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撕掉家务劳动的性别标签

　　导语

　　在后毛时代，妇女被重新性别化、家庭化。商业广告将妇女描绘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各种媒体充斥着妇女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忠告，家务劳动也被理所应当地视为女性的“天职”。妻子从事家庭劳动，却不会领到“工资”，不是由于家庭劳动的内容特殊，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

　　本文认为我们应该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批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观，承认社会的再生产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近十年来，她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教授一起研究中非联接，探讨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和实践。近几年，她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政变迁和食物主权，在《开放时代》组织了关于中国农业道路的讨论。

　　作者｜严海蓉

　　责编｜Ri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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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电视连续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1}在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的地方有线电视台广泛地播出。这部轻喜剧关注的是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的内部生活，讲述了田家多次寻找家政工人的故事。通过剧名突出强调田家雇佣过28个保姆，电视剧一方面不厌其烦地显示家政工劳动力供应的充足，另一方面这个夸张的数字也生动地表现了富裕家庭的需求单靠数量无法得以满足的那种挫折感。

　　类似地，雇主们在我和他们的访谈中也屡屡表现出他们混杂着的优越感和挫败感。我听到过种种抱怨，比如：他们“雇过和炒过的保姆够编成一个排了”，或者“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比找对象还难”{2}。作家毕淑敏在她的小说《紫花布幔》中这样描写一个电脑工程师对她保姆的叹息：“她依旧像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培养一个精干的可人意的保姆，真比培训一个合格的程序设计员还难！”{3}一些雇主很高兴能有人来听听他们对保姆们的抱怨：有的太木，教不会；有的可能学得快但又不守规矩；有的干活勤快，但又老顶嘴，忘记了自己保姆的身份；一开始她们可能单纯，但慢慢就学得“油滑”，爱算计，给自己打算时不顾给雇主带来的不方便；她们一开始都很勤快，但慢慢就变得懒了；等等。偶尔，我和雇主的访谈约在了她的工作单位，我们的谈话会吸引周围的同事，而她们全都开始附和着发泄她们各自的不满。

　　一次在合肥的一个大学图书馆访谈时，受访者也对这种自发形成的群体性抱怨感到有点惊讶，并且幽默道：“这感觉就像我们在对一个妇联干部‘诉苦’一样。”“诉苦”是上世纪40～50年代土改时期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的一种形式，它鼓励被压迫者公开说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使他们在公开叙述的过程中获得和体验阶级主体性。妇女协会（后被纳入全国妇女联合会）经常会积极发动农村妇女们针对阶级压迫和父权制诉苦。这里雇主们援引“诉苦”的概念，就是潜在地设定自己相对于保姆的一种受害者立场，认为理应得到同情和倾听。在北京，雇主常常将访谈安排在家里或咖啡馆里，我从未遇到与一群雇主面谈的情况。不过，有的北京雇主告诉我，她们在单位吃午饭时有时会讲各自家保姆的故事，或模仿她们的行为举止来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