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当前既重要又紧迫的是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

　　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2021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闭门研讨会1暨CF40季度报告会“人均一万美元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做的点评。

　　内容提要：

　　中国真正的增长潜力还是来源于结构性潜能。对于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我们提出了“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增长打开物理和动能空间。这个领域提供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70%-80%的潜能。“3”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新三大短板”。“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大动能。这是全球性动能，中国在这两方面实力不弱，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

　　如果需求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经济已有风险点显露加快，经济有可能出现一种“增速偏低、价格过高、效益下降、风险增大”的“类滞胀”不利局面。当下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应正确判断形势、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局面出现。

　　近期部分房地产企业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形债务负担过重难以为继，还有双碳目标下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诸如此类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再拖，有些也拖不下去了，但在处置方法上面临短期与长期、目标与手段等关系的平衡，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减碳不能“单打一”，而是应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减碳不能运动式，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减碳不能指标错位，现在是按照行业和地区确定减碳目标，很可能出现碳生产率低但获得更多碳资源的情况。

　　制度创新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实际上，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以下为文章原文：

　　“一万美元”节点需重点关注结构性潜能

　　“人均GDP一万美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很敏感和很特殊的节点。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变为中低速，背后的原因是增长动力的转变，由模仿到创新，由规模到效率，并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都相当大，因此有些国家突破“人均一万美元”后又回落下去，有些国家则一直未能突破。例如，俄罗斯曾在十年前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但前一段时间又跌破这一数字。

　　宏观政策方面，经济增长转向中低速，需求不足的问题突出，所以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诱惑力，也存在实际需求。

　　这对宏观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很大的考验，不仅要认识到货币政策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

　　刚才张斌讲到的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延伸阅读：人均收入越过1万美元门槛之后的关键挑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了中国。

　　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稳定和平衡的问题。更重要地，我们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因为中国真正的增长潜力还是来源于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中所具有的潜能。中国当下人均收入1万美元，发达国家是3万多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们的结构性潜能。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动能进行排序，结构性潜能排在第一位，宏观政策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

　　对于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我们提出了“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增长打开物理和动能空间。这个领域提供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70%-80%的潜能。

　　“3”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新三大短板”。

　　“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大动能。这是全球性动能，中国在这两方面实力不弱，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

　　以上结构性潜能下一步可以总结为“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基建、房地产和出口，现在这些动能仍在发挥一定作用，但以后会逐渐退出。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到如何释放“1+3+2”的结构性潜能，关键还是要实质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则有些潜能很可能是“看得见，用不上”。

　　结构性改革需“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

　　从近期数据看，1-8月份总体保持了经济恢复态势，但9月份部分指标出现明显回落。从三季度公布的两年平均增速看，三大需求的四季度增速有可能不及预期。

　　如果需求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经济已有风险点显露加快，经济有可能出现一种“增速偏低、价格过高、效益下降、风险增大”的“类滞胀”不利局面。当下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应正确判断形势、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年初政府定的经济增速是不低于6%，这种目标是留有较大余地的，正常情况下，应该力争8%以上的增速，两年平均达到5%左右。以此为基础，明年再争取不低于5%的增速。

　　对经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应以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加以解决。近期部分房地产企业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形债务负担过重难以为继，还有双碳目标下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诸如此类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再拖，有些也拖不下去了，但在处置方法上面临短期与长期、目标与手段等关系的平衡，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长规划，就是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确定目标和任务，同时也是给出明确预期和缓冲纠错空间；硬措施，就是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不能动摇和退让，这也是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软着陆，这是要追求的结果，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的泡沫破了，不至于动摇大局。

　　在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同时要稳预期，加强政府有关机构与市场和社会的沟通，更重要的是以深化改革、释放结构性潜能的办法扩内需、稳增长。最近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国内外反应积极。下一步可在都市圈城市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城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放宽基础产业准入以实质性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采取一些标志性、突破性的举措。这些举措短期内能够提振信心、扩大需求，中长期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降碳、减污、增绿和增长

　　须协同推进不可偏废

　　上半年PPI大幅上升，初期判断是由于供需关系短期不平衡，基本面因素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涨价应该是短期现象。但实际情况是上涨时间在明显拉长，主要影响因素已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部分行业和地区一度出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的情况。

　　近期关注和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双碳长期目标和短期措施的关系。双碳目标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必须努力实现，不能动摇。

　　但从近期情况看，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是应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发达国家主要是减碳问题，而我们在上述几方面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

　　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和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好事不一定能够办好。

　　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从经济学角度说，用实物的数量指标，如某个行业产量、生产领域中包括能耗在内的投入品数量，作为或实际上成为宏观考核和监管指标，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之一。应该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如放开煤电价格的办法，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动力节能减排。

　　当前碳价格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差异很大。碳资源在持续减少，碳资源的分配也要遵循生产率原则，碳生产率高的地区和行业，应当获得相应较多的碳资源配置。而现在是按照行业和地区确定减碳目标，很可能出现碳生产率低但获得更多碳资源的情况。这样既不能解决效率问题，也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当前应把关注重点转向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要提出一个基本问题，要不要、如何使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客观地讲，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在相当长时间看起来只能如此。这套办法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可能较快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应该也有可能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

　　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实际上，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进而使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