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荒唐的封门隔离!防疫“护城河”应该修在哪里?
河北迁安防疫期间出现了极其荒唐的一幕:为了防止居民私自外出,影响“抗疫大局”,竟然要求居民将钥匙上交,由志愿者在外面把门锁上;如不配合就在居民家门口绑铁丝、钉铁钉,强行将入户大门封死。
当地在居民在网络上纷纷反映问题过了一两天,直到引发“舆情”和社会关切之后,迁安有关部门才作出了回应:
然而,笔者认为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也不会到此为止——谁都不知道下一次另一个地方,还会不会另一种手段的“一刀切”、“乱施政”;并且这样的“一刀切”、“乱施政”仍旧在某些地方发生着,例如某地要求农民到自家地里干农活都得凭“出入证”,一次还只能一个人:
对于河北迁安发生的这样荒唐的一幕,首先正如网友所质疑的:此种做法本身已经违反了《消防法》,万一居民家里失火、煤气泄露,连最基本的逃生通道都没有;迁安是河北唐山的下辖县级市,万一发生地震,居民怎么办?
这些质疑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而笔者认为这里面还存在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1-
迁安“个别社区”(官方通报语)之所以对居民采取收钥匙、绑铁丝、钉铁钉这样简单偏激的行为,或许的确事出有因。
目前迁安已累计发现阳性感染者数百例,存在社会传播风险,对于这样一个医疗资源并不充裕的县级市而言,防控形势很严峻。然而,几天前迁安连续通报了数起私自外出、隐瞒行程等违反防疫规定的个体行为:
但是,即便如此,封控到一个小区甚至一个楼栋就可以了,有必要“硬封门”到每一户居民家里吗?还有那些“凭证干农活”的农村地区,只有没有阳性病例,有关部门的职责是做好外防输入,有必要这样防着每一个当地农民、当地老百姓吗?
天天自夸的“5G”网络、“大数据采集”,这会儿都成了摆设?事实上这套系统一直在运行:笔者去年12月初从西安回来,第一时间就向社区网格员报备了,当时西安还没进入严峻状态,过了几天才封城,而笔者也是回来几天后才被要求居家隔离;在笔者居家隔离之前,连续接到数个来自市级、本区以及其他区疾控部门的电话,收到数个告知短信,说明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甄别笔者的行程,这样的技术手段目前县一级单位基本都具备。
为什么有了技术手段,还要再加上“硬封门”这样一道“保险”?说白了不就是懒政、怕担责,想要“万无一失”吗?
昨天,全网都在刷屏点赞北京自觉隔离在自己车里14小时的“感染者218”,这是一名吉林到北京从事装修的“打工人”,他的想法很朴实,就是不想给自己的工友、家人以及居住的社区添麻烦。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是淳朴、可爱、顾全大局的。笔者所居住的小区,居民以中下层工薪阶层为主。从2020年年底到现在,笔者所在的城市至少已经经历了三轮局部的静态管理,期间小区也都经历了全员核酸、防控升级,居民都是高度积极配合的。很多年轻人还自愿充当志愿者,不拿一分钱报酬帮忙组织核酸检测,帮助困难家庭物资采购、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大家都盼着瘟疫早点离去、居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某些地方出现“恶意下田干农活”、“恶意打工”、“恶意谋生”的荒唐处理,不就是因为私有制下的贫富分化让很多人陷入了“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困局吗?劳动人民在短期封控期间不会出现生存问题,又何苦去违反防疫政策呢?他们恰恰是社会最该去关注、帮助、兜底的一群,施政者恰恰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该去“嫌麻烦”、“懒政”、“一刀切”。
防疫比起战时状态要“轻松”得多,防疫是一次检验:“共同富裕”实现得怎么样了在此时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共同富裕”的呼声在此时也更显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另一种人:例如“外省”的某些人他们在本地已经“大爆发”的情况下,仍然跑到杭州、合肥、成都等各个城市,他们并不是为了谋生,而仅仅是为了旅游;他们一落地不是先住下自我隔离,而是立即去人最多的商场、夜市闲逛。这其实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些人,他们认为防疫妨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或许就是因为受到网红专家的误导,认为这个病毒就是个“大号流感”,甚至还不如“流感”。人们对北京“感染者218”疯狂的刷屏点赞,不就是对极端自私者的厌恶情绪的反向宣泄吗?
然而,这样的极端自私者毕竟只是少数个体,真正该防的是这样的个体;真正该批判驳斥的是网红的错误言论。总不能为了防这样的“极端自私者”个体,把所有的老百姓当“贼”防着吧?各地出现的种种粗暴极端的“一刀切”,只会给老百姓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造成妨碍,反过来让老百姓对防疫产生厌恶、抵触情绪,反使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有了生存、扩散的土壤。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反复强调,防疫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根本上就看能不能把防疫打成一场“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防疫措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把基层防疫技术官僚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累死,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
上海一个普通居委会要承担的日常职能
正如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所说、后来又在《论持久战》中重提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防疫难道不是为了守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吗?防疫的“护城河”难道不应该修建在病毒与劳动人民之间吗?而防着普通老百姓的粗暴极端的“一刀切”,显然错误地将“护城河”修在了技术官僚和老百姓之间,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一重含义。
-2-
笔者有亲属生活在河北固安,与唐山迁安一样毗邻京津。在没有一例确诊的情况下,接连封控一两个月,措施比北京严格得多。而河北像这样的“护城河”地带并不在少数,如廊坊的永清、大厂、三河、香河……
笔者一向是支持积极防疫的,但总得一碗水端平了吧?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不需要正常的生产、生活吗?
在此前国内已经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唯一的风险其实就是病毒的境外输入。防疫的“护城河”显然应该修在国门线上,而不是大城市边缘,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二重含义。
前不久传出八个入境口岸城市试点缩短“封控期”和“入境隔离期”的消息,而且作为口岸城市厦门已经切实操作了,将“入境隔离期”从“14+7”缩短为“10+7”及“10+4”。
尝试缩短“封控期”笔者是完全支持的,但不知道缩短“入境隔离期”的科学依据何在?成都通报的4月22日和27日的境外输入病例中,都存在14天隔离期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天才发现阳性的案例:
也就是说,即便按照“14+7”管控,都可能存在“漏网之鱼”,缩短“入境隔离期”会怎样,不难想象吧?
把河北“护城河”的劲头用在“外防输入”上,把防疫“护城河”建到国门口,“境外输入”才能更有效地防住啊。
另一方面,笔者在以前的文章曾呼吁过公权力要重点关注、帮扶云南瑞丽这样的边境小城。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瑞丽已经9次封城,却没有一例外溢,真正为中国人民守住了国门。但瑞丽的底层劳动人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学生上了两年网课、小商贩破产了一大批,他们为“外省”作出了榜样,真正该倾注资源去帮扶的是他们!
也只有瑞丽人民可以安稳地生存下去,国门线上的防疫“护城河”才能坚不可摧,内陆地区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免受病毒的荼毒。
-3-
这几天,财经人士都在关注股市暴跌以及天津一季度零增长的事,上海二季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正如笔者之前所质疑的,难道放开了、共存了,经济就不会受到冲击?医疗资源就不会发生挤兑?
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从事境外旅游业务的人和留学生出来讲,与病毒共存的西方多么幸福,这对国内的民众有很大的蛊惑。前者是利益相关,这个大家都能明白;而后者则是“幸存者偏差”——在西方病毒肆虐的2020年,他们纷纷包机回国,西方的老弱病残被病毒数轮筛选、大批死亡的情景他们根本没有亲眼所见;他们靠着父辈在政商两界的背景掌握了优渥的社会资源,不仅在国内是上层精英,到了西方也不会沦落到底层,西方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处境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看到的“风轻云淡”只是西方中产精英聚集的商场、旅游景点。
真实情况如何?我们的逻辑推理只是一个方面,还是要看事实。
在早已对病毒躺平共存的英国,近日有经济学家出来讲,“英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低点”。
而在美国,去年年底奥密克戎攻陷美国以来,医疗资源一直都处于吃紧的状态,的确不是“新冠之外没有其他病”,而是处于底层的其他病人根本排不到床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防疫措施的升级被加剧了。这个问题笔者与左边的朋友已经辩论了很多次,实在懒得再辩论下去了。简单来说,生产过剩危机的解决要回到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去解决,而不应该甩锅给防疫。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与病毒共存”、“应死尽死”,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政府甩锅和转嫁矛盾的手段。
我们在构建国门口的防疫“护城河”,保护劳动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理应更好地体现防疫成功之后经济上的相对成功,其关键就在于摆脱资本的“外部性”诉求,打通“内循环”、实现“共同富裕”;不求立刻就能“消灭私有制”,至少应该去“节制资本”。总不能像西方那样,一面是底层饱受病毒荼毒、陷入更加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另一面是富人大发国难财、财富以更快的速度暴涨吧?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53年,毛主席在杭州又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防疫理应成为一次契机,一次消灭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契机。防疫“护城河”的优势不仅应该体现在“中医主导抗疫”的具体手段上,更应体现在“动态清零”之后,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才是为自然病毒和资本制度荼毒的世界人民作出的榜样,为世界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也才是对人类作出的“较大的贡献”。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三重含义。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