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评选解密：什么影响了诺奖的公正？

　　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每当诺奖公布的时候，人们常以这样的赞誉形容获奖人，这意味着就某项发现而言，他们是最有资格获得承认的。但诺奖并非每一项都“无可争议”，在其122年的历史中，就有一些案例，该得的没得，不该得的得了。

　　比如，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予了匈牙利人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o）和美国人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表彰他们"在核苷酸修饰方面的发现，从而开发出有效的 mRNA 疫苗来对抗 COVID-19疫情”。不少人认为，这个奖励是意料之中，没什么问题；但也有评论认为，诺奖委员会是“媚俗”。［1］

　　但瑞典科学院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通常不为人知，这是因为其遴选细节要保密50年。从1974年开始，一些物理和化学方面的诺奖档案资料解密，学者借此可更好地分析造成争议的原因。［2］

　　瑞典的偏好

　　其中一个影响公正的因素是作为发奖国，瑞典这个国家的问题。

　　科学合作在战争期间受到很大的影响，近的如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科学家的抵制［3］，远的如一战后对德国科学的孤立。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第282和299条，涉及到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新建立的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意在将德国学者排除在国际科学圈之外。在学会、出版、会议等多个层面，法、英和美等国意图削弱德国的影响，甚至要让德语作为一个主要的“科学语言”消失。［4］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曾保持中立，这个角色本身是好的，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国际政治的干预。但战时诺奖的授予也被赋予了支持科学合作、科学国际主义的角色，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对战败的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比如，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德国物理学家斯塔克（Johannes Stark）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也在这一年领取了诺贝尔化学奖，尽管他在一战时曾主导研制并亲自部署过毒气战。

　　这一时期更为离谱的是194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芬兰的维尔塔宁（Artturi Ilmari Virtanen），表彰其发明的饲料保存方法。

　　维尔塔宁的提名者主要就是他的同胞，没有其他国际同行；而他得奖主要是得到了化学奖委员会成员、亲德的欧拉（Han von Euler）的支持。欧拉不仅是维尔塔宁的老师，而且被认为是纳粹，对芬兰两次战败于苏联持同情态度。因此，维尔塔宁的得奖象征了战败之后芬兰科学与文化的存续。维尔塔宁得奖后还继续宣扬其反苏观点，反对芬兰战后亲苏的政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