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我们有了不该有的希望”——纪念寒春诞辰100周年
题记：标题取自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孟烦了的嘶吼，“你骗我们有了不该有的希望，我们现在明知道不该有还在想，我们想胜利，明知道死还在想胜利，明知道输我们还在想胜利，想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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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初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笔者跟随十几名在校大学生来到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农场，拜访那位大名鼎鼎的“国际主义女战士”——寒春老人，一同到来的还有寒春同志的大儿子阳和平。
寒春居住的平房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连这个方便制图的斜面“桌子”都是在垒起的红砖上铺了一块木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台老式电视机和少数电器，这里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寒春的丈夫阳早在生前与她一起打造的。
简陋的住所、朴实的谈吐，让人很难将眼前的这个看起来像陕北农民的寒春老人，与那个本来可以享受副部级退休待遇的“外国专家”联系在一起。
在交流过程中，青年学生们又问起了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养牛？”寒春老人依旧不厌其烦地回答：“因为中国革命……”
这番传奇经历在这群青年人的内心深处播下了红色理想的火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群青年有的选择了向生活妥协；有的仍然在向上、在努力，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大浪淘沙，这是自然的过程。
而在寒春传奇的人生经历中，又何尝不是经历了这样的播种、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过程呢？
母亲的影响
寒春的住所珍藏着一卷她儿时的录影带，看着录影带中那位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儿时的过往便彷佛历历在目。
儿时的寒春
1921年10月20日，寒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塞巴斯蒂安·欣顿是一名律师，在寒春两岁时就已去世；母亲卡梅利塔·欣顿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佛蒙特州一所独立的进步学校的创始人。
欣顿夫人出身美国奥马哈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之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的欣顿夫人拒绝了一个周旋于奥马哈上层社会的机会，而前往芝加哥的赫尔济贫社从事平民教育。她时常谈到体验农村生活，谈到社会良心；她倡导体力劳动以及自力更生，平等精神——而这样的理念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美国几乎失去了土壤，反而与毛主席在延安所建立的那个现实“理想”社会有着某种高度的契合，从而地将欣顿一家与中国革命非常偶然地联系在了一起，欣顿夫人本人后来也成了毛泽东主义的支持者和宣传者。
1943年，已经成为农学家的欣顿夫人的大儿子Bill（中文名韩丁），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受到强烈震撼。1945年，韩丁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韩丁结识了国共双方的不少要人，在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韩丁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成了中国革命近距离的观察者乃至参与者。1953年返回美国的韩丁顶着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失去了返回中国的权利，却勇敢地四处演讲，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成就，揭露谴责“麦卡锡主义”。
欣顿夫人的女儿Jean（中文名为韩菁）虽然没有到中国，却成了当时美国工会运动的参与者，还曾帮助同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政治家亨利·华莱士竞选总统。
1948年，欣顿夫人的小女儿Joan（中文名寒春）也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待了一辈子，这个选择与欣顿夫人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寒春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中，母亲反对填鸭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寒春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发展。母亲的教育使兄妹三人立志将来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
“纯科学”美国梦的破灭
寒春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小学五年级时寒春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中学时寒春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到大学后因学校没有这门专业，寒春就利用两个寒假跑到科内尔大学的试验室，自愿当几个物理学家的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而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还很少。
寒春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当时的她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她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她觉得没意思、太俗。
核物理学家寒春
1941年，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寒春身边的科学家们相继“失踪”，原子加速器也被运走；1944年，寒春终于也“失踪”了，来到一个地处美国西南部的山区洛萨阿罗莫斯，科内尔大学搞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请她参加一个由意大利核物理家费尔米直接领导的的试验小组。进了小组寒春才知道，他们的实验室正在从事一个新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当时科学家们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他们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当时的寒春是“兴奋”的：“我是坐直升飞机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实验室里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一点点地被揭开。”
然而，当1945年的报纸刊登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致使十几万无辜的日本人民丧命的消息以后，在洛萨阿罗莫斯工作的大多数科学家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大家认为在德国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原来想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使用原子弹的，可是真的用了，他们却毫无办法来制止。寒春当时就在想，这就是我们的“纯科学”梦想的结局？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发动了抗议，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结果貌似成功了，美国政府作出了承诺。寒春随着费米回到芝加哥搞纯物理研究，当时的同学是杨振宁、李政道，他们立志做非军事项目。后来寒春却发现，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她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一连串的事实使她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寒春转而开始思考社会。
事实上，在寒春正式参与原子弹项目之前，姐姐韩菁就向她讲述了在美国南方的见闻：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当时疑问就在寒春的头脑里产生了：美国生产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
韩菁还给她以及哥哥韩丁，哥哥韩丁的好友阳早送来了一些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中国等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寒春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她不得不开始深入思考问题：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
很快就如麦卡锡时代的美国阻止了寒春的思考，有人劝她注意自己的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寒春已经彻底意识到，“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她决计“不再为他们服务了”！
寻找希望之旅
一个曾经的“纯科学”的美国梦破灭了，这也预示着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同样看过《西行漫记》的哥哥韩丁已经去了中国，寒春的朋友阳早已于1946年到了中国；通过他们，寒春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
与已经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怀着明确的目标到中国来支援中国革命不同的是，寒春到中国则是来寻找希望、寻找“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的全新道路。
1948年，寒春先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寒春拿着五块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老板数都数不过来，单凭着包的体积就把刀卖给了寒春。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朽，寒春更急于了解共产党，了解中国的解放区，了解那个如雷贯耳的“红星照耀的中国”。
1949年3月，在地下党的努力下，寒春终于到达了向往多年的圣地——延安，并与阳早结了婚。
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没有原料怎么办？工人们就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给陕北的美国炮弹壳拿来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寒春和阳早与工人们一道投入到火热的革新、创造工作中去了。
在延安的山沟里，实行的是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寒春感到她是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到了时代的洪流，这正是她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她的归宿。
厂里大部分工人不识字，但他们对世界大事的了解都比寒春多，他们清早进行政治学习，白天辛勤工作，晚上有业务和文化学习。每个星期六还有民主生活会，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在大家与寒春熟悉了以后，既也没有因她是从美国来的就迁就她，也没有因为她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缺点而丢开她，而是对她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这样的民主生活会的传统被寒春、阳早带到了家庭内部，并坚持了终身。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将一个与腐朽的国统区和纸醉金迷的美帝国主义都截然不同的崭新的世界呈现在了寒春面前。
通过解放区的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寒春也逐渐认识到，母亲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寒春渐渐也懂得了，一个人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
“战士”是怎样炼成的？
解放区的点点滴滴，让寒春更加真切地认识了中国革命、认识了毛主席、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始终影响着寒春的一生。直到晚年，寒春仍然坚定地说：“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作为一名从小就善于独立思考并富于实践精神的顶尖核物理学家，寒春的“崇拜”当然不是宗教式的迷信，而是对毛泽东思想深刻的理解，以及付诸终身的自我改造与实践。
在寒春原来的计划里，只是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然而，这里有这么多可爱的同志，正在从事着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她又怎么舍得走呢？于是，她留了下来。而接下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波澜壮阔的“连续剧”一步步把她吸引住了，最终促使她在中国待了一辈子。
1949年的秋天，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陕北成批的干部和建设大军奔向四面八方去彻底解放那些辽阔而又贫穷的土地。作为建设大军的一员，寒春、阳早和同志们一起到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去建立新的牧场——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羊。
面对旧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遗留的牧师、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土匪这些旧势力的破坏，以及民族主义的隔阂，同志们一手搞生产，一手发动当地的牧民共同起来斗争。在与旧势力、旧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寒春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1952年春天，蒙古族的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区政府担心影响牧民生活，还动员大家少捐一点，但源源不断的牛羊还是被送了过来。寒春不由得赞叹，在这个连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都晚20多天才知道的交通很不发达、信息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这还只是全中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看着、想着，寒春的双眼湿润了。寒春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帝国主义，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
这年夏天，寒春、阳早告别了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调到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负责现代化的奶牛养殖和牛奶生产的科研工作，亲眼目睹农场的工人自发开展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这些老工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因此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这再一次给了寒春强烈的震撼。
在生产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寒春还学会了向工人、农民这些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学习。寒春一开始认为，自己是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政治上没有工人师傅懂的多，可业务上理所当然比他们强，常带着主观主义去工作。在边区的时候，寒春捧着从美国带来的书学做奶酪，做了一年没有成功，才跑去请教有做奶酪经验的蒙族人；在农场草滩养鸭子时，她没接受做奶酪的教训，孵了两批小鸭，结果因条件没掌握好，都死了，这才想起向有经验的当地农民请教。通过很多类似的教训，寒春慢慢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
“战士”寒春
1952年，世界和平会议在中国召开。寒春在会议上慷慨陈词，谴责帝国主义的核袭击，呼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53年，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污蔑她“叛逃到中国是为中国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和资料”。
面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核讹诈，寒春并不反对中国人民搞出原子弹进行自卫，但作为她个人的选择，寒春认为孩子们的牛奶同样是中国所稀缺的，自己选择继续走养牛和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寒春对于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中国政府完全尊重了寒春的选择。
大跃进刚刚开始时，草滩农场农场工人的干劲高涨，手工铡刀换成苏式铡草机，但零件一直靠上海供应。在零件供应遇到严重困难时，寒春和阳早硬着头皮在设备简陋的小小修理间拉开架势边学边干，终于自己做成了，不再依赖零件外购。1961年铡草旺季，所有的机器都开动，突然有一台机器的主件大臂断裂，如不赶紧修好，几十万斤草就会坏掉。寒春就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将一百公斤重、两米多长的大臂拆下来，在熟铁板上比葫芦画瓢试制，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试制成功，这也预示着他们有了自己制造整个铡草机的可能。1962年，他们不仅成功开始生产铡草机，而且还对原苏联设计的机器的主要部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铡草机的效率从8000斤/小时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小时。寒春再一次深切地感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民群众当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寒春也很快意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大跃进时期，有位领导希望他们的草滩农场能养鸭子，先是送了5只鸭子给他们，又送来了一个大孵化器，接着把目标定为了5万只，5只变5万只。面对这样天文数字的目标，寒春刚开始非常兴奋：“到了我为共产主义发光发热的时候了。”于是拼命工作，确实孵化了数以万计的鸭子，可惜的是饲料太少，很多都跑掉了。
公社还有人偷工减料，甚至把从上海买来的拖拉机零件组装起来后宣称是自己研制的。寒春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是浮夸和欺骗！这是阻碍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寒春在后来的学习中，也很快认识到，尽管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起来的，而且的确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大飞跃”，但是，大跃进中很多错误的做法完全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精神的。
1966年，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被安排在专家楼里。这是寒春到中国后，第一次享受了较好的待遇，但她没法再与一般的老百姓交往。这样的特殊照顾深深地伤害了寒春，让她成了一名“造反派”。
1966年8月29日，寒春、阳早联合另外两名外国专家，写下了那份著名的大字报。他们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并被广泛传抄：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9月8日
1976年9月9日，寒春的“偶像”——伟大的革命导师、人民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在遗体告别的队伍里，大家都哭了，但是寒春没有。她说：“要达到梦想， 就需要牺牲和坚强。”
毛主席的逝世，对寒春的打击是巨大的，不过她仍然选择了留在中国，但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在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努力实现个人价值时，寒春对信仰的执着和坚持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1979年，包括部级官员在内的14名代表前往美国进行奶牛机械考察，寒春、阳早夫妇是考察团顾问。团队里的成员回国后回忆：“这个老太太太抠门了！”临去前寒春告诉大家，准备几把推子，因为在美国理发太贵。60天的考察中，大家没有一次在饭馆吃饭，都是阳早、寒春领着大家在一些华侨家里吃饭；也没有住过宾馆，都是在华侨或者一些美国人家里打地铺。快回国时，大家一算账，按照标准，只花费了差费的1/3。寒春拿省下的差费，买了一些奶牛养殖设备和关键配件。
组织上给了她副部级待遇，在城里有一套很好的房子，但是寒春一点都不喜欢；1982年，寒春夫妇来到北京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从此在这里度过了终生。
原机械部老部长何光远曾多次去过寒春阳早居住的昌平小王庄农场。“沙发一坐下去扎屁股，制图版就放在砖头垒的平台上，”何光远多次劝说两人换个住处，跟农机院安排好了，劝了好几年两人还是不搬。领导说话不好使，最终还是农场的几个挤奶工去劝，寒春终于答应将平房里返潮的地面修理一下。
作为副部级待遇的外国著名专家，阳早去世前为了节省丧葬费，既没有提出把骨灰送归故乡，也不愿葬在八宝山，而是让寒春买下一棵树，把骨灰埋在下面，埋在他能够看见奶牛的地方。他的器官被捐献出来，连心脏起搏器也捐出来给那些买不起心脏起搏器的病人。
据寒春的大儿子阳和平同志讲，晚年的寒春看到了很多现象，非常不解、也感到很抑郁。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原书记李维民与寒春阳早共事20多年。一次，一家肯出钱的企业要农机院做一项研究，李维民一口答应下来。寒春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老李，中国的事情就给你们这些人搞坏了，谁有钱给谁办，农民没钱，那你们办不办？”
李维民记得寒春阳早总不时怀念早年在延安的情景。“老李，你们还记得延安时的共产主义吗？”李维民被问得一头雾水。“有什么不同吗？”李维民反问。“老李，你们部门的同志还敢批评你吗？”
尽管不时“挨批”，但李维民仍然十分愿意跟寒春夫妇在一起，图什么？用李维民的话讲，“和他们在一起，我的精神无比的纯净和高尚。”
2010年6月8日凌晨，寒春在京逝世。度过自己人生最后三十年的小王庄农场是“待”不住了，寒春生前忿忿不平的是，“他们把这么好的土地拿去搞房地产挣钱”。遵照寒春的遗愿，子女把她和丈夫阳早的骨灰一起撒向塞北大漠——那片曾陪伴这对夫妻度过整整十年青春时光的土地。
写给青年的话
晚年的寒春说她不想成为中国人，她却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她把一切都给了中国；她说她想做“世界人”，她却待在北京一个郊区的农场，守着她的300多头牛，哪里都不去；她待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养牛，却时刻关心着中国的事、世界的事……
这就是寒春——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平凡、真实而又伟大的一生。
在一篇题为《幸福何在？》的文章中，寒春这样写道：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种吃饱了卧在地下反刍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在帝国主义反动大本营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寒春，曾经是痛苦的、迷茫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让寒春“有了不该有的希望”；而寒春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让在充斥着自私、内卷与残酷的金钱社会中痛苦而迷茫的青年们“有了不该有的希望”呢？寒春的晚年不辞辛苦地向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讲述、倾诉，正是在努力地传递着这希望的矩火。
信仰是崇高的、伟大的，但信仰绝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它需要并且可以通过我们付诸行动的努力去达到。寒春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来到中国的，恰恰相反，她是来中国找出路的；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洗礼，才明确并坚定了寒春同志的共产主义信仰。
青年人为什么要纪念寒春，因为她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当代的青年：
不必沉沦、不必痛苦，更不要苟且于眼前的苟且！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一个可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不远的将来也是完全可能再现的，“她”值得每一个有志青年去为之斗争、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