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新殖民主义“新”在何处？
“新殖民主义是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基础的：把从前联合在一起的大块殖民领地分割成许多难以生存的小国。这些小国没有独立发展的能力，在国防乃至国内安全方面, 都要依靠以前的帝国国家。它们的经济体系和财政体系，像在殖民地时代一样，都同以前的殖民统治国的经济和财政体系联结起来。”
二战后，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难以为继。然而，西方并不甘心，仍竭力维持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加强价值渗透，以多种新手段维护其殖民利益。由此，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相比，新殖民主义剥削方式更隐蔽、花样更繁多，不过两者在本质上毫无二致。
侵蚀主权
资本的本性是增殖，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冲出欧洲，向全世界扩张。到19世纪末，整个世界几乎被西方殖民者瓜分完毕。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秩序土崩瓦解，殖民者只能无奈选择“撤退”。列强在放弃直接政治统治的过程中，软硬兼施，通过扶植亲西方的“温和派”上台、参与独立国家宪法起草、订立各种条约协议等方式间接控制新生国家，极力架空这些国家的主权。
在向新殖民主义转变中，列强为牢牢控制即将诞生的独立国家，不顾地理、民族、自然资源、经济构成和发展状况，人为将其分割成众多小国，使之极难生存和发展。非洲深受其害，非洲政治家、思想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是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基础的：把从前联合在一起的大块殖民领地分割成许多难以生存的小国。这些小国没有独立发展的能力，在国防乃至国内安全方面，都要依靠以前的帝国国家。它们的经济体系和财政体系，像在殖民地时代一样，都同以前的殖民统治国的经济和财政体系联结起来”。或反其道而行之，把民族、宗教矛盾交织的几块殖民地合并为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即是如此。这种分而治之或合而治之的伎俩，使这些国家先天发育不良，从建国之日起便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为西方插手其独立后的政治留下后门。
西方列强在新生国家寻找和培植“盟友”，以维护政治控制。新殖民主义论代表人物杰克·沃迪斯认为：“如果旧殖民统治制度，实质上是外部帝国主义和地方前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盟，那么新殖民主义通常代表一种新联盟，即外部帝国主义与地方资产阶级、部分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例如，乔莫·肯雅塔曾是坚持独立斗争的肯尼亚民族英雄，英国殖民总督帕特里克·雷尼森对其恨之入骨，污蔑他为“死亡与黑暗的领袖”，并将其打入大牢。但是，英国经过细致审查，认为肯雅塔是“远离激进的政治家”，可以合作。1958年英国政客詹姆斯·卡拉汉与尚在狱中的肯雅塔会面，结果肯雅塔在政治上越来越“温和”。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专政机关，军事条约、联盟和基地成为列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关键武器。英、法等在“殖民撤退”过程中，利用有利政治地位，与将要独立的殖民地签署军事条约和协议，控制后者的军队。所谓共同防御或军事同盟，即允许殖民者在新生国家继续拥有军事基地、驻扎军队，并通过军事援助、提供武器和军官培训等手段，继续控制独立国家的武装力量。例如，加纳虽然在1957年实现独立，但其军队直到1960年仍由英国军官指挥。
一些国家独立数十年后，脖子上依旧牢牢套着新殖民主义政治枷锁，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独立是一种幻觉：非洲的新国家是‘新殖民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竭力推广“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势力瓦解民族独立，蚕食国家主权，渲染发展中国家面临完全融入全球化或遭受边缘化的选择。西方主导下的一些国际组织，大力倡导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着“善治”、“发展”旗号，直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决策。可以说，西方列强在原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后，仍运用多种手段，在国家治理和重大决策层面，不遗余力地侵害新兴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发展权益。
控制经济
发展是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总钥匙，资金短缺、投资乏力，发展就沦为空话。西方国家竭尽全力编织一张遏制发展中国家资金链的大网，将其围困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各式各样的官方“援助”是第一招。从财政“援助”到项目“援助”，从经济“援助”到军事“援助”，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种类繁多。但事实证明，这些“援助”成为“吊在发展中国家脖子上的磨盘石”。所谓“援助”主要由“无偿援助”和“低息优惠贷款”组成，西方将其美化为“高尚的人道主义事业”，但大量援助款项却用于支付援助国派出人员的高额薪金和津贴，以及被迫高价采购援助国商品和技术。大量“援助”项目或半途而废，或经济回报率低，或不能出口创汇。看似优惠的低息贷款，实则变成受援国沉重的债务负担。
外债陷阱是经济控制的第二招。通过放债控制落后国家和地区，是殖民渗透的一贯套路。20世纪60年代中期，恩克鲁玛就指出，高利率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暴露出第三世界外债问题的严重性。1982—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月向西方债权国还本付息10亿美元，然而到1999年，其债务存量反倒增加了一倍多。
利用跨国公司是经济控制的第三招。西方跨国公司是维护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殖民主义主体。跨国公司以雄厚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利用跨国经营和控制上下游产业链的地位，压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和原材料等大宗货物出口价格，提高制成品价格，获取超额利润，从而维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包括生产依附、技术依附、进口依附和出口控制等。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三世界国家近80%的出口农产品受西方跨国公司控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紧急贷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或促进了发展，但不幸沦为经济控制的第四招。从根本上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旨在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恩克鲁玛斥之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新殖民主义的另一种圈套就是通过一些国际组织进行‘多边援助’；这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西方随时挥舞制裁大棒，动辄切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限制受援国发展。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是经济控制的第五招。西方国家通过大宗原材料（或农产品）与制成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剪刀差，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盈余。仅在1986—1990年，非洲出口额增加7.5%，却因价格因素损失了5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测算，如果没有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损失，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将高出50%。
经济控制的第六招是西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和美元霸权。美国依仗超强经济实力，于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法定”地位。长期以来，美国通过美元发行，在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剥削发展中国家。外汇魔咒成为束缚许多中小国家的紧箍咒，出生于肯尼亚的美籍学者阿里·马兹鲁伊一语道出非洲人民的悲哀：“一种新的符咒迷住了（非洲），野心受到鼓动，贪婪被唤醒，利欲熏心。这一新符咒名叫外汇，获取可兑换货币变成了国际权力的形式。”原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阿德巴约·阿德德吉曾痛心指出：“‘外汇’这个妖魔一直在困扰着南方国家的经济。”
渗透价值观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以传教士为先锋，企图改造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从文化价值层面进行深度渗透。殖民者秉持“白人优越感”，心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竭力在各殖民地推广西方语言，进行西化教育。
正是借助这样的方式，西方逐渐在不发达国家培养出一代代蔑视本土文明、缺乏文化自信、心仪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精英阶层”。长期以来，西方反复宣扬，亚非拉国家需要“西方知识”，离不开“外国资本”，发展中国家应发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立足于农业和旅游业而非工业。如此这般，以“学术”话语和“科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进行洗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战后的世界霸权争夺中，美国打着“反殖民”旗号，在价值观渗透上得心应手。冷战期间，美国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把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为极权专制国家，在国际上抢占话语高地。冷战结束后，当反殖和反共话语不再具有欺骗性时，“民主”、“人权”、消解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保护的责任”等，成为价值观渗透的新话语，非洲“民主化”浪潮在其影响下“蔚然成风”。
一如英、法这样的老牌殖民国家利用其语言、知识、殖民统治时期的“在场”和殖民撤退后的人脉优势，西方以自身发展优势和知识控制为后盾，推行新殖民主义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渗透。
新殖民主义之“新”，在于资本主义大国放弃了对原殖民地的直接政治统治，但与殖民主义“一脉相承”的是，它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价值渗透、话语霸权等，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虚幻化”，经济长期陷入落后状态。可以预料，随着时间推移，新殖民主义还将披上其他外衣。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新殖民主义就有生存土壤，新殖民主义就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