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少鹏对话高小贤：“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实践
导 语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妇女研究学者为什么容易接受“妇女发展”这个概念，而非Sex这个概念？这一代中国妇女研究者为何从反思现代化入手，研究并实践妇女发展问题？难道推进现代化不能带来妇女的发展？国内成立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培养的“黑跑”人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该研究会的队伍构成具有中国共产党实践过的“三结合”特点？妇女与性别的议题如何在发展项目的实践中总结和输出中国经验？……
这篇文章通过社会学者宋少鹏与社会理论实践者高小贤的对谈，探讨呈现了这些问题。文章以高小贤的个体经历为对象，把高小贤及其参与的妇女、性别发展事业,放置到更大的时代背景和更长的历史、文化脉络里，通过追随高小贤的视角和思想历程，生动地展现了“妇女/性别与发展” （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这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和实践路径。
一
“以自己为方法”的研究进路：
对话与反思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召开第五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而是以＋5、＋10、＋15、＋20的方式纪念它，既总结成绩，也不断提醒世人与各国政府——95世妇会设定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2020年是95世妇会召开25周年，《山西师大学报》向高小贤和宋少鹏发出了笔谈的邀约，希望延续《社会性别进中国：历史进路与理论反思》那篇的访谈与代际对话的方法，借着“北京＋25”的这个历史节点，回顾95世妇会以来高小贤深度参与的行业——“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历史进程，记录历史、总结经验。
因各种原因，文章不断拖延，但是回顾这段历史确实是非常必要的，高小贤与宋少鹏最后商定尝试用“对话”的形式来完成这篇文章。她们一直在追问：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下运作的妇女／性别发展实践有没有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有没有理论上的价值？能否贡献于妇女发展理论？正因为作品的开放性，她们尝试以“对话”这种形式来呈现思想的进行式。
妇女劳动海报 | 图片来源：网络
2015年以来，宋少鹏和高小贤围绕着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不断探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妇女／性别发展理论，如何认识中国的妇女／性别与发展实践的独特性，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古今中西各种思想资源在其中的位置，如何理解体用关系，等等。直到今天，持续不断的对话和讨论仍在进行中。在《社会性别进中国——历史进路与理论反思》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gender进入中国的其中一个重要管道是借助 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即借助“发展”项目进入中国的。如果说那篇文章我们侧重Gender，讨论Gender是如何与中国在地的思想文化和政经资源结合转化，如何“社会性别化”的，那么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侧重谈“发展”。
二
初触GAD理论：
历史语境、时代关切与理论需求
宋少鹏
高老师，在《社会性别进中国》那篇文章里，您提到您第一次系统地听到gender与GAD等有关理论与概念是在1993年夏天（7月11日至24日）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研讨班上。对于很多中国学人来讲，天津研讨班不仅是Gender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妇女研究界的起点，事实上，也是GAD概念进入中国妇女研究界的起始。您是最早一批接受并实践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学者，能否介绍一下您怎么会对GAD产生兴趣？背后是什么样的动因吗？
高小贤
现代化与妇女解放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这批妇女研究者对GAD感兴趣的直接动因。在天津研讨班上，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仉乃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陶春芳和我被安排在第一个专题“现代化、妇女与发展”发言。仉乃华的报告是《以妇女与发展研究的视角看妇女与社会经济变革》，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到GAD理论。陶春芳讲的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1990年立项的全国规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基于1990年数据，分析了中国妇女地位，涉及五个部分：法律地位、劳动就业、教育、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我报告的题目是《经济改革与农村妇女》。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研究者是如何理解“发展”的，当时的妇女研究者在关注什么，在焦虑什么。
一方面，我们与80年代90年代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欢迎改革开放，拥抱现代化，同时面对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各类“妇女问题”，特别是新出现的城市职业女性的双重负担、企业拒收女工、打工妹、女大学生就业难，农村出现的非农转移中的妇女滞后问题、农业女性化问题、农村妇女土地权属问题等，引发了中国妇女研究者对改革与妇女地位／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也是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下简称陕西妇女研究会或研究会）成立的背景之一。
1986年6月，研究会成立时召开的会议主题就是“改革与妇女问题”研讨会。198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妇女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婚姻家庭问题，应对的是当时农村出现的妇女外流、买卖婚姻、拐卖妇女以及新《婚姻法》实施后大量的离婚案件。80年代后期，妇女研究开始更多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和妇女的关系。陕西妇女研究会成立于80年代中期，机构的名称体现了80年代上半期的关注焦点，机构成立大会的会议主题体现了80年代中期的社会热点。
在天津研讨班上，仉乃华介绍完西方的“妇女与发展”这门学科的起源、学科的特点之后，有一个“问题与探讨”的讨论部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等于妇女解放吗？”与会者对于商品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影响就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会带来妇女地位提高；
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会带来妇女地位的跌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女性状况的改善，但不会自然带来女性地位的提高。
对于我自己而言，现代化与妇女的关系问题是我一直很关心的问题。早在1987年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召开的“妇女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我递交的文章就是《关于现代化与妇女解放的思考》，在文章中，我开门见山抛出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会自然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吗？”所以，在天津会上，我对乃华的报告感兴趣也是情理之中。我们这批妇女研究者因为关注妇女，看到了经济改革、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对“人”的忽视，也就是后来“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为什么与妇女／性别研究特别亲和的原因。
宋少鹏
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对“妇女与发展”的关注，天津会议实则并不是最早的。1993年7月的天津研讨班之前还有一个会议，是1992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北京大学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四个议题：改革大潮中的妇女、妇女与法律、妇女生育与健康、妇女与文化。“改革大潮中的妇女”这一板块主要关心的是两个议题：城市妇女就业问题与农村妇女非农转移问题。在这个会议上，相比于对城市妇女就业问题的关注，讨论农村妇女问题的论文只有两篇，一篇是您的《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另一篇是孟宪范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妇女研究界关注经济改革、现代化对城乡妇女的正负面的各种影响。
高小贤
1990年郑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算是中国妇女研究界最早以“妇女与发展”为主题召开的学术会议。其实，早在1986年12月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邀请美国女性人口学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过“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只是这个研讨班是交大内部的一个学术工作坊，基本没有对外，对中国的妇女研究界影响不大。
高小贤、郭凤莲和强海燕在
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开幕式上
宋少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的妇女研究学者这么容易接受“妇女发展”这个概念？“妇女发展”的概念似乎并不是1993年才进来的新概念。“妇女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或观念在天津会议之前就存在了。1990年郑州大学的“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已经把“妇女和发展”作为主题了。
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发展”也不是陌生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比如“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等。改革开放本身，在乐观向前的线性史观中，就是被视为处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环节，也是必要的推进手段。发展，代表着一个既可以解释现在的未完成状态又面向未来的概念，包容性极强。同样的逻辑，“妇女发展”的概念既承认妇女现状的不完善性，又具有发展提升的可能性与未来趋向性。邓小平在1985年就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并把发展问题基本等同于经济问题。所以，在“发展是当今的主题”的时代背景下，80年代后半期与90年代初的妇女研究中，“妇女参与发展”“妇女和发展”“妇女发展”这一类概念就随之衍化出来。
郑州大学的会议大概也是这个时代氛围的产物，1990年的郑州会议以“中国妇女参与社会与发展研讨会”为题。1992年北京大学的会议上，已有学者清晰地阐释中国妇女如何通过参与改革和建设促进自身发展：“妇女在参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同时争取着自身的解放与发展”，也就是说，宏观层面的妇女发展观在1993年天津会议前早已初见端倪，且已把“解放与发展”并提，以应对改革中新出现的妇女问题，填补了既有的“妇女解放理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无法解释部分的理论空间。把90年代初GAD进中国的时点放置到更长的历史脉络里，可能会更好地理解GAD之所以能扎根中国的更宽阔的历史土壤与文化—观念脉络。
定位于1990年代初的历史时点，从接受史的角度，Gender和GAD理论是迎合了当时中国妇女研究的理论需求。性别理论的出现填补了“解放理论”框架下中层理论的空白，而“妇女与发展”理论的进入既满足了中国社会对发展的需求，又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妇女研究界对于发展给妇女带来“问题”这一现象出现的合理性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介入与干预。而介入与干预又非常契合革命中国的“革命”思维。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里，认识与掌握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遵循发展规律、进行正确的社会改造——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大规模的介入历史发展和社会干预行动。具有强烈实操性与介入性的“妇女与发展”理念进入中国时，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代人接受起来并不困难，水到渠成，而且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微观革命的可能性。
高小贤
中国的妇女研究有很强的应用性特点。在中国语境下，理论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比如，我们在研究会的机构名称——“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列入“理论”，就是希望通过理论研究促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相比Gender理论，GAD有更强的实践性、介入性与社会改造倾向。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早于1993年的天津会议之前就已经接触到西方发展学理论。我参加了1986年西安交大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第一次系统地听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妇女地位的不同及其相关的理论分析。在研讨班里，苏珊介绍过性别研究中的基本概念：Sex与Gender，当时将Sex翻译成“性别”，将Gender翻译成“性”，但当时“性别”与“性”这组概念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妇女地位”这个概念。她强调妇女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总是和男性的地位做比较，提醒我们即使看到“妇女绝对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而他们相对于男子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下降是非常可能的”。我们以往分析中国妇女地位时，习惯于纵向比较，自己跟自己的过去比，今天与昨天相比，新社会与旧社会相比，新旧比较中记苦思甜，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衡量妇女地位的改善。
宋少鹏
苏珊的“妇女地位”的概念实则已包含了性别分析框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妇女地位”的理解方式。现在重新反思这段概念接受史，正因为“妇女地位”是我们熟悉的概念，我们通过“妇女地位”旧的概念框接纳了新的“性别分析”的内涵，也说明所谓的新概念的进来一定是在既有的历史—观念土壤里转化生长出来的。所以，并非您没有注意gender与sex这组概念，而是通过“妇女地位”这个既有概念接纳了它。
性别分析框架的引入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妇女相对于男性的社会位置。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一方面，纵向比较中妇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上会随着发展的进程、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时期，性别间横向比较，妇女与男性的差距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性别视角的引入很好地解决了妇女研究者的理论困境，也释放了情感与道德上的焦虑，既不与传统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主流价值（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发生冲突，在对经济改革、现代化路径抱持乐观与支持态度，又能很好地回应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妇女问题”保持敏感。介入性的“妇女与发展”项目更是提供了改变的可能途径。
高小贤
95世妇会之后，借着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影响，伴随国际援助机构及其支持的项目，“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话语快速在学术界和行动界传播。1990年代中后期，国内的妇女研究界有一个短暂的与发展项目的结盟或者说蜜月期，一些著名的妇女研究机构和活跃的妇女研究学者在那段时间里都在做着一些和发展相关的项目。
宋少鹏
从妇女研究这条线索出发，后来确实逐渐形成了学院内外的两支力量，学术界与行动界逐渐分离。我的观察是，在高校中仍存在着一支从事“发展研究”的学术力量与行动力量，但不一定会像妇女研究界分离出来的那支实践力量，特别强调以妇女为中心，彰显性别，可以说偏重“发展”吧。在李小云老师的一篇早期文章中，提到北京农业大学综合农业发展中心（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1991年起就正式启动了妇女与农村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并在河北省启动了以培训和资源开发为手段的妇女发展项目，这可能是目前我所查资料中最早从事妇女与发展项目的机构了。
“发展”在有些高校已经进入学院名称里，如中国农业大学的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但在现有的学科体制里，“发展学”仍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妇女与发展”作为发展学的分支，往往只能依赖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但高校这批研究者大多扎根乡村建设的实践，如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团队、叶敬忠团队、何慧丽团队，还有温铁军团队、重庆大学潘家恩团队，等等。这些团队中不仅有一批从事发展研究的女学者，更有一批女性乡建参与者。农村发展项目不可能离开农村妇女的参与，客观上存在着“妇女与发展”的实践。
但是，从发展这条线索出来的“妇女与发展”项目与从妇女研究这条线索出来的“妇女／性别与发展”项目，到底有何异同，倒是值得好好研究。最起码说明，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妇女发展看成铁板一块的有相同理念相似手法的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着理念、手法、支撑的思想资源非常不同的多元群体。您总是说不同的人操盘项目结果是非常不同的。您与谢丽华一起编写过一本书，介绍国内最早的6家民间妇女组织，您能简要介绍下从妇女研究这支脉络出发的妇女发展组织吗？
高小贤
这6家民间妇女组织指的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红枫妇女热线、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
这6家民间妇女组织的共同特点是都服务在一线，都依据自己组织的定位开展各类的妇女发展和服务项目，是行动型组织，是当时在国内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组织。2003年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学习网，在业界也有了一定名气。关注的议题集中在妇女反贫困与社区可持续生计、生育健康、扫盲与女童教育、防灾减灾、妇女拐卖、家庭暴力、法律援助等领域。
聚焦农村妇女发展议题的主要有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河南社区教育中心和陕西妇女研究会，在实践中也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有影响力的项目案例，如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农家女文化书社”项目、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登封周家村实施的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干预项目、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妇女健康促进项目、宁陕灾后重建项目、合阳妇女参政项目等，这些都构成了GAD在中国实践的独特景致。
宋少鹏
您在讲座里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妇女与发展”有两套话语，即广义的妇女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和狭义的“妇女／性别与发展”。通过梳理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妇女与发展”话语初生的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套话语在9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前者逐渐在妇联系统内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嵌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比如，从1995年开始，国家开始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至今，已经实施了三部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2001—2010、2011—2020）。后者主要流通在学院里的发展学者与妇女民间组织的GAD实践中。
三
GAD落地中国时的独特历史条件
宋少鹏
我们若把GAD进中国这个历史时点放置在长历史中，GAD进中国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关切、理论需求就能浮现出来。那么，具体到GAD在中国落地这个具体时点，您在《文化纵横》那篇文章中用了“天时”“地利”“人和”描述GAD落地中国的独特条件，能否具体展开谈谈。
高小贤
90年代初GAD进入中国，占据了各种有利因素。
“天时”是指国际国内大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各类国际发展机构与妇女研究者的共同作用下，国际上逐步形成了WID、WAD、GAD三种理论范式与行动干预路线。三种范式的分歧暂且不论，对于中国而言，同步传入中国时确实是作为一种国际化的知识先期存在的。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扶贫开发战略，扶贫领域也是中国政府最早开放的合作领域。发展类的国际组织最早被允许进入中国。这些国际机构与组织是当时国内扶贫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9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的政治语境更是强调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是《北京宣言》的倡议国与签署国。妇女发展项目代表着“国际”与“开放”，又携带着资金，项目落地对接的经常是贫困地区，所以，缺少资金的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基本还是持欢迎态度的。
“地利”是指中国具备有利于GAD落地的政治文化与体制优势。“妇女能顶半边天”，承认妇女是革命与建设的主体，强调要发挥妇女的力量，一直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有妇联这个体制内的法定团体。换言之，各级党政有做妇女工作的合法性，同时，维护妇女权益、重视并充分调动妇女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力量也是各级党政的责任与义务。GAD项目进入实施地，非常重要的是激活并整合体制内的意识形态资源与体制力量。陕西妇女研究会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激活、协调与整合各类资源的工作。从妇女与发展的实践看，中共从延安的“四三方针”到集体化时期妇女大规模参加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把妇女解放与妇女参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解放妇女的观念深入人心。集体生产解体之后，全国妇联延续这个思路，1989年联合农业部等12个部委机关在农村推出“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此后在城镇妇女中推出“巾帼建功”活动。这片土壤为国际机构的GAD发展项目落地提供了极佳的“地利”条件，包括对接的机构与人员。妇女与发展项目落地时，妇联往往是体制内的首选合作伙伴。
“人和”是指1990年代中期GAD进中国时，承接国际发展机构发展项目的“操盘手”，绝大多数是“知青代”——一批曾扎根农村，熟悉农村工作与生活，接受过新中国理想主义教育，也意味着对农村与农民有感情，同时热切拥抱改革与现代性的知识女性，对外来理论充满着浓厚兴趣，把毛时代“敢叫日月换新颜”的改造社会的热情与抱负在改革开放时代通过农村发展项目重新投射到农村社会的改造中。这批人以77届恢复高考以来的大学毕业生为主体。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四化”政策使老三届的大学毕业生得以进入各种体制内的机构，在党政机关、国企、大学／科研机构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与90年代中期公益组织的领袖实则是同一世代人。在妇女与发展项目落地时，在国家意识形态及国家治理体系内拥有正当性的前提下，共同的人生经历与理想情怀很容易把体制内外的力量结合起来。
四
GAD实践在中国：以陕西
妇女研究会与妇女发展项目为例
宋少鹏
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间妇女组织，也是国内少有的同时活跃在妇女研究、发展界和公益行业的跨界组织，也是国内扎根农村社区时间最长、关注议题最为丰富，可能也是唯一公开宣称“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行动研究”是机构核心能力的社会组织。研究会为什么从一个偏重理论研究的学术机构转向偏向行动研究与行动干预的社会组织呢？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因和实践经验？
高小贤
1990年代中期，陕西妇女研究会从一个关注理论研究的研究型组织转型为注重行动的公益组织，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9月研究会正式开通陕西妇女热线。研究会从研究机构转向公益组织的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两件事促成的。
其一，1993年我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95世妇会亚太地区NGO论坛，第一次对非政府组织有所认识和了解。这时期NGO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学界与行动界。1990年代中期的政治环境也鼓励NGO这种新生事物的成长。
其二，1994年我赴澳大利亚进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接触到行动研究。用行动研究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特点，非常符合我喜欢实干的特点，实则也是高度契合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妇女研究的实践性特点的。1995—1996年期间，研究会引入行动研究概念，由研究转向行动，启动了对现实妇女问题直接干预的服务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会从事妇女发展项目的时间早于研究会的转型。1992—1993年，陕西妇女研究会参与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大型课题“妇女生育健康研究与促进”，陕西的子课题是“陕西贫困地区妇女产前检查比率偏低原因分析”。当时选择了陕南和陕北各一个行政村，调查1989年以来生育妇女产前检查行为与动机。1990年代初，国际发展机构推动的发展项目主要是扶贫、健康和教育。妇女健康是一个新的、也是大的发展领域。除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持的项目，当时19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界的领军人物，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李小江率领河南妇干校和云南妇干校也在云南做生育健康项目。健康也是1993年天津研讨班的主要议题。除了健康项目，1994年1月陕西妇女研究会举办了《中国西部妇女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研讨班，西部十省区的人大、妇联、法学专家共8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培训虽在推进立法倡导、政策参与方面收效甚微，但为研究会储备了人才，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骨干，后来她们成了组建妇女热线、法律援助中心、社会性别培训中心的核心成员。这次培训班的起因是为了配合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出台，依据国家法中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这一条，试图让妇女研究界在各省起草实施办法中发挥一些立法倡导的作用。在行动意义上，向上倡导的失败也促使我眼睛向下，所以对于着力于微观层级改造的行动研究更易接受了。
1996—1997年，一个偶然又看似有必然性的机会促进了研究会在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的实践，并促进了研究会机构性质的转型。1999年，研究会经省民政厅批准过渡为法人社团。研究会最初的定位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兼做学术推广，注册的性质为社会团体，是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省社科联）下属的一个学会，省妇联是它的发起单位也是挂靠单位，会长由省妇联主席兼任，除经费需要自己独立筹措外，其工作内容与我任职的省妇联研究室基本是交织在一起的。
事情的起因是1996年香港乐施会决定把项目区域推向西北，但为节约行政经费，并不打算像西南那样建立独立办公室，想在当地寻找代理人来代管陕西项目。我因以往农村妇女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生育健康项目的行动研究的经历，是乐施会的理想人选。当时我仍在体制内任职，不愿意直接受聘乐施会，但确实喜欢农村发展所提供的研究空间和资源，便说服乐施会接受了一个替代方案，由陕西妇女研究会作为乐施会的委派机构负责陕西项目的管理。这项合作正式始于1998年。
研究会转向行动研究之后，干预成为工作的重点，研究会从自身的条件和当地妇女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出发，不断拓展机构的服务内容，同时根据业务的发展逐步扩充机构。1999年3月建立了“陕西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将服务从热线咨询延伸到法律援助、法律教育。1999年为了使所有的项目做到社会性别敏感，研究会引进“参与式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培训师，组建了“社会性别培训小组”。2000年，研究会又派核心骨干赴香港学习社会工作，回来建立了“预防家庭暴力中心”，成为国内第一家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公益组织。至此，研究会已经成为国内服务门类最多、最齐全的民间妇女组织。
2000年乐施会出台了新的战略规划，研究会与乐施会的合作关系也做了调整。2001年起研究会农村社区发展部不再扮演乐施会陕西项目代理的角色而改为合作伙伴关系，接管了乐施会在陕西丹凤县、宜川县和紫阳县的项目，这给了研究会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上更大的空间和自主权，也使得研究会成为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2006年研究会将妇女热线、法律援助、社工服务整合成一站式服务，统称妇女权益部。2008年初研究会为适应内部发展的需要将机构一拆为二。将农村发展部、健康促进部和公益组织促进部三个部门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组织机构——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简称“妇源汇”），定位为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支持性机构。研究会保留妇女权益部和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项目，专注性别教育和妇女权益维护。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研究会因以往在农村社区发展和防灾减灾领域的经验成为众多基金会选择的合作对象，“妇源汇”因刚成立不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不足，农村社区发展团队顶着两家的名义承接了近千万的灾后重建项目，在灾区一干就是五年。2012年后，随着资金流向的变化，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渐趋减少。
截至2008年机构拆分时，研究会在农村发展领域已涉及健康、教育、反贫困、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妇女参政等内容，成功培育出丹凤健康教育、山阳健康促进、镇安健康学堂、宁陕灾后重建、合阳基层治理等以妇女为主体的品牌项目。截至2012年，陕西妇女研究会在陕西、宁夏、江西、四川四个省份15个贫困县40余个行政村实施了社区发展项目，覆盖人口10余万；举办妇女健康学堂150余期，编写印发健康教育宣传册近100万册，修建乡镇卫生院2所，村卫生室11所；累计发放社区发展基金160万，这些资金在当地妇女的管理下，有一些至今运作良好。
宋少鹏
您在一篇文章里把研究会称为GAD项目的操盘手，也就是说，研究会是实施与践行GAD理念的中间组织，那么，GAD项目中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GAD的理念又是怎么运用于研究会自身组织建设的？
高小贤
1999年7月，我参加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后，促使我开始思考外来资金对于妇女民间组织的影响，考虑研究会本身的组织建设问题。1999年10月起，研究会开始了内部的制度化与民主化的组织建设，同时把参与式、赋权原则等贯彻在自身组织建设中。2000年3月至5月，研究会聘请了香港专家和研究会成员一起用参与式方法对以往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研究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不仅让研究会成员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参与式发展中提倡的价值观与理念，也是组织文化的建设生长的过程。研究会通过组织文化的建设，试图让公益组织提倡的志愿者精神不被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冲垮，并在组织内倡导参与性包容性文化，接受不同的人对女性主义理念接受是有差异的这一客观现实，使组织与组织成员更具包容性。
2000—2004年是机构组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这段时期我们完成了内部的制度化建设，也是机构项目快速增长时期。2004—2007年，机构因项目管理的需要向专业化过渡。2004年实现了项目管理团队的全职化。2005年机构制定了第二个战略规划，明晰了组织的愿景：与妇女一起，联合社会所有力量，致力缔造一个资源共享、机会平等、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启动了NGO能力建设，尝试组织向支持性机构发展，即把研究会发展成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发展的组织。2006年机构建立了内部项目质量监控体系。2007年开始探索组织的可持续化发展，研究会完成换届，产生了新的执行团队。2008年机构拆分完成。
研究会的项目执行团队通常由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稳定的志愿者三部分组成，形成了“介于职业化和志愿者中间的一种项目管理模式”。
宋少鹏
介于职业化和志愿者中间的管理模式是陕西研究会的特色吗？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中期以后，NGO被称为社会企业，以企业化的模式管理NGO，NGO的员工职业化，这好像是当时的发展方向。研究会怎么会形成介于职业化与志愿者中间管理模式呢？是出于被迫选择还是主动设计？
高小贤
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进入中国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发展项目官员。国际机构通常选用外语好的年轻人，然后派出去学习，这批掌握参与式发展话语和方法的人成了中国最早的发展项目官员，也是中国公益行业最早的职业人群。陕西不是国际发展机构项目的中心区域，很难找到这样经过训练的全职员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觉得这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农村的复杂性远不是简单地掌握一套参与式发展话语和PRA工具就可以应对的。
研究会放弃了对外语和专业的要求，重点寻找那些对农村社区发展有兴趣、有热情、有意愿并有时间下乡驻村的人，最终形成由三部分人组成的混合型团队。
一是有社科研究背景，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喜欢行动研究并愿意落地实践，在团队中往往担任行动研究框架的设计者；
二是企业、政府管理岗位退居二线的老知青，她／他们的乡村情结、职业经历使他们在和基层干部及村民打交道时游刃有余；
三是年轻的全职员工，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特别是资助方要求的各种报告。
这些年轻人都是研究会自己培养起来的，研究会在担任乐施会陕西项目代理人的角色时，就将培养发展项目官员列为自己的职责，每年都会设计2—3名新人跟着项目“黑跑”的经费。所谓“黑跑”，也就是不给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指标，先跟着项目跑，在跑中学，给那些有意愿在这个领域发展的年轻人以锻炼的机会，表现出色的就留下来。我们也逐渐意识到，项目中的农村工作团队的构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队有些相似，队伍构成有点像中国共产党有段时间特别强调的干部队伍“三结合”的人员构成特征，这便于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的内部培养成长机制。识别出这些特征，也是得益于我们在长期的对话与讨论中，让嵌入发展项目的这些元素与过去农村妇女工作的内在联系日益清晰起来了，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相似。
随着项目数量的增加，以“三结合”构成团队进行项目管理的方式，面临着人手不足和基金会对管理成本限制的挑战，研究会的农村发展项目也逐渐走向项目官员负责制。全职员工担负起更重的责任，但团队在结构上仍然保持原有的混合型特色，注重互补性。岗位设置尽可能照顾到项目要求和员工能力之间的匹配，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短板时，随时寻找外援：在项目中设置短期的顾问、统筹、外部专家等岗位，由整个团队对项目负责；或是聘用曾在体制内工作的退休人员作为志愿者或项目官员，陪同年轻人一同下乡，弥补年轻人基层工作经验的不足。这些退休人员都是老知青，不仅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且对农村有感情。比如合阳县项目中曾经设计了一个全职的项目官员岗位，在员工中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年轻人缺乏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此时恰逢妇联的一位管理干部退休，她是合阳本地人，先后担任过县妇联副主任和省妇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不仅有妇女工作的情怀，而且在省里和合阳县都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研究会就灵活处置，将一个全职岗位拆分为二：一是聘请这位退休干部担任项目的协调员，负责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再是另外请一个全职员工负责和基金会的沟通及报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位退休干部在合阳项目中功不可没。
工作模式上，研究会的农村工作团队基本保持集体工作的传统。团队内部虽有分工，但所有的重要活动都是集体出动，包括下乡访点，这样可以相互学习和补充，很好地弥补了个体经验不足的缺陷。项目访点开始“放单飞”后（放单飞即项目官员负责制），仍然保留集体讨论的传统。所有的项目设计、选点及重要活动都要上每月的团队例会，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另外，研究会要求每个项目官员每月要保证不少于二分之一的时间在项目点，驻村时吃住在村民家里，按照标准交纳食宿费，这在当时的贫困村，是村民难得的现金收入，村干部为公平起见让全村人轮流管饭。研究会农村工作团队谦虚务实、吃苦敬业的工作作风也是在乡村做好项目的基础。农村工作团队获得了基层干部和村民的认同和信任，甚至有村民表扬我们的工作团队说：“焦裕禄又回来了”。
宋少鹏
这种工作方式与1950年代蹲点干部的做法非常接近，同吃同住既能了解群众需求，同时又是与群众建立情感联系的好方式，也是外来的项目组成员渗入村庄的有效方式。仔细琢磨，这种方法表象上是对参与式手法的运用，实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GAD项目中所谓参与式手法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悬置于外部的专业人员，所谓专业就是掌握了一整套有效采集信息的工具。似乎只要运用一套有效的工具，就能清晰地辨识出群众的“真正”需求。GAD发展项目非常信任各类工具包，这类工具包被认为是符合科学与客观的，运用好这个工具，就能采集到有效信息。这与群众路线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不同的。群众工作要求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群众，理想状态是与群众情意相通，真正成为群众中的一员。这与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悬置在外部，后者要求融入内部。我们讨论中国是否有自己的妇女—发展理论时，参与式工作手法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手法的异同可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高小贤
所以，研究会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混合型团队和工作队式的项目集体负责制的管理模式，是不同于国际发展机构的职业化团队管理模式的。我们不认为这是应对“专业人员”短缺的权宜之计，而是克服NGO组织官僚化、从业人员职业化流弊的有效的替代性组织方式，是在越来越个人化的时代，保持公益组织公共精神与集体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模式。
五
理论反思：从“本土化”到“中国经验”
宋少鹏
发展援助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的批评。GAD理论与实践的诞生，从理论源头上看是从第三世界的视角，对以西方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批评与纠偏。陕西妇女研究会在2000年就主办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研讨会，专题讨论了GAD的本土化问题。这在当时的妇女研究界应不是主流的声音。2000年前后，中国学界的整个大气氛仍是国际化。您为什么要推动GAD本土化讨论呢？是什么事情或是什么动因触动您去推动妇女／性别与发展界对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高小贤
本土化思考的起步应该是在1998—2002年期间，正值妇女／性别与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期间研究会已经执行了几个发展项目，实践中感觉到有些概念并不适合中国，因此在1998年的成都会议上，我在《农村妇女与发展研究与实践状况评述》的发言中，很自然地提出了“本土化”的问题，为的是克服外来概念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应该是发展圈内第一次提出关于GAD本土化的问题。也因这篇文章，我受邀参加1999年在波士顿举办的“中国妇女发展论坛”并发言。
会后受到一位香港学者的质疑：“你所谈的本土化指什么？如果这个理论是有用的话，它应该是全球的，没有国界的限定。”言外之意，你们是否用“本土化”排斥、拒绝外来理论。质疑反而引发了我的进一步的思考与行动，更深刻地意识到“本土化”的复杂性和背后的中外权力关系，也推动我策划了2000年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我们力推“本土化”成为会议的核心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深入探讨本土化这一议题而举办的。会议讨论的重心在“什么是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上。当时我尝试着给出了一个定义：
本土化是指将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性别等状况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和思考去补充和发展外来理论。
这里强调的是“化”，即实践过程中我们对于理论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同时强调发展外来理论，即创造我们自己的理论。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陕西妇女研究会倡议成立“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成员包括在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有兴趣的组织和个人，是公益界成立最早的行业网络之一，遗憾的是后来资助方希望推动GAD网络走向倡导，即针对政府的政策倡导。GAD网络的方向偏移了它创立时的初心，使GAD网络不再是一线从事发展项目实践者的交流平台了。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发展援助中的权力关系、资本对行业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和在地的发展工作者，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感受到项目的受益群体、执行方和资助方之间的张力，这推动我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本土化”问题。2002年“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在丽江召开第三届年会，我和研究会的同仁不仅带去了丹凤、宜川、紫阳三个项目案例，同时我也以“知识、权力、使命：对发展工作者角色的反思”为题对我们的实践做了一个反思性的总结。三个案例加一个总结报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讨论单元，被主办方放在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单元。我在发言中提出五点思考：
第一，“本地人”还是“外来者”？相对于外来机构的专家来说，国内的发展工作者是本地人；但相对于某一个项目点的群众来说她们又是外来者。因此发展工作者需要时时警惕自己知识的盲点，尊重在地知识。
第二，发展工作者手中握有资金和对资金流向的发言权；国内的发展工作者多数又都兼有学者或研究人员的身份。这使他／她们在双重意义上和贫困人群及妇女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要警惕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影响。
第三，和资助机构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发展资助机构都在提倡参与式和社会性别，但真正理解并在实践中始终贯彻这些原则的机构并不多见，要警惕发展机构本身的隐匿偏见。
第四，任何发展项目背后都潜藏着计划设计人员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观，发展从业人员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思考：如发展的内涵、贫困的原因、性别不平等的原因等。这样才能在各种扶贫活动中，如小额贷款、扫盲、健康教育、饮水工程等项目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结果。
第五，挑战和改变现有的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一场文化和制度上的革命。GAD的从业人员既需要有理想主义者的热情，也需要踏踏实实的实践精神，即做实践型的理想主义者，这是应对愈演愈烈的职业化趋势，在职业化与志愿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前提。
这五点思考是针对当时各类发展项目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GAD在实施中出现的形式化和标签化的倾向提出的对治性思路。
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本土机构与国际基金会的关系及发展工作者的角色成为讨论的重点。其实，有国际援助项目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会存在并考验着在地的发展工作者。本地从业者不同的态度和选择会直接影响到项目后期的结果，这也是国际援助在中国的许多项目看似议题相同、结果却千差万别的重要原因。
同样遗憾的是，随着GAD网络的行动目标向政府与政策倡导的转向，这些问题在以后的会议中不再显现。2008年前后，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大量退出中国，代之而起的是国内基金会，替补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退出后的市场空缺，但企业背景的国内基金会缺少社会发展的视野和相关的知识储备，GAD在中国公益界越来越边缘化。我几次试图在公益圈推动公益项目中要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回响似乎并不大。
宋少鹏
2015年在宋庆龄基金会举办的北京＋20的研讨会上，我还记得您一直跟我讨论社会主义遗产的问题。您还问我，我们这代人可不可以看作社会主义遗产？在您的发言里，我注意到您开始提“中国经验”。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和《妇女研究论丛》联合举办“妇女与中国革命”的研讨会上，您在“断裂与传承”的主题下，谈到1990年代以来发展类妇女民间组织执行GAD项目，是传承了50年代、甚至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经验。最近，在几次公开讲座中，您也多次提“中国经验”。从“社会主义遗产”到“中国经验”，您的思考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具体事件或思想资源触发了您的思考方向和问题意识的转向？
高小贤
中国的GAD项目中有无集体主义时期的经验遗产，这是刺激我第二次反思的主要问题意识。这个反思的时间点大约发生在2008年前后。这一次反思受到中国学界关于集体主义时期经验讨论的启发，也与思考合阳项目的成功经验相关。
研究会2004年在合阳县实施了“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项目，第二年换届选举时全县的女性村委会主任由0人上升到20人，全省村委会主任中女性的比例从0.6％增加到1.1％。2008年合阳经验推广到全省，女村官（村委与党支部中的一把手）的当选比率又翻了近一番。总结其项目运作手法和成功的经验，明显地看到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的手法，如妇女骨干选拔、县妇联干部包村，从出台政策到由点到面的推广机制，以及社会动员中使用的地方戏、宣传画、路边的大标语等，都有浓浓的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工作的痕迹。
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点是项目的发起人和主角是一个民间妇女组织，陕西妇女研究会作为民间妇女组织主动介入的，与国家妇联组织的联手合作，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女赋权等国际妇女运动的理念与参与治理的议题对接到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不断扩大妇女权利的空间，这是这场基层妇女参与治理的行动获得成功的经验。从这个视角再看研究会以往的农村发展项目，或多或少都能发现集体主义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的元素与经验的当代再现。
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应该是我的第三次思考路径的转折点。这个问题的思考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两人之间很多次的对话大多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我第一次提出GAD有“中国经验”是在2014年贵州举办的“生态文明论坛”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扶贫发展领域提出总结与输出中国经验，那么，曾经活跃在扶贫发展领域的妇女／性别与发展有无自己的经验？回顾研究会和其他妇女组织的发展项目，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实践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妇女工作手法的结合具有独特性，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
2015年前后，在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和总结中国反贫困经验的各种论坛、研讨会上，我明确提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在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实践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它选择性地吸收了外来理论和方法，又很好地传承了前30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经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与发展模式，陕西妇女研究会的丹凤项目、合阳项目，北京农家女的妇女文化书社，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登封周家村实施的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干预项目，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经验搭载国际发展项目后发展出的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地项目。
若肯定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中的中国经验，那么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它从理论到方法层面都包括哪些内容？2018年后我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2019年在《文化纵横》召开的“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研讨会上做了一点尝试性的回答。此后一直沉浸在对1950年代集体化时期妇女史的研究中，越是深入历史，越感觉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是宝藏，太多的经验没有进入学者的视野，没有作为思想资源被学术化地整理，也影响到了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己的妇女／性别与发展经验的理解与整理。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对话与思考也会进一步深化。
六
对话后记
“对话”——平等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意味着对话者都必须放下自己既有的成见与预设，去倾听与贴近对方的经验与历史，而不是去判断，更不是根据自己的问题去“访谈”，去抓取资料，以服务于证实或证伪自己的理论预设，服务于既有的结论，这种认知路径是一种目的先行的逆向过程。对话，意味着敞开自己的知识探险，不仅意味着敢于修正自己认知的努力与勇气，也是不断认识自己、不断认识自身历史的过程。
2008年前后，高小贤接触到国内学界围绕集体主义时期的遗产与经验的讨论后，再思考自己在农村发展项目中的各种工作理念与工作手法，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当初之所以容易接受这些理念与方法，并不是因为这些理念来自西方，代表着先进与现代，而是因为与过去自己生活工作经验的契合，这些看似“外来”的理念包裹着中国独特的内里。比如GAD强调“参与式”贯彻始终，通过调查研究、座谈会的方式了解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真正需求，让群众参与到社区发展项目的设计与完成中，通过短期的具体项目促进人的发展、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区的发展。
这可能并非简单的外来现代理念的植入所能奏效的，参与式的抽象理念必须以基层干部与农村群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工作方式才能进入，实则只能化身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中的群众工作手法。外来概念的话语转化——比如，性别公正—男女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社会动员—发动群众、社会自组织—基层群众组织、参与治理—妇女参政——用以说服各级政府干部，可能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替换的问题，而是接入在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也是对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的再度激活。在乡村的具体操作手法也是基层干部运用得得心应手的群众动员方式，比如拉大标语、排演地方戏、轮播电视广告等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熟悉的宣传动员手法，提高项目在当地的可见度与接受度，并制造气氛与社会大环境。
正是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开放性对话中，高小贤通过对自己农村工作的再认识与再整理，重新定位自己的妇女／性别与发展项目的性质“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吸收接纳了外来概念与方法之后的创新”。她认为，最起码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在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实践，是一个“即中即西”的混合体。如何认识中国的妇女／性别与发展？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古今中西各种思想资源在其中的位置？如何理解体用关系？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妇女／性别发展理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宋少鹏与高小贤的对话仍在继续中。
沿着这个思路，某些既成的定论能否重估或者说再问题化？我们能否继续追问：把95世妇会视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分界线是否理所当然？把Gender与GAD视为外来理念植入是否恰当？如何评估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中的妇女与发展项目？
人为的历史分界线很容易遮蔽接受与激活某种外来理念时本土既存的具体的历史土壤，以及实践它的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宏观结构和微观层次上的行动者的主体差异。对象化自己，重述历史的过程，既是一个历史不断被整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可以不断刺激自己去冲破固有的理解。
在对话中，高小贤与宋少鹏都逐渐认识到，必须把高小贤的个人主体性放在共和国妇女解放的长历史中。高小贤，共和国的同龄人，从知青到妇联干部／妇女研究者，再到妇女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农村妇女与发展项目的设计者和操盘手，她在充满理性的对话中偶尔会用“理想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些距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化的词汇——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在对话中，高小贤当年非常“自然地”选择与行为背后的历史—观念脉络逐渐清晰起来，以及让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得以彰显的（当然，同时也是被限制的）既有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国际话语下逐渐浮现出来。
同理，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下，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估农村妇女发展项目。我们无法用任何一种现成的理想的女权主义外部标准来评估中国农村妇女发展项目的成果。在农村社区的行动选择当然是富有能动性的，但同时也是极有限的。乡村的发展项目，根本不是某种外来理论或手法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立足于本地，识别问题，分析问题，在现有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结构，也包括村庄的独特条件——的限制下，解决部分问题，并努力从“实用性需求”进入，逐步推向有助于结构性改变的“战略性需求”。所以，也绝不可以否定项目组织者作为村庄的外部力量介入时的主观能动性与推动作用。
高小贤及其团队在农村的工作手法中，很容易识别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经验，让我们日益意识到1990年代中期的GAD项目要放置在更长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妇女工作史中来定位与理解。特别是身处中国的学术界与思想界对西方发展模式不断反思的时代，当Gender与GAD被视为外来理论时（当然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判断），社会性别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仍是必需的介入手段？有很多问题吸引着我们不断地进入历史，进入经验，理解经验与经验中人、与人所在的结构，在经验与观念之间来回往复，通过不断地对话与讨论，以求更好地理解经验，才有可能总结与理论化经验。
另外，我们仍深深地体认到个人经历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个体，即便有相似的宏观历史背景，个人经历是与每个人的主观立场、价值取向、特定经历、理论视域密切相关的。我们只是希望抛砖引玉，激发出更多当年的历史参与者的回忆、记录，吸引更多学人参与到对这段历史的整理、书写，以及对于中国在地经验的理论化、学术化的进程中来。
从本土化到中国经验，高小贤的反思经历了对外部支配性权力——从理念的西方中心到实践方面的西方霸权——的抵抗性思考，再到自信地向内寻找与整理自身经验的认知转型。整个反思过程也是她对中国妇女与性别发展项目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理解加深的结果。那么，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我们是否有勇气来探问自己：这些深植于中国土壤的实践经验能否经过知识生产，能否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都能有所贡献？在实践层面上能否整理出一些有效的工作手法、操作性的分析性框架？在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妇女／性别与发展实践的总结能否在“性别认识”与“发展模式”两个维度上都提供不同于现在的以个体主义与市场逻辑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GAD的知识？在充分认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能否对本土甚或全球的“妇女／性别与发展”提供另一种思想资源和实践路径的可能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