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民：延安模式在金融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作者按】十年前，刘海波先生在《国企》杂志发表《“延安体系”浅论》指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从研究“延安体系”开始。笔者受海波先生影响，研究延安模式的经济金融方面，形成此文。近日惊悉，海波先生已于19日凌晨因病去世，特此发表，以资纪念。
【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
【提要】延安作为抗战时期我党的大后方，其主要工作是发展经济，为前线培训人才、提供物资。延安模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经济方面的成功，即通过自主发展市场经济建设了一个新的社会。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主要依靠印钞贷款给公私企业发展经济，第一年发钞就超过上年政府给八路军所有军费，短短3年半发行32.3亿元，成为抗战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当时主要提供给部队、机关和学校等与民间私人资本开办股份合作制公私企业，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例如雇佣难民开荒等，在短短4年使耕地面积增加26.3%，主要工业产品食盐生产和销售增长4倍以上，成为边区财政主要来源之一。延安经验证明，成功市场经济是由政府印钞支持民众发展经济，印钞提供的资金包括衍生货币，常多于税收。建议运用延安模式的金融经验，我国人民币发行应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内循环发展需要，服务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为自己的企业和民众发展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不再主要服从兑换美钞等外币需要。这是当前金融管理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一、延安模式产生的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局部执政，构建了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同时期国民党统治的一整套治理理念、体制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执政模式——“延安模式”[1]。不仅完成了抗日任务，还成功地改造了西北农村，建设出一个新社会。这个模式在当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极大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发展。我党总结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红色革命精神。最近习近平主席总结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延安模式的成功，经济方面是关键。抗日时期的延安，毕竟还是前线的大后方，毛泽东指出：它“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2]搞好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基础。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地处大西北，是最贫穷落后的根据地之一，主要对付周边重兵围困边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抗日前线培训人才和物资。最近，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时指出，“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
1939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却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当成主要敌人，开始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第二年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被服等，还“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屠杀皖南新四军一部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更为加紧。他们在边区周围屯驻五十万军队,建筑了一万多个碉堡,重重封锁、围困边区。另一方面，从1941年起，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频繁的“扫荡”“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加之华北又遭遇历史上少见的特大灾害，所以从1940年冬开始到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之中。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介绍说“1940年及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窝。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2]。
面对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等问题。1942年底毛泽东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就是对延安模式在经济方面的总结。毛泽东在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政策的好坏固足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财政充裕的。”[2] 作为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就是用发展经济而不是用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边区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个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则是政府与军队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而“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曰军民兼顾。”他明确指出公私兼顾也可以说是军民兼顾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党员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2]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十分落后[3]，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交通不便，农民终日劳动都难得温饱；教育十分落后，农村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一所学校，文盲率高达99%；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甚至高达60%，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方。
二、延安模式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成功经验
延安时期，我党为建设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改变边区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承认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私有经济，主要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能用行政命令或者摊派等方式进行经济活动，而是用买卖交易的方式，用货币来引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人们进行经济活动都是自愿交易基础上的，不是强迫命令下的被动行为。相比命令经济或者说官僚经济，人们的感受自然较好，更愿意认同和参与。虽然当时延安公营企业内部或之间有非市场性的资源调配，但与民间主要通过市场交易进行。
当时我党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展公营和私营合作经济。按照毛主席在报告中的总结，延安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2]在战争时期，党政军都有过经商的阶段，为解决本身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来，（公营经济）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给政府的供给量。”[2]延安举办公营经济的时期是“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之重要时期”[2]。南泥湾就是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典型，在八路军的生产运动中，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以前，延安办起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公营官办的，即政府的股金为主，吸收群众的股金为补充，“1942年1月，建设厅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民间合作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就是较早走上正轨的。” [2]
延安时期合作经济的领域是无所不包的，至少有五种形式的合作社。以延安南区民间合作社为例，它是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综合性的合作社，以及手工合作社。“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2]。生产方面，合作社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手工作坊，它可以一次动员八百个妇女一起纺纱。运输方面它有一个百余头牲畜的运输队，主要进行盐业贸易。它的商店“不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东西还要便宜”。它的信用合作社除去为社员服务外，还为外地的移民、难民贷款，帮助他们安家落户，发展生产。南区合作社还经常将社里的红利为社员缴纳教育经费和民兵的放哨费。总而言之，延安的合作经济走上正轨以后，赢得了人民充分的信任，并给中央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深信不疑，延安的合作社及一切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农业合作经济都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他说：“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2]。
延安南区合作社是一个合股制的企业，“它允许人民用公债劵、储蓄票入股，以扩大股金。”“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价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2]南区合作社经常吸收群众的驮盐代金转为股金，而且还帮助群众完成了驮盐的公差。合作社甚至收集“上年应交的公粮给合作社，合作社不仅保障替社员代交本年应出的公粮，而且承认所交公粮的数目即作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2]如果下年公粮数额增加，则增加量由合作社负担。处处为农民着想，为社员着想：“他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尽量将赢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不论社员股金多少，一律按股分红；它不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有随时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以加入，机关社团也可加入。”[2]
当时我党推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金融，毛泽东指出，“公营经济愈发展，则人民负担就可愈减少，这又是培养民力的一个方法。而联合与通融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 [2]
当时边区政府自行发钞，提供给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等单位兴办公立企业；还贷款给农民、手工业作坊等组成的合作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印钞贷款给公私企业，从而可以扩大企业规模，包括雇佣更多劳动力，发展经济。
1937年10月1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一开始，因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银行没有铸币权，对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边区银行只能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一元以下的角票和分票，它们均作为法币的辅助券，在边区流通，可以兑换法币。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多次要求兑换辅币都没有结果，边区流通的法币主币多，面额大，辅币异常缺乏，市场上找零困难，交易不便，有些地方群众被迫以邮票代替辅币使用，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而发行。最初发行较少，后来因国民政府拖欠军费，不得不逐月加大发行量[4]，到1940年共发行311.154万元，到1941年2月18日共计发行438万元。光华商店代金券广泛在陕甘宁边区流通，后来甚至流通到边区之外的国统区，侵占国民政府的发钞收益。国民党自然要严厉禁止，例如，在边区的甘泉县，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建立了两个共存的县政府，国民党县政府就出台布告，宣布光华商店代金券非法，禁止老百姓使用，共产党县政府则派军人撕毁布告，维护发行的光华商店代价券。
1941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30日边区政府公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2月18发布《发行边区钞票的布告》，开始公开发行边区货币，同时全面禁止法币流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用边币代替国统区的法币，就是去国统区法币，建立独立货币的一项大胆抉择。这完全是皖南事变后我党被迫无奈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当年就发行了边币2300万元，加上此前发行的光华商店代金券，到1941年底，累计发行2737.32万元。
【各种面额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禁止使用法币，同时拿边币收兑民间的法币，到国统区购买物资，从而等于印钞获得物资了。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上交易的增加，需要的货币也就随之增加，就可以增加印钞，从而免费增加物资供应。还可以在危急时，超发货币提供资金支持抗日事业。
当时民国政府还是领导全国抗日的合法政府，但国统区的法币已经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国民党设法把大量法币引入陕甘宁边区，以其贬值的法币购买延安的农副产品和各种物资，以求达到破坏边区金融秩序的目的。边区政府一方面严禁法币在边区流通；另一方面则借助法币通过公营公司，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活动，从国统区购买战略物资，支持抗战。边区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一则因为法币大幅贬值，人们自然不愿意持有；二则因为边区生产的粮食、副食、食盐、牲畜已基本满足了边区居民的内需供给，并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和国统区去换取战略物资了。这个斗争过程是颇为复杂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合法的中央政府，加上地主等支持者在边区合法存在，边区政府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给边区发行货币带来很大困难[5]。例如，根据1942年7月调查，在陕甘宁边区，法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5.3%，比边币还高10个百分点[6]。
边币一经发行，即以实体经济的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乏耕牛农具。”“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2]为此，1942年由边区银行发贷一百五十八万元，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一百零三万余元，“共买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农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开荒地十万余亩，估计可增加粗粮二万六千余担。”“根据1942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万元应继续贷于农民外，1943年还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元，连前共计二千零十一万元，其中以一千四百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三百万元办理植棉贷款。”[2]
从1941年1月边区政府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到1944年6月，改发商业流通券，共发行边币34.2亿元[7]。以1940年底发行光华商店代金券311万为起点，货币发行量增长了1100倍，平均每半年增加171.2%。最初半年可视为替代市场上流通的法币，与市场上需要的货币量比较相近，由于第一个半年累计发行量为1535.9万元，则平均每半年增加146.1%，增长十分迅速。
边区发行货币，主要用于放贷搞建设。1943年10月7日，银行检查委员会报告，《财政放款》指出[4]，放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发行。这是因为当时物价上涨快，银行几乎没有存款。据1945年10月31日《边区金融工作经验讲演提纲》[8]介绍， “1941年开始发行边币，是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民生，坚持抗战‘。……历年来的发行分配：”
表1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货币直接使用比例
【摘自1945年10月31日《边区金融工作经验讲演提纲》[8]】
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两年主要用于生产建设和贸易投资了，最后一年则主要是交给银行，1941年增发了边币2426万元，边区政府从中贷款800万元，用于建设投资，但未列入边区财政开支，第二年增发9108万元，边区政府从边区银行贷款7000万元，用于经济建设，发行货币直接贷款给边区政府搞经济建设，恐怕只占这7000万一部分。中间两年则主要用于购进物资，多是在农产品收获季节高价收购物资，防止被国民党用法币收走，是比较高明的经济战手段。例如，1944年9、10月份关中新棉花上市时[9]，国民党区域花价每斤1100元，我们以2800元一斤收买，差价高达117%，与内地东三县土产花价比较，东三县仅为2400到2500元，每百斤高20%弱，以当时看起来是吃亏的，可是价高招远客，有一天跑三次者，两月的时间进口棉花百余万斤，迫使国民党的60万担购花计划破产，虽屡次增加奖金好坏兼收，减少任务仍不能完成。嗣后不久，国民党区域棉花逐渐上涨4倍多，所以最后算起来是大有利的。
皖南事变后，民国政府停止提供军费，边区抗战只能自力更生，各机关、部队和学校经费，由过去靠上级拨款，转变为生产自给。银行发钞，最初主要任务是给经济建设提供资金。当时边区的政府机关，部队和学校都要参加生产和经济活动，不仅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更普遍的做法是由边区银行发钞提供给各单位，招聘人员，合股办股份制企业，从事工农业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获得分红。到抗战后期，企业发展起来，税收也大幅度增长，使得政府财政收支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物资供应增加，基本满足边区需要了。如支持公私股份制合作企业招聘难民开荒，大幅度增加了种植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仅1939年到1942年开荒就达到237万多亩[2]，人均超过一亩，使得边区耕地面积增加了26.3%。到后来，边币不仅在边区战胜了法币，而且进入敌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可以说，获得了极大成功，为抗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各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样板。
如果说开荒种粮是边区主要的经济工作，那么发展植棉业、畜牧业则是在做经济短板、综合性的内需工作。“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盐业的七分之一由政府掌握，“是属于公营的”[2]。在边区银行推动下，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边区盐池产食盐52.1万驮(=7815万斤)[10]，除边区自用约645万斤外[9]，主要对外销售，是边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出境销售食盐收入为7.27亿元。对比1938年对外销售仅1050万斤(7万驮)。
边区产业受限于自身技术水平，本地资源及市场限制，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和利用盐池发展食盐工业，在前两年的大力投资下，也就走向良性循环，如食盐产业在后几年都连续发展，销售到周边国统区，代替国统区从前的海盐。1943和1944年发钞，主要用于储备物资，如购买棉花，等于是印钞进行经济战，也是非常重要的。延安作为抗日个根据地的大后方，也是前线很多物资，如军服，军粮的重要供应地。经过2年投资建设，边区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实现了财政平衡和物资供应自给，为抗日夺得最终胜利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与国民政府提供的军费作比较，1940年每月提供给八路军70万军费，总计840万[11]，而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提供军费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增印钞2426万元，按照平均物价指数折算到上一年，也相当970.4万元，超过上一年八路军获得的政府军费了。考虑到其他根据地同样印钞，说明印钞成为八路军筹措军费的主要来源，早已远远超过政府拨款了。
事实上，由于法币发行量增长过快，国统区物价上涨很快，国民政府提供给国民党军队的军费开支，早就比4年前上涨10倍以上，但提供给共产党军队的军费开支，到1940年，每月仅比4年前增加10%，加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扩军迅速，从1937年底整编时的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2万人，增长到1940年合计超过40万人了，早就不依赖政府拨款了。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双方军队控制范围变化很快，势力犬牙交错，缺少经济财政方面资料。相比陕甘宁边区，其他根据地数据都很少，也就难以判断发钞占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开支情况了。但是，当时各根据地都大量增发货币，不仅用于发展经济，而且用于支持抗战，比较早的是晋察冀边区，从1938年3月开始发行代用券，到1945年抗战结束，发行的货币总数是60亿元[12]。山东根据地是1938年8月成立公私合营的北海银行，发行一元及以下货币，后发行北海币，到1944年底发行5.382亿元，到1945年底发行20.9亿元[13]。
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时为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缩短国统区人民的苦难，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印钞解决军事开支。1949年11月陈云起草的指示指出，“从1949年7月底到11月13日，发钞量从2800亿元增长到1.6万亿元（增长5倍多）。……从十月初直至今天为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仅一个月就增加一倍），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14]。
按照中财委报告，1949年共发行货币29951亿元，比上年底上升167.3倍[15]，平均每月增长53.2%。到1950年2月1日，发钞量又增加到4.1万亿元[16]。当年各解放区财政收入合计2.58万亿，但支出高达4.99万亿[15]，其差额2.41万亿，都是由印钞来提供的，占印钞量80%以上。当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一半[17]，因此，如果税收主要用于财政开支，则军费基本上是靠印钞解决的，占军费95%以上。
也就是说，发行货币成为政府主要融资来源，这不仅是当时推动解放战争进程的重要工具，而且帮助人民政府迅速消灭了当时蒋管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试想当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为军队筹资，出动军队迅速解放大陆，消灭蒋匪军，则不仅有可能让国民党反动派死灰复燃，还可能引来美帝等干涉，增加人民的痛苦，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相反，人民军队迅速出击，很快就解放了整个大陆，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到1950年10月，新中国已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不再超发货币，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困扰中国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噩梦得以结束。与此同时，人民币也牢固地占领了市场。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国外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对中共财经部门指挥的这场稳定物价的战斗也十分佩服，认为在短时间内使如此剧烈的通胀得到控制，简直是经济上的奇迹。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虽然开支更大，却再也没有通过超发货币来筹集资金了。除大跃进期间有所波动，人民币也一直非常稳定，持续30年。
三、延安模式的金融经验对今天的启示
延安经验证明，一国政权发展经济，最有力的工具是金融；成功市场经济是由政府印钞提供资金，用于支持组织自己的民众和企业发展经济；印钞提供的资金包括衍生货币，常多于税收。
英美宣传他们的金融实力，就是银行能够印钞，为国家提供巨额资金。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国王授权英格兰银行签发的银行券，也就是银行欠条，当流通的货币，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资金[18]。当时英国国王主要通过封建贵族统治国家，无法直接对所有民众征税，对封建贵族征税能力也十分有限，常常遭到反对，难以满足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有了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这笔资金，就可以发展英国海军，英国对外侵略扩张能力得以明显提高，对外掠夺又反过来增加财富，推动扩张，这是英国金融制度推动霸权的最重要作用。
1910年美国国会讨论成立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时，提交的报告总结[18]，就是成立英格兰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可以大量印钞购买国债，给政府提供巨额资金。西方推动市场化，向国外市场扩张，也是增加国内外对其货币需求量，从而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让政府获得更多资金。新冠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美国央行曾在2年时间增发了4.8万亿美元，主要购买国债，交给了美国政府。
英美对外宣传依据黄金发钞，黄金往往只占很小部分，而且一遇危机就会停止兑现，主要作用是欺骗他人。例如，美国在金本位时期，曾经规定发行的基础货币不低于25%购买黄金作为依据，但最终却难以满足货币发行需要，1971年8月公开宣布停止兑换，从而对西方盟友赖账，价值约60000多吨黄金，约等于今天的3万亿美元。美国以前法律规定必须承诺货币可兑换为铸币，但银行倒闭司空见惯，常常让储户存款变成废纸。例如，1929年金融危机，导致约一半银行倒闭，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取消对民间承诺。
市场经济主要通过货币组织民众，进行经济活动的。货币作为一种权力，代替行政命令，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你想让一家工厂给你生产一批产品，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和工厂签订合同，给工厂付款，工厂就会非常乐意为你生产了。货币就相当于行使让工厂给你生产商品的权力指令。马克斯在《资本论》中也多次提到货币权力，例如，在第一卷讨论货币储藏功能时说，“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权力也日益增大”。
人们使用的纸币有两种，一种是央行发行的现钞，又叫基础货币；另一种是商业银行发行的衍生货币，它是基于基础货币发行的，是人们将手里的现钞存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增发衍生货币给存款人，存款人就可以使用衍生货币支付交易，这个衍生货币，实际就是商业银行提供给存款人的各种银行单据，例如，企业交易主要使用银行的转账单，或者干脆改变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数字而实现转账；而存款人的现钞就归商业银行所有，由商业银行贷款给企业或个人，企业或个人又可以将这笔贷来的现钞存银行，继续增加衍生货币。央行要求银行每一笔存款，都要按比例上交准备金，央行改变准备金率，就可以改变衍生货币发行上限。
如今市场主要使用衍生货币，其数量十分庞大。以2022年为例，按照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上年底市场上的货币和衍生货币M2供应量是238.29万亿元；到到9月底增加到262.66万亿元，仅九个月就增加了24.37万亿元。2020年增发了20.03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仅有16.41万亿元，也就是说，银行当年增发的衍生货币量比所有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总工资还高出24%。当年政府财政收入为18.3万亿元，仍然比银行发钞少了约10%。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维护政府运营，推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印钞。
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劳动都是由提供工资的雇佣者决定的，人们拿着老板发的工资，就不得不听从老板的指挥。然而，老板的资金大都来自银行的贷款，例如，按照央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所有企业在银行的贷款要比它们在银行的存款，也就是自有资金，多35%。也就是说，不但企业的所有资金都是银行贷款提供的，而且还额外欠银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商业银行发行衍生货币，提供给特定资本家，就决定了资本家该干什么，而资本家们雇佣工人，则决定了工人该干什么。
市场经济是通过货币来组织经济活动的，金融系统是驱动经济运转的最重要工具。以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为轴心的金融体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枢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再由商业银行依据基础货币，发行衍生货币，作为贷款，提供给企业，决定着社会生产和分配，因此，金融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向。美国虽然广泛宣传银行是私人的，但美国的大银行都是政府控制的，例如，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46%的四大银行[20]都是上市银行，股份主要被政府管理的各类基金如养老基金和教育基金等控制。美国有90家上市银行，是美国金融业主导的大银行。因此，美国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银行发钞组织经济活动，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
如今的问题在于，西方资本家拿走了我国发行的大部分人民币。可分析如下：
（一）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官方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加上国内银行等持有2万亿美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对应地兑换给美国和西方35万亿人民币，让他们用于从中国进口物资或收购中国的工厂等各类资产。
（二）以投资名义进入中国的外汇，官方统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今年前3个季度为1553亿美元，去年全年是1734.8亿美元。这对应的是给西方人民币资金，一年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更大的是配套贷款，一般是投资额的3到5倍。也就是说，很可能每年给西方资金就高达6万亿，主要是给美国。对比中国去年新增货币，包括衍生货币，也就19.6万亿。
（三）西方投资在中国赚取的利润非常惊人，每年都汇出大笔投资收益，去年汇出4174亿美元，等于人民币约3万亿元。未汇出的也许更多。笔者曾经分析过苹果公司六年情况[21]，平均每年赚1200亿元。这得益于配套优惠政策。例如，苹果在中国基本不缴税，还搞平台收费，等于在中国收税，甚至将代收的消费税（对消费者收取的增值税）也拿走了。苹果在西方逃税很有名，因逃税3年问题，被欧盟各国处罚上千亿税款。但就是如此严重逃税，仍然利润率比不上中国。原因是在中国更黑，不但不缴税，还在中国收税[22]。外资在中国有数万家企业，仅苹果一家企业控制的人民币，就有如此规模了。
（四）西方在中国投资后，有了稳定的收益和固定资产后，又可使用利润新建投资，增加贷款，从而控制更多资金。
（五）外资通过参股控股大量企业，从而通过这些企业，间接控制大量资金，也许比直接控制的资金更多。
仅计算投资和相关的贷款加上投资收益，就可能让外资（主要是美资）每年获得的新增货币就可能高达12万亿，这占当年新增19.6万亿货币的60%以上。就是按照上述比例计算，总计262.7万亿货币总量中，交给美国等外资控制的资金也许高达158万亿以上。
2009年中国B2B研究中心发布《我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23]，统计排名最前的78家互联网企业都是外资控制。如今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由美国资本控制，实际上等于让美国资本控制了中国主流网络平台，从而控制了中国网络舆论。这说明我们的主要意识形态平台大都控制在美国资本手里，恐怕是当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最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因素。也成为西方在中国牟利的主要工具。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虽然我们也获得了大量西方货币，高达3万多亿美元官方外汇储备，但由于我国承诺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即让任何人（主要是西方资本家）可以对外投资等名义，拿人民币到中国的银行兑换外汇，这就迫使政府必须储备大量外汇以应付这种兑换。如今中国官方储备3万亿美元外汇，已经超过十年，就是因为此项政策而不能使用这些外汇。既然兑换来的外汇不能用，那就意味着兑换给西方的人民币是免费奉送。
另一方面，如今西方印钞就可以到中国兑换人民币，进行“投资”购买中国的工厂，为西方服务，给西方市场供应各种工业消费品，这就等于随时都可使用中国的印钞权。如今西方（特别是美国）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主要依靠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接近一半来自中国。这也说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供应方，中国的产出很大部分被美国拿走。
单方面承诺资本项可兑换，就必须储备大量外汇用于应付兑换，从而减少了市场上的外汇供应，使得人民币汇率严重偏低。如今人民币实际汇率低到1美元兑换7.2元人民币，而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仅能兑换3.6元左右，等于我们出口商品，换到的美元价值只有商品价值一半，每年出口3万多亿美元商品，等于损失3万亿美元以上财富。加上如今美元贬值十分严重，长期储备贸易顺差换回的美元，也因快速贬值而使其价值很快自动消失。
最不合理的是，中国完全是单方面实行人民币可兑换美元，而美国从来就不安排银行储备人民币、从事美元可兑换人民币业务。在美国境内，除唐人街等，人们很难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兑换人民币，境内基本不存在人民币，等于将中国当成敌人看待。对比抗战时期，我根据地千方百计限制外来货币进入边区，只是由于八路军等军事实力有限，难以杜绝外来货币，包括国统区贬值的法币和伪币（日寇大量印制的法币伪钞和边币伪钞）进入边区。而如今主动单方面承诺资本项可兑换，为满足市场兑换需求而大量储备美元，等于免费将对应发行的人民币送给美国资本。
四、建 议
市场经济是通过货币组织和调控经济活动。中国已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如果将大量货币交给西方资本家，就等于将大部分经济资源交给西方资本掌控，用于为西方资本家牟利。建议运用延安模式的金融经验，我国人民币发行应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内循环发展需要，服务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为自己的企业和民众发展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不再主要服从兑换美钞等外币需要。这是当前金融管理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建议中国停止单方面实行人民币可兑换，从根本上终结美国印钞就可兑换人民币从而实际占有我国货币主权和人民币发行权。人民币的发行，应该回归如同延安时期那样的成功市场经济的本原法则，即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内循环发展需要，服务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为自己的企业和民众发展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解决当前重大问题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再也不能主要服从兑换美钞等外币需要，将我国货币主权和人民币发行权拱手送人，干“种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的傻事。
我们应停止实施资本项可兑换，施行贸易平衡政策。停止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资本项兑换，不但可终止让美国印钞便能换取人民币，还可不用储备大量外汇用于应付兑换。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官方的外汇储备投入货币兑换市场上的贸易项目，提高人民币汇率，用于增加进口、抑制出口，既有利于降低外资企业收益，收回外资控制的资金，又兑现外汇欠条为进口物资，用于国内建设，还可避免低价贱卖而带来的每年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的出口损失。我们应逐步提高国内劳动者收入，从而与不断增加生产能力相匹配，降低生产过剩。
再说我们停止实施资本项可兑换，在华投资的西方资本家手里的人民币也就无法逃走了，就是要送给国外母公司人民币也难。原因是企业总是负债经营，收益降低，很快就会资不抵债。不还清债务而转移，那是逃债。美资最可能会用人民币从母公司进口物资，通过造假而转移资金。
说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经济金融界精英们思想上，很多人迷信美国散布的美元意识形态谎言。其关键是认清美元意识形态制造的五重陷阱[24]，诸如美元是美金，是可兑换货币，是国际货币之类谎言。如果美元真的是可兑换货币，我们还需要负责兑换吗？西方国家对外贸易主要使用本币，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国主要使用他国货币结算对外贸易。所谓美元是国际货币，完全是美帝的意识形态宣传。我们限制西方印钞购买我们的资产和产品，是完全符合国际货币基金协定[25]要求的自我决定开放程度的有限开放[26]。
参考文献：
[1]刘海波, “延安体系”浅论.国企, 2013(第12期): p. 94-99.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851021/?_i=6973523kiqzlUc
[2]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6卷，1948: 东北书店.p.747，747，747，747，751，810，810，818，787，788，889，788，789，789，752，773，773，778，802，816.
[3]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 1986: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p. 566.
[4]星光 张杨主编，张杨 陈舜卿 陈俊熹 刘秉扬编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引自原文，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检查总结初稿，1943.5.27. 2016: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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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实主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2003: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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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 商业贸易. 2016: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p. 12; 41,14,39;.
[10]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 工业交通. 2016: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p. 88.
[11]龚泽琪主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1994: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p. 165.
[12]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1990: 北京：档案出版社. p. 72-73.
[1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4册，1988: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p. 565.
[14]《当代中国财政》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史参考资料（1949-1985）》，1990: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p. 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1996: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p. 167，166.
[16]《陈云文选》第2卷，1995: 北京：人民出版社. p. 54.
[17]朱培民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1994: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p. 7.
[18]孙立新著《英格兰银行简史》，2019: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p. 28-33.
[19] Philippovich, E.,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its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State-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D. U.S. Government Pr, Editor. 1911.
[20]美联储《FRB: Large Commercial Banks--最新商业银行资产》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lbr/current/default.htm 2022.
[21]黄卫东《揭秘：苹果公司在中国6年少缴税3000多亿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811316878366269&wfr=spider&for=pc. 2019.
[22]黄卫东《从苹果和华为公司在两国的待遇看中美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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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曹磊主编《我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
https://doc.mbalib.com/view/4888ad48cee69a4c979b99d5692f9e67.html. 2009.
[24]黄卫东《必须摆脱美国通过美元意识形态洗脑中国经济金融界的五重陷阱》
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2-08-02/162951.html>. 2022 2022-08-02 08:23:19 2022.11.14.
[25]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USA. p. 20.
[26]黄卫东《美国对中国开放金融吗？|外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_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NIGMC80550WCN1.html. 2021 2021-03-10 10:05:56 [cited 20222.11.14.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