以说对新冠病毒没有责任，并且粉碎了病毒，而西方不能；而在另外一个美国所虚构的世界里，这件事就成了“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只不过中国的无能和掩盖不仅使自己的一个城市生病，也令整个世界生病。这两个世界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美国人要着力宣传的是这个虚拟的真相。

　　《纽约时报》说，后一种情况还会引发一场辩论，收获一种舆论：实验室泄漏的教训表明，我们实际上需要“将中国更多地纳入国际秩序，制定更多跨境健康和安全标准尝试进行科学和学术封锁，停止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种资金，试图通过更强硬的边境政策、更严格的旅行限制和去全球化来管理风险”。

　　也就是说，美国的态度是病毒真相如何他们并不在乎，反正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来管束中国，无论是谁的责任，中国必须对这件事负责。

　　拜登现在重启调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是一种作秀，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延伸。整件事情服务于其内政外交利益，和真正的所谓病毒溯源工作并无直接关系。

　　拜登政府现在高调推动调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展现所谓的国际领导力，这符合拜登重拾美国领导力的执政路线；第二，缓解来自右翼势力的施压，借机推翻右翼言论；第三，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中寻求新的抓手，借机团结盟友，加大对中国的施压。

　　出于选举利益需求，美国右翼政客编织了“武汉实验室病毒”阴谋论，特朗普和蓬佩奥甚至直接称之为“中国病毒”。这件事成不成功对拜登政府来说都有利，成了，自然是抹黑了中国，但是，拜登政府如果能够通过新的情报调查粉碎这类右翼言论，证明病毒与中国实验室无关，也算是政治上的一种胜利。一方面可以凸显特朗普防疫不力，继续否定特朗普执政，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自己在抗疫方面的正面形象。

　　所以，美国的政治特点是即便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永远是在争斗的。

　　拜登还希望盟邦提供有关武汉的证据，包括目击证人，截获的数据等，主要局限于五眼联盟国家。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不相信病毒源自实验室；澳大利亚则支持更多调查；日本和加拿大表态则是稍微谨慎一些。这其实也符合拜登的盟邦外交路线，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的舆论施压。

　　司马南认为，总体上，拜登启动病毒溯源的调查工作这一思路既有国内的考虑也有国外的考虑，对他而言，利大于弊。

      【司马南，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司马南频道”，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