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都是学者，怎么差异就那么大呢?

　　虽然我也做了几十年教师，但是对于一些有过接触的人文学科的学者，给我的感觉总有一些困惑。

　　所困惑的是我一直搞不懂他们都在做什么。或者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实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八十年代，我见过这样一些学者。这一类学者，人数似乎也并不太少。在他们出席的学术会议上，不管会议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他们总要拿出一套他们自认为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向与会者介绍一番。我当初看到这样的情况，完全被惊呆了。

　　虽然这类学者拿出的理论相互之间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他们一定要展现出他们那种理论的完整和体系的完备。

　　我不懂的是，这是为什么?

　　从我的理解来看，理论是要联系实际的。脱离实际，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一个体系性的理论，到底有多少意义?

　　在我看来，这些学者展示他们那套成体系的理论，无非是要展现他们的理论水平很高，搞出的理论都是成体系状的。这才能表现出他们极高的理论水平。或许这些学者并不是这样来想问题的。或许他们有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空洞的理论体系实在是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曾经在一个与哲学有关的分支学科里，有一位高校的教师。这位老师似乎在业内非常知名，只是我不知道。后来才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位教师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时，翻译了一本国外学者的书。这本书也是这个学科专业里的。我只是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这个学科里的权威著作。而这位翻译者老师，在各种同类学科的学术会议上，都受到很大的推崇。可是他在这类学术会议上，似乎不太发言。所以，我也一直不知道他的学术观点到底是什么。

　　记得在六十年代，在读中学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叫一本书主义。这种一本书主义在当时是受到批评的。一本书主义的主要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就可能一下子就出了名。他这一辈子就可以凭这本书享有终身的名声。如果不是写书，而是翻译了一本书，同样也可以达到同样大的名气。所以，前面提到的这位学者因为翻译了一本书，就一下子成了权威。这是不是也是一本书主义?应该算是吧。

　　我之所以困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所涉足的这个学科，到底在实际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他译的书，我也找来读。但是读来读去，还是没有弄明白这本书到底是要说什么。从而，我不得不再思考一个问题：做这个学科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我搞不懂，实在搞不懂。

　　后来，我也看到，这位学者除了译了这本书之外，也围绕着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发表了不少论文。可能这本书本身在国内研究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写的这些论文，别人也很少有研究同类课题的，也没有人发表同类学科的论文。所以，这样就可能显现出这位学者就是这个学科里，研究这类问题的唯一的专门家。

　　当然，我不能因为我不明白，就贬低人家的工作没有意义。这没有道理。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做的事，包括做的研究，总要有些意义。或者至少要能用更多的人能听得懂的话来说明他所做的工作。这样他的工作才有意义。

　　我这样的观点对头不对头，可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我还是能确定的，如果一篇论文，写出来之后，只是那些枯燥晦涩的词藻的堆积，而很多人，包括同样也是学者，却几乎读不懂或者完全读不懂。那么这样的著作，这样的文章，还有什么生存的意义?还有的情况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懂，可是似乎每个人都要装作似乎很懂的样子。

　　后来，我对这类空谈的学术会议也渐渐失去了兴趣，这样的学者我也见得少了许多。我更关注那些在现实中所能提出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不是一定关乎理论的。涉及到理论的，固然有其研究的意义。而那些表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太高深的理论意义，但是在思考过程中，很有可能激发人们去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最终都是要落实在是否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之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一些学者，也是涉及到社会科学类或者管理统计类学科的。他们在写文章时，特别喜欢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中定量的方法确实可能使用数学方式。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数学公式，只要确实能解决问题，当然使用数学方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我看到的一些这类学科的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时，感觉他们就是特别偏爱这样的数学方法。这有一种让人感到特别高大上的感觉。似乎这就是真正的科学。

　　其实，我也关注过这样的论文，不过就是说明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数学方法。还要说明这样的数学方法存在什么有利、有效的便利。有的还会稍微提一些这种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而更多的论文对于采用某一种数学方法，就只提到使用这种方法的有利之处，而对于其中存在的不利方面就提都不提。至于他们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用这种数学的方法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都不是论文所要关注的了。

　　这种特别偏爱使用数学方法的做法，不过就是一种炫耀。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历史领域里的学者，据说此公在史学界大大地有名。虽然此公已经故去多年，但业内学者还是有不少人提起他来，对其赞不绝口，说他学问做得非常认真。在对史实的考据过程中，非常严谨，让人挑不出毛病。

　　后来，我在读到这位学者写的一部有关党史的著作时，发现他收集和使用的史料，只是那些能够证明其观点合理和正确的史料，与他观点不符的史料，他都弃之不用。即使是那些公认的确切的史料，只要不符合他的观点，他就跟没有见过一样，从来都不用。根据他的这种做法，这本有关党史的著作总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满篇都是阴暗的灰色。他把党史写成一部阴谋史。

　　这样的史学著作，就算史料上做得太严谨，也是背离史实的。因为他挑选的史料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偏见和片面。

　　当然，也有相当认真与务实的学者。有一位历史方面的学者，多年来一直为了研究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发表了不少著作与论文。这些田野调查，非常实在，内容也非常丰富。读到这位学者的经过田野调查而写成的著作，第一不感觉枯燥，第二不让人感觉乏味，反而让人读起来很有趣味。读了之后，也会感觉其论点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学者才是做真学问的。我一直非常钦佩这位学者。

　　在九十年代即将结束的前一年，我旁听了一个大学的假期系列讲座。那一次讲座的主题是关于批判与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在讲座上，有几位很有学术成就的老经济学学者，虽然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但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当时的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例如在北京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被称为“京城四少”的，在当时的媒体上十分受欢迎。除了能发表各类文章，出版各种著作之外，电视上也经济邀请他们出镜。而这些水平很高的老经济学家，在当时连发表文章的刊物都找不到。因为那些刊物认为他们的文章观点很陈旧，不时尚，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

　　在听过几次这些老先生的讲座之后，我对他们的钦佩油然而生。他们不仅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其中就有后来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卫兴华教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

　　时间一瞬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那些时尚学者，今天已经不再发声了。而老一代的严肃的学者，他们坚持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与现实相符合，与马克思主义相连接的真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