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中国：杨振宁教给寒春第一句中文

　　【编者按】9月22日，“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曾经和一位女科学家寒春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还教了她中文，后来她来到了中国。

　　寒春（琼·辛顿，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寒春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1945年，寒春来到芝加哥大学，进入费米领导的核子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寒春和杨振宁、李政道等青年学者一起在恩里科·费米、爱德华·泰勒等物理学家指导下学习。1948年寒春来到延安，与美国人阳早在延安结婚。此后寒春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农业领域工作，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

　　本文是寒春、阳早传记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的第十章，这本书是作者周道远根据寒春、阳早的口述写成的。1948年初，获知自己的研究助理资金来自海军，寒春感到非常痛苦，对核物理的发展方向也有了新的认识。她决心要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中国见证革命。

　　今年是寒春诞辰百年，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整个核物理学领域看起来像是在进入一个无底的黑洞。

　　——寒春

　　在芝加哥的第二年，因为寒春获得了研究助理职位，所以她得以逃出了考克饶夫特·瓦尔顿加速器旁边的隔间，搬入了三楼的一间正规办公室。她与哈罗德·阿格纽同屋——就是那位在飞机上记录和拍摄了广岛和长崎毁灭的哈罗德·阿格纽。因为她花费了整整一学年，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课程，所以寒春决定利用（博士入学的）第二年来准备自己的博士资格考试——她和她三楼的同事已经计划在1948年的秋天参加他们的博士资格考试。

　　当寒春仍旧为她的研究而着迷，在自己领域最具创新性的方面乘风破浪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政治气氛的影响。

　　我可以看到核物理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秘密。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无法得到任何一点氘和重水来做考克饶夫特·瓦尔顿加速器实验。艾里森希望得到一点点重水来做“子弹”（进行实验），但是一滴也搞不到。但是在第二年里，当我和阿格纽同处一间办公室时，我发现大厅对面的一间屋子里堆着成箱的重水。这些重水都要运到阿贡国家实验室。同在一栋楼，我们却无法得到一滴重水来做普通实验。这不禁让我思考：“好吧，这一行和我们的期望并不一样。”

　　我开始意识到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正在迅速消失……。在洛斯阿拉莫斯，顶尖科学家们为了他们认定的纯粹的科学探索而一起工作，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但在二战结束后，每个人都在嫉妒其他人；每个人都必须发表论文并且署上自己的大名；我可以看出这一切在我周围正愈演愈烈。对植物学而言，你可以爬上一座山，然后发现一种新植物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然而核物理学并不是这样。在物理研究中，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将人俘获。你不能决定你自己想做的实验，因为你是那个依靠经费的巨大机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