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树立人民战争观,清剿内奸投降派


  1937年7月7日夜,刚从北平来到延安的《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正同总编辑向仲华编稿。

  突然,他看到一则中央社发出的“卢沟桥事变”的电讯稿,大吃一惊。

  两人立刻向主管报纸的党报委员会秘书廖承志报告,廖让两人立即将此消息拿给毛主席看。

  23 时许,他们提着马灯、带着几份电讯稿来到主席住所。

  主席看完,让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到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仔细看,若有所思地说:“卢沟晓月。”

  7月8日,在国民党当局仍然处于困顿麻木的战略犹豫中时,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共产党呼吁号召全国军民: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1

  应该来说,十年的国共对立让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血腥和残酷的环境中经受了火一般的历练,也认清了蒋介石反动军事集团的阶级面目。

  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凭借坚定政治意志和灵活军事思想而一步步崛起的毛泽东本人,对待蒋府的态度是不容动摇的。

  但是面临国家危亡、面临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最危急的灾难时刻,毛泽东依旧愿意从民族生死的大局出发,同蒋介石军阀在抗日的大旗下握手。

  在国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席第一个站出来深刻阐述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致性的问题。

  他说: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毛主席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表现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致性,即: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根据主席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共合作中实行了「以阶段性的国内阶级让步来实现民族统一」的基本方针。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动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陕甘宁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暂时停止推翻国民党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

  毛主席指出:

  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

  而让步当然是双方的,党也向蒋介石当局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召开国民大会、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

  在毛主席看来,在中国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才能有效地在眼下将阶级斗争的动力转化为民族斗争、最终动员全体民众以及全国各界各力量加入到抗日战线中,地域日寇在各领域的入侵。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一周,党中央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纲领。

  而蒋介石看了这个宣言后竟然不满意,授意康泽修改这个宣言,要求把我党的三项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一堆有利于蒋府维系反动统治、继续“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保证。

  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想造成一种“共产党单方面投诚”的模样,其政治心胸和眼界格局可见一斑。

  结果,自然是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

  同时,蒋介石的这一思维也同样被日本方面洞察。

  2

  当战局进行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共产党游击战术下伤亡人数已达四十五万人之巨时,日本人清晰地认识到:蒋府国军并不能对日军造成太大威胁,而毛泽东的军队则是“心腹大患”。

  此时,日本人开始谋求将“反蒋”转为“反共”。

  武汉会战之后,已然无力将战火继续向西、且逐渐谋划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扩展海权势力范围的日本法西斯,就中国战场局势提出了“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主张。

  日本人认为,应该立即停止“反蒋”,把对华目标缩小为“反共”,以分化中国内部,使若干畏惧继续抗日会失掉原有地位的政客和亲日分子更能发挥作用。

  于是,日军确定了对蒋介石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所谓《东亚新秩序》声明,在“合作”“提携”“互助”的招牌下,呼吁只要国民党当局放弃抗日,便欢迎它参加天皇主持下的东亚新秩序建设运动。

  12月20日,近卫又发表“调整日中关系”的声明,提出所谓的“中日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进一步对国民党内部的汉奸力量实施引诱。

  日本政府还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军队就可以撤出华中和华南,华北也可以在名义上属于中国。

  日本人的诱降活动很快便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动摇和分裂。

  1938年底,身居国民党总裁高位的汪精卫逃离重庆,公然走上了叛国投敌的罪恶道路,这在当然着实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因为这等于是先于自己之前,给日本人递交投名状。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接受国共合作,本来就是被迫的,甚至还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只不过“事与愿违”,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力量日日发展、不断地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扩大解放区范围,使蒋府深为恐惧。

  在日本积极诱降、英美从旁劝降的国际妥协气氛下,逐步“绥靖化”的蒋介石很快就从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把会议的议题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从而使“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成为全会的中心议题。

  这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是毫无争议的汉奸政治。

  蒋介石的所谓“党魂”就是“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所谓“巩固党基”就是要整顿党务、“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

  这份报告处处隐含着1927年“清党”的意味,叫嚷“我们一定要将已睡了的党魂唤醒转来,已失去的党德恢复转来,全体一致,尊重党纪,爱护党史,重新奠定本党坚实的基础”……

  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国民党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制度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等。

  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集团一贯以来“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便不再伪装。

  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一出出国民党反动军阀蓄意制造的反共惨剧接踵发生,在日本侵华脚步依旧蔓延的局势下,给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对此,毛主席异常失望和愤怒,他公开怒斥: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

  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

  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

  由此,党内和八路军等党的部队内部,也纷纷回忆起1935年时毛主席曾就时局给出过的使人振聋发聩的判断: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3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路线分歧,其本质是“抗日应该依靠谁”问题的分歧。

  这背后,体现了两人以及国共两党天然的阶级对立。

  早在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毛主席在1937年3月则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中日之战显然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具有广泛可以动员和解放的有生力量,且具备抗战的正义性,长期战争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一直主张解放民众进行战争,即“人民战争”理论,而蒋介石却只将花巨资组建的军队和抓来的壮丁看做抗日力量。

  毛主席相信中国“立起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入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相反,蒋介石对于中国民众的态度要比毛主席冷淡得多。他对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取鄙视与训斥的态度。

  1934年5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

  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游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他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人的某些面貌以及党制乱象,其实看的很透,然而,他却不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尤其他竟然这些视为“不可抗日”的“原因”。

  1936年3月,蒋介石公开发声:

  日本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国则女子向来怕战争,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战时很少能够代替男子担任后方的军事工作。

  如是,四万万同胞当中就去了二万万。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残,不堪工作的,又要占一万万,所余一万万之中,实际学了武艺,懂得军事的,恐怕最多不过二百万人。

  如此我们以二百万人与人家六千万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的人来相争,如何能战胜他?他如何不来侵略我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极力主张对日妥协,反复强调: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待抗战爆发后,他虽也宣布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事实上,蒋介石是限制民众参战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吸取了中共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但在全面动员民众参战问题上却有很大差距。

  这份《纲领》要求各地武装民众在“各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之下”配合作战,同时于政治改革层面,只设立了一个不具决策权力的国民参政会。

  所以,这个《纲领》在总体上仍然是要由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体现了一条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

  正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投降姿态抬头的背景下,震动世界的《论持久战》于毛主席笔下出炉。

  4

  在1938年春夏之交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

  在毛主席的眼中,抗日战争是日本国内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裹挟日本人民,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作战。

  而日本法西斯不正义的入侵行径,无法永远裹挟日本人民;但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长久地发动、领导、团结中国人民,以游击战的方式同看似武器装备强大的日寇进行持久作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日本人民抱以高度的同情。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毛主席率先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

  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

  在主席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残害者而已。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互为军国主义肆虐的受害方,应当彼此同情、彼此团结。

  还是在《论持久战》中,主席鲜明地点明: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程思远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不得不赞成毛的看法。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后来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了全国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当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国统区的舆论场上甚至掀起了一股“黄埔军校vs延安窑洞”的谈论。

  傅作义在读了以后,立即作出指示部下的军官都读一读,并要军政干部学校作为教材来研究;卫立煌拿到《论持久战》后也让他的秘书陪着他阅读,并表示这本书对他思想中的“速胜论”、“唯武器论”有纠正作用……

  吴玉章的回忆录里则有这样两段话: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因为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思想”这个逐渐被清晰化的概念,开始随着抗日战争战事的深入而深入人心,对抗战的理解也开始升华、教育着广大的党员干部。

  这,与此后的整风运动前后呼应,最终在1945年的七大上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共产主义洪流,给出了解答中国命运的答案。

  发动人民、依赖人民、从“一个进步阶级掀翻另一个反动阶级”的角度应对和解读战争,这是破除“唯武器论”和“原子弹迷信”以及可以最终获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通途。

  在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史上,遭遇过敌人原子弹威胁、遭遇过“核平”威胁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最危急的两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珍宝岛战争时期。

  但是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崔可夫等一众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主席,从来没有恐惧和妥协过。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毛主席的态度是: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

  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但是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 教授在其《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曾有这样论述:

  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其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论武力,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可以迫使坐拥核武器的美国,在板门店极为不甘地签下停战协议;

  论武力,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在中国的毛泽东面前一败涂地。

  真正能够让中国屹立世界的,绝不仅仅是一门门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坚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认识到这一点,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观和原子弹崇拜,注定无法厘清包括二战历史在内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也极容易在表面的纸面实力处于下风时陷入投降情绪。

  5

  去年的6月30日即建党百年前日,日本著名电子品牌索尼在中国市场搞了个事情:

  作为一个来自于日本——一个在中华民族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且偏向于政治负面形象的国家的品牌,竟然在我党党庆的日子作妖,这恐怕不止是“心里没有逼数”的问题,根本就是一种试图进行政治挑衅的侥幸心理作祟。

  七十余年来,日本始终在国际舞台上负罪前行,根本原因就是自己从未彻底对战争罪行进行过深入灵魂的自我清算。

  时至今日,仍旧对近八十年前发动的“帝国战事”抱有“追忆心态”,如此极右翼姿态,注定了日本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自己「政治小国」的地位。

  但是我对去年该事的关注点倒不在“日本反思战争不彻底”这个全球众所周知的事情上,引起我注目的是一些中国网友的反应。

  比如最多、最大量的评论:“原子弹没挨够?”、“应该把产品发行日改成8月6日”:

  这种说法在过去很多年是论述抗日战争历史时极为常见的言辞,即:结束抗日战争、甚至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美国人,是美国人的那两颗“伟大的原子弹”。

  这种论调,瞬间就把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抬到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阶位。

  仿佛美国是人类的救世主,是反法西斯阵营的急先锋,是全东亚/东南亚人民挣脱出日寇铁蹄的大救星。

  然而,熟悉我此前文章的同志应该了然,法西斯轴心阵线最大的培育者,恰恰就是美国(深宫财阀)自己。

  包括日本法西斯的壮大,美国人同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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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日本南进派1941年12月攻击美国珍珠港,也是美国成功如愿进入战场、以珍珠港军民的牺牲换取美国财阀收割战争红利的实锤(见C· A·比尔德在《罗斯福总统与 1941 年战争的来临》 一书)

  这种“两头下注+参战收割”的玩法,美国人在一战中早已耍过。

  所谓美日1941-1945长达四年的太平洋战事交锋,从大格局的层面,你很难将它定义为一场绝对的战争。

  另一方面,哪怕就是以狭义的战争双方视角看待,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真的是美国人吗?

  尤其,真的就是那两颗原子弹吗?

  直接从时间线上看,终结对日作战全局局面的也不是美军的原子弹,而是苏联红军。

  原子弹在本土燃烧之时,希特勒的纳粹帝国也早已覆灭,但是日本陆军配置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仍旧没有投降,战争根本没有结束。

  1945年8月9日-9月2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第2方面军和蒙古人民革命军,配合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对远东日军实施了战略性进攻,红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5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日军发起了强大的向心突击。

  到8月14日止,经六天作战,苏联各方面军分别前进到东北平原、牡丹江平原和佳木斯地区,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北朝鲜雄基、罗津诸港口,切断了日军的海上退路。

  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彻底被打乱,失去了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若干筑垒地域继续抵抗。

  除东北的作战之外,苏军还于8月11日对南库页岛发起进攻,该岛日军一直到8月25日才投降;8月18日苏军进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守军于22日投降。

  8月30日,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以惨败而告终。

  此时,距离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日本放送协会对外广播的《终战诏书》出炉,已过去半个月;距离美军8月6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已过去24天。

  美国人自我吹嘘、标榜“原子弹决定论”,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抗日战争最大的灾难牺牲者和胜利贡献者,很多中国人也跟着美国舆论这么附和,动辄拿原子弹去嘲弄日本,仿佛真正让日本法西斯胆寒的是美国的原子弹……

  那我在这里必须要表示反对了。

  真正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包括中国战区、太平洋战区、东南亚战区、南亚战区)形势扭转和最终关头一锤定音的,究竟是谁?

  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最广大中国敌后抗日军民!

  对于那两颗震动世界、连苏联苏共的高层都为之震撼的美帝原子弹,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毛主席,向来对之嗤之以鼻,早就看穿其实质。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

  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

  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6

  什么是毛主席口中“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又是怎么决定战争胜负的?

  时间回到1938年10月,“假抗日、真反攻”的国民党军又一次让全世界看透其无能:中国的交通中枢重镇武汉,宣告失守,即前文提到的武汉会战。

  武汉被蒋介石拱手相让于日本人后,整条长江已经被日本法西斯控制了一半。

  然而接下来中国的形势却让同样面临着纳粹战争危险的西方集团感到疑惑:日本军队竟然没有“一鼓作气”、继续沿着长江向西走、向重庆进发。

  原因无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此时已经开始于河北、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开辟大范围的敌后抗日战场,大大牵制了日军侵华主力。

  要知道,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形成统一战线,不过一年而已,共产党已经开始替无能的蒋家军“擦屁股”了。

  日本人究竟在中国战区投入了多少兵力对付共产党、而我党又抗击俘获了多少日寇法西斯,此前已写过,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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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43年,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增至8000万人,敌后抗日军队已增至47万人。

  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攻势,歼灭日寇逾16万人,收复县城逾60座,扩大解放区逾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逾千万。

  到当年度年4月,在毛主席指挥下,我党于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一亿,正规军逾91万人,另有民兵语220万人。

  山呼海啸般的群众,这才是决定战争形势真正的“胜负手”,而非那两颗美国人的原子弹。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日本军方的某些顽固派面对美国海空军,仍旧宁死不从,幻想以所谓“玉亡”守住尊严。

  但是就中国战区,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军民,看似张牙舞爪的日本鬼子从来没有如此嘴脸。

  想要理解这样的区别,恐怕要看抗日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了。

  战争其本质,是毛主席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同步基调,都是一场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战事,而不仅仅是反对“德国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战争。

  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兵锋。

  日本历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记述:

  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本“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7

  迷信武器装备,尤其是迷信西方帝国主义给予的“先进装备”,这种“唯武器论”思维的另一面一定是武器装备看似贫乏时毕露无疑的投降作态。

  早在1937年著名的四行仓库战斗期间,此前一再对日退让、屈避的蒋介石,就曾突然在战前晚间召集白崇禧等人到中央军总部商量“誓死保卫上海之策”。

  原因何在?

  原来,彼时距离九国公约会议即布鲁塞尔会议召开还有不到十天,蒋介石希望借淞沪会战向国际社会表现国府抗击日本的“勇气”,以争取英美等国军事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对日本的外交施压。

  事实上,国军在上海的抗日完全也就是抗给“国联调查团”看的,祈求美英可以因为上海存有大量美英投资和大面积的公共租界,能够“帮帮忙”……

  这就是老蒋一贯以来的抗战作风,也是国府、国军的抗战观:迷信装备(88师孙元良的徳械武器)、迷信英美调停,而不尊重中国底层人民、不重视劳苦大众、不依靠工农阶级,更不珍惜那些被他们如撒麻袋一般堆砌到战场上的国军士兵。

  用百万国军将士“不值钱的如山尸体”(本来就是强抓壮丁抓来的),为国府上层军官们博得一份“我们已经尽力了”的自慰,这也是那句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鸡血真相。

  战前期手握德械,后期仰仗美援,可是这蒋光头又把资源和力气都用哪儿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还不忘在抗日期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内战……

  失民心者,失天下。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路线上的崇洋心理和依仗外援做派,以及对于高高在上又各怀鬼胎的一众国际公约及其会议,毛主席有着清醒的认识。

  毛主席1937年3月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

  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

  对于国际援助,毛主席虽也看做是中国战胜日本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中国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必须努力争取外援——但是,主席又始终主张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

  在抗战前,他就对斯诺指出,中国虽然需要外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同盟才能开始抗战”。

  在抗战中,他又公开提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绝不能依赖它!”

  能够依赖的,只有人民,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够调动起最广泛的抗战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论持久战》会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文本——以致于,在日本这个亚洲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国家都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1938年9月《论持久战》的日文版在《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刊登,紧接着11月号又登出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时标题改作《抗日游击战论》)。

  回想七十八年前,三笠宫崇仁亲王纠结了以陆军少佐津野田为首的反战军人,计划刺杀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军官,事成之后计划以三笠宫崇仁亲王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和中国讲和,“体面的退出战争”。

  只不过,刺杀行动被东条英机识破,宣告失败。

  三笠宫崇仁亲王1943年曾化名若彬参谋,广泛考察从内蒙到湖北的中国战场。

  在收集各类情报时,他阅读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也是在那一年,三笠宫崇仁亲王在侵华日军总司令部面对众多高级军官,发表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讲话,痛斥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并指出日军必败:

  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zhi na共产党对阵的!

  原子弹可以杀死日本人,却无法征服日本人。

  能够令这个岛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们心悦诚服、由衷低头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想震慑今天的日本右翼是吗?扔给他们一本《论持久战》吧!

  原子弹的火焰终归是会熄灭的,但《论持久战》的光芒所带来的政治震慑,则跨越战争时空,胜过嚣嚣核武火器,胜过隆隆千军万马。

  8

  历史已经证明,抗日,投降主义的“放开”“躺平”“共存”是不行的,一座城市沦陷,日寇就会迅猛地外溢到下一座城市。

  汪精卫在割据南京时曾推出“与皇军共存”的政策:“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中日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存共荣东亚复兴”(汪精卫与近卫文磨共同发表的《宣言》)。

  但是终归只能被扫进史册尘埃中。

  同时,崇洋主义的迷信武器装备、迷信洋人洋器,也是不行的,蒋介石的德械师们、美援们同样证明。

  抗战,只能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人民战争思维的游击策略才能真正的淹没敌人。

  日寇绝对不是“大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的惨烈程度绝非北伐可比,不要总想着“抗战会影响经济发展”故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这一点,上海已经给出过反面教材。

  当年在上海四行仓库战斗中出现过一个险情:位于仓库东南角有两座巨大的工业煤气罐,一旦炮火击中,将会危及英美的公共租界,租界内遍布着洋行洋商。

  于是英美照会中国守军,让军队撤离、放弃抵抗,守军一开始表达了拒绝——结果,心系英美租界安全的蒋介石竟然屁颠屁颠得答应了,第一时间给谢晋元下达了撤出四行仓库的指令………其英美买办代理人的做派真是一丝不挂。

  谢晋元率部撤退到公共租界后,日寇指挥官松井石根当即指示英国方面:“当谢晋元部撤退到英租界后必须全部缴械,并限制行动自由。否则,这支部队退到哪里,日本皇军将追击到哪里……”

  一直被蒋介石心心念念、寄予厚望的洋人,轻飘飘得就顺从了日本人的指示,缴了谢晋元部的械!同时还以实质性软禁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孤军营”,且由于谢晋元部并非英国的俘虏,英国人拒绝提供伙食,导致谢晋元的部队在英国租界内不但被没收了武器,连生活都无法保证。

  撤军不抵抗,经济是保住了,洋商洋行是保住了,买办资本全都保住了——然而军民的性命也没了,沦为日寇肆虐下的鱼肉。

  

  “七七”卢沟桥事变已八十五周年,那场影响深远、塑造党魂、国格、民心的战争,或许远未终结。

  新时期的我们依旧需要握紧《论持久战》,破除“速胜论”和“战则必亡”论的横阻,固牢人民战争的史观,肃清内鬼汉奸的流毒。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

  我们不是美国,可以养寇自重、珍珠港自导自演死伤惨重而无谓;我们也不是欧洲,可以绥靖政策、放任法西斯病毒蔓延而自欺欺人。

  我们必须将一切入侵势力“清零”,绝不能动摇。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冬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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