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成长与解放的图像——论寒春的多重形象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意义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寒春（Joan Hinton）的形象所具有的多重意义会日渐清晰：一个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崇尚个性的美国、在具有女权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的母亲的培养下长成的独特女孩；一个不服从各种刻板的性别规范、亦打破女性与科学之间的藩篱，而成为杰出核物理学家的青年；一个身居第一世界，且完全可以跻身精英阶层的女性；一个在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中却转向第三世界，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女性；一个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建立起与工农大众血肉联系的知识女性；一个将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追求社会解放的同时，也追求性别解放的女性……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主体的生成、以及不断成长的过程，它从多个方面继续为当下的妇女解放提供朝向未来的维度。
“形象”往往具有深入人心的作用。至今仍然记得在19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学上学，教室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名人画像，除了马恩列斯毛之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居里夫人，因为她好像是那么多人物中唯一一位女性。因为这一点印象，虽然后来自己的数理化学得很不好，却还是热爱科学知识，完全不认为女性与科学之间有什么鸿沟。“形象”的力量，可见一斑。
寒春也可以是这样的女科学家的形象。然而，寒春身上所叠加的多重形象却提供了更丰富、更深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女性可以成为科学家，或者女性可以追求卓越的含义。尤其是一个女性从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转向改变世界的社会革命这一过程带来的启示，不仅属于历史，也朝向未来。
虽然这两张照片的拍摄仅仅相差一年，1948年决定放弃自己在美国核物理研究所博士资格考试的Joan Hiton，和1949年从延安跋涉到内蒙古高原建设三边牧场的寒春，然而显而易见，影像中人的穿着、外貌甚至气质都有着不小的差别，同一个人物在这一年里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巨变，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寒春终其一生从未改变的，是作为主体不断进行的思考和行动，选择与决断。而最早培养了她这一点的，是母亲卡玛丽塔。
生于1921年的寒春，在她的出生和青少年时代，并非美国女权运动的高潮期（美国的第一次妇女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中叶，到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转入低潮。第二次女权主义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两次女权主义高潮间隔近半个世纪1），但幸运的是，卡玛丽塔却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次女权浪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虽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但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传播，却对美国妇女、尤其是中上层妇女改变其从属地位大有帮助。卡玛丽塔在当时就是受过高出一般人的良好的大学教育，并以教育为志业而非通常以“家庭主妇”为归宿的中产阶级女性。
卡玛丽塔的教育思想以进步主义为特征（这张卡玛丽塔在农田里劳作的照片，不太符合一般人对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女性、精英女性的想象。而在进步主义的理念中，智力活动与劳动实践之间并不分裂而是有机统一的）。在卡玛丽塔办的学校（Putney School）里，不以知识灌输为中心，而注重动手、实践、“做中学”；不注重规则教条的确立，而注重自我探索，发展广泛的兴趣、爱好。一直接受这种教育的寒春，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作为能动的主体的生成。她的很多爱好，譬如喜欢野性摔跤、户外探险、高山滑雪，再譬如热爱科学，热爱核物理，却对高跟鞋、口红、漂亮的衣服毫无兴趣……这些都不符合传统女性规范，不符合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真正的女性”的期待。在她追求科学的过程中，也不断跟大学、研究所不收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偏见进行了抗争，并一步步朝向最顶级的科学家之列进发。在寒春仅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她就已经是在20世纪最发达的美国，突破女性与科学之间的藩篱，拆解时俗对妇女领域的规定，而在公共领域中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凤毛麟角的少数人了。
这是一张寒春25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室的照片，人物置身于巨大的、圆球状的科学设备当中，却没有丝毫的压迫感；女性自如地操作着器械，脸上的微笑和光彩，与仪器反射的光辉构成十分协调以至于和谐的氛围。
二
如果仅仅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寒春大可以在自己心仪的核物理领域一直遨游，而对“纯科学”的追求，也总是那么让人心动。科学常常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力，科技的进步也往往被认为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这当然也是寒春的信念，直至她参与其中的曼哈顿计划造出的原子弹投放日本长崎、广岛，造成无数无辜平民的伤亡，才使她惊觉科学的作用，没有那么简单。科学为谁所用？科学用于什么？要发展什么样的科学？都是值得追问的问题。科学不只是意味着生产力，也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彼时的寒春还没有想这么深入，她只是跟别的科学家一起，拒绝军方的介入，呼吁科学的平民化，直至发现这根本不可能时，“纯科学”的理想轰然倒塌。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中国革命对寒春的吸引，便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理解：革命是对旧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摧毁，是让新的事物、新的关系得以产生的可能性通道；《红星照耀中国》里对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报道，韩丁、韩珍对社会革命的思考，比寒春先行一步到达延安的阳早，不断告诉她一支“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是如何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的讯息，都使得已经无法停留在固有精神轨道上的寒春，迈出探索新的道路的步伐。
一个原本属于第一世界知识精英的女性，经由各种曲折到达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的乡村，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尖端科学的研究，而将才华放在如何养牛上，以世俗的眼光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跌落；但是在寒春那里，to be a farmer和to be a scientist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价值的鸿沟，养牛技术的提高同样需要科学研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对寒春而言也不啻一种新生，因为这意味着主体投入到一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革命之中，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摆脱被压迫处境、寻求解放的事业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主体的成长与扩展。
从寒春拍摄的一些影像中，可以看出她与中国的生产生活之间构建起的新型关系。
相机是1948年寒春离开美国时费米赠送的，希望她“记录中国之旅的精彩瞬间”，2寒春用它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当然这已经不是观光客眼中的异域，而是与自我生命联结在一起的现实。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拍摄……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3热爱科学的寒春亦热爱艺术，她的摄影如同无声的语言，透露着她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寒春用相机记录的自己的“观看”中，有很多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照片。不同于经常出现于外国人镜头中的作为景观的中国人形象，她与这些劳动者都有各种真实的关系，他们都有名有姓，或者是阳早、寒春在不同地方的同事，或者是在工作、生活中建立起友谊的朋友；他们特有的劳作画面被留存——嘎拉在制作黄油，闫如碧在医治病牛；劳动间隙中的休憩和娱乐也被记录了下来——仿佛能听到与邻居们盘腿坐在土路上聊天的笑，仿佛能感到职工们玩儿篮球时跑动中的风。拍照的人隐身画外，然而相机伸出的手臂是平等和亲密的，她可以随时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除了相貌上的稍有差别，这些群像看起来是相似的，衣着都那么简朴，甚至有点褴褛的感觉，但是精神却是向上的，黑黑的脸上焕发着光。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劳动者试用、使用寒春设计的各种发明、机械的照片。一个核物理学家，不再从事自己的本行，却以同样的科学精神，设计农民需要的风车，牛场需要的铡草机、收割机，研究如何改良奶牛的品种，如何提高牛奶的质量……这其中完成的转换，除了专业领域的跨越之外，其实也回答了科学何为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科学为人民服务，科学家的才华直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她的知识、文化，不再是个人掌握的特殊能力、不再是用以获取社会地位的资本，而是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连。
这也正如她在最基层与工农妇女建立起的关系：共同劳动，相互学习，一起批判男权社会的不平等和妇女受到的压迫。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首先是个人主义的产物，是中上阶层的诉求，那么，当寒春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其女权思想则必然与更大多数的、下层妇女的解放事业关联了一起，从而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三
革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对旧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从来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像中国这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新事物、新现象不断产生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从经济基础到思想意识各个层面难以撼动的守旧甚至复旧。
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即使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寒春也不时会感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带来的区别对待。1950年前后建设三边牧场时，一次寒春去看望自己的一位牧民朋友，以拉近与蒙古族妇女的关系。因为路远，走到天快黑了才到达。这个家庭由一个寡妇和六个孩子组成，寡妇的父亲住在隔壁。他们搞了一个篝火晚会，大家一起唱歌、玩耍，开心地度过了一晚才回牧场。不料寒春的“夜不归宿”在牧场引起不小的骚动，领导还要求寒春做出解释，对此寒春反驳说：男人在外面过了数不清的夜，领导从来也没质疑过！
20年过去，到1971年韩丁访华时，《人民日报》登载了消息，并报道了与韩丁会面的人员名单，寒春的名字被“阳早夫人”所替代，令寒春顿生女性被视为丈夫的行李一般的感觉，为此她找到安排韩丁来访的负责人提出了抗议。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在接见晚宴上特意向寒春解释：中方很小心对待其他国家人们的习俗，哪怕是资产阶级的习俗，称已婚女性为“夫人”也是如此，并没有歧视的意思。晚宴之后寒春觉得还有些意见不吐不快，又给周总理写了张条子，表明“我们一定还有一些误解。妇女的基本状态就是在受着压迫，我们应该支持妇女们正当的需求。妇女不应该受到与丈夫不同的待遇，妇女们拥有属于自己身份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得到支持。”4看似斤斤计较的背后，是对原则性问题的坚持。
在追求男女平等、妇女权益方面，寒春有着高度的敏感和不妥协的精神。早在与阳早结婚之前，寒春就说过：“I would not mind to be a farmer,but I would hate to be a farmer’s wife. ”5（我不嫌弃务农，可是我绝不会做一个农夫的妻子），这可以视为她反对妇女从属地位的宣言。但是来中国以后，她在发明创造上做出很多成果，却经常被说成是阳早夫妇的；对这种忽视女性的做法，寒春不止一次地讥讽：“在你们眼里，阳早做的是阳早的，寒春做的是阳早夫妇取得的成果。”6
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扫荡了那些显而易见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那么，消除千百年来沉淀在文化、观念、习俗、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则需要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在寒春这样的表现出强有力的主体精神的女性身上，也仍然能看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下，通往解放的道路艰巨漫长。
女性生命、生活中一道巨大的难关就是生育。1952年寒春在协助一位乡村难产妇女生孩子时，目睹了落后条件下产妇和婴儿可怕的死亡。虽然她后来想方设法到北京平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在当时乃至当下的条件下，生育对于男女两性意味着什么，也是不可能相同的，正如寒春所言：“……我也想再要一个孩子，但这对女人来说有一些不同。男人只是想：‘哦，让我们再要一个孩子。’但女人想：‘哎呀，我又要经受一遍那样的痛苦。’”7所以寒春对于生育的看法，也与当时鼓励生育的思路不无抵牾：“我只是觉得女性应当——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能力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她们应该想生孩子的时候才生，不想生就不生。”8什么时候生育不再是一种负累，而成为女性可以控制的事情，妇女解放才能向前迈一大步。
除了生育，还有抚育，一般也都是由女性来承担。寒春在中国最困难的一段日子，莫过于她一度只能独自一人看护婴儿，并且“在护理婴儿方面，得不到一丝的同情及支持。因为别人都认为你知道应该怎样做，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妇女的事，是自然而然的。”9不擅长家务、对公共事务更感兴趣的寒春，为了解放时刻抱小孩儿的双手，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幼小的儿子制作了婴儿床，但也曾因为忙于别的事务而将孩子忘在婴儿床上太长时间。相对而言，男性则较少面临家庭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冲突。阳早和寒春之间，建立起的可谓是某种新型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又是情深意重的亲密爱人，而寒春强烈的主体性，也使得家庭的男权性质大为削弱甚至瓦解，阳早对寒春争取男女平等的所作所为是理解和支持的，但他也不时会受制于传统男权的规范（怕被别人看作“妻管严”），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并不太多。三个孩子的家庭照料、以及家务劳动，还是依赖保姆——其他女性——的帮助才得以完成。
对于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分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裂，社会主义的解决途径是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同时家务劳动公共化、社会化。因此，公共的托儿所、幼儿园、食堂的大力发展，是当时的方向。然而即便如此，因为生产力还达不到完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程度，社会的解放、性别的解放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解放的未完成性也为我们理解寒春的人生选择提供了路径：为什么一个女性会那么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去？正是因为这是持续不断地提高生产力，和深刻改造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落后国家的反压迫与妇女的反压迫具有同构的关系；为什么她会介入和参与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包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改造的艰巨性、斗争的尖锐性和解放的未完成性，使得继续革命成为必须；为什么寒春在革命的低落期仍旧矢志不移？正是因为告别革命之后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的再生产，使得继续革命的正当性得以证明。
寒春的多重形象，继续向未来昭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