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疫情之下众生相，数字治理的前提是关照社会
疫情可谓透视了人生百态。两年多来，全国多地出现了散发疫情，流调信息中的复杂群像，常常引起人们的关注。
比如，有出入高端商场的白领，有精心制作旅游路线的游客，有吃遍全城的退休大爷，有准时上下班过着两点一线生活的上班族，还有出入20多个地方打零工的“最辛苦的中国人”。显然，流调的目的是为了疫情防控，让人们准确获悉疫情传播信息，方便个人采取合适的自我保护措施。但流调信息的公布，却也折射了复杂的社会情理，它必然涉及到人们对于共域与私域、责任与权利、秩序与自由等边界的探讨。
因此，疫情防控中的数字治理，看似是一个中性的技术行为，却是一个关涉人心的治理。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01.
疫情防控中的“人心治理”
疫情防控包括救治和隔离这两个关键环节。隔离既包括将传染病人从社会中识别出来，并采取措施将其从社会中隔绝开来，也包括限制人口流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绝。因此，隔离不仅是医学实践，还是一套技术装置，它在建立新秩序。以“隔离”为核心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否可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疫情“新秩序”的适应性。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矛盾在于，人们要维持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往往是建立在反社会机制基础之上的。比如，隔离往往是激活“以邻为壑”等反社会机制的催化剂。春节前，河北邯郸的一位村支书，公开表达要赶走处于疫情中的“河南（安阳）人”。而事实上，疫情爆发两年来，不少地方公开歧视来自其他疫区的返乡人员。武汉疫情爆发后，笔者有多位返乡学生在老家被封门拉横幅，横幅上用大字体写上“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禁止出门！”。
运用大喇叭、拉横幅以及举报等方式，通过激起民众的恐惧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是典型的社会排斥机制。疫情防控将流动人员和固定人员区隔开来，并将“流动”本身视作社会安全的风险因素，无异于否定社会的流动性。然而，流动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性，对流动人员的警惕，必定会侵蚀社会信任，影响社会秩序。
比如春节返乡期，是每个中国人表达亲情和乡情的关键时期。但是，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却层层加码，变相阻碍人员返乡。绝大多数省份对于来自外省的返乡人员，哪怕是最低层次的放开措施，也存在加码行为。比如，对于有中高风险区的所在县市的低风险区返乡人员，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对于从未发生疫情的地区返乡人员，则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且返乡后还要做核酸检测。而很多地区，加码的程度更高，对哪怕是只发生一例疫情的低风险区返乡人员，也采取劝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