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抗疫退出的治理问题与政治

　　临近年底，中国内地的抗疫策略骤变，从近三年来的依靠封控为主的抗疫模式转向放开，这使得“抗疫退出”成为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的头等大事。对此，国内外各方利害相关者观点纷陈，立场、情绪、诉求等等多种多样。这其中必然会引申到政治论断，只是，负责任的论断毕竟需要立足于权衡封控与放开对全社会的相对利弊，必须认识到合理的抗疫和退出安排首先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不应该绕过公共治理谈政治。

12月“新十条”的落地实施标志着防疫政策的实质转向

　　放开的认知依据及其欠缺

　　面对持续未息的瘟疫，封控与放开本来就是各有代价，极其巨大的代价，本来就是应该权衡取舍，而非执着于一边。权衡取舍必须依靠科学和民主。

　　科学，就公共卫生的治理而言，归根究底就是关键知识的获取。笔者在今年初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曾这么说：如果说，新冠病毒的毒性确实是已经降低到流行感冒的水平，那全世界都不会追求清零，中国也不会，中国其实也并没有“清零拜物教”。——那么，在奥密克戎（Omicron）流行全球已是整整一年的今日，是否可以确定新冠病毒的毒性已经降低至适当水平，使得社会可以承受不再追求清零？

　　在12月初抗疫策略改变前夕，国内一群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联名呼吁放开抗疫，作为其依据的判断是：“随着疫情进入奥密克戎阶段，科学界的共识是致病性减弱、传染性提升，加上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为优化疫情防控提供了契机，近期各部门各地方正在积极调整，社会各界备受鼓舞。”

认为奥密克戎病毒随着进一步变异毒性趋弱的观点并非科学共识

　　如此判断病毒的变异趋势和特性，这是西方国家用于肯定它们率先放开的说辞，也是世界范围的主导舆论（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舆论战）所宣扬的，并且得到中国很多医学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应和，大有可能也是中国官方决策转向放开的依据。

　　然而说“科学界的共识”是太过了。这其中的一个相关版本，是“无症状感染占绝大多数”说，据报道是来自春季上海疫情爆发的调查结果（至近日又有报道说这个结果其实是来自上海当局擅自修改了国家卫健委对“无症状感染”的定义）。而本月初以来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推翻了这个判断，同时也动摇了另一个相关版本，即所谓Omicron只会导致上呼吸道感染、不再是肺炎的说法。也正因此，放开以来就出现相当严重的医药供给不足、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恐慌和不满。

放开后的上海虹桥火车站

　　由此引申到更根本的问题，即：放开的另一个关键依据，是“病毒阶段”认识，是否意味着病毒变异趋势必然是毒性趋于减弱，Omicron将继续主导或被更弱的毒株所替代？这应该是科学上无法确证的，所以巨大的风险仍然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