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胡锡进先生,我知道这次你很急


  

  胡先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而且,我还知道,在大家认为你该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急。比如方方用日记抹黑武汉抗击新冠疫情,还无中生有“一地无主的手机”,平时不太关注时政的武汉普通市民都看不下去,纷纷出来揭露方方。这个时候大家认为你该急了,而你不但不急,反而在方方沦为人人喊打、处境被动又难看的时候,你出来给方方说话,给以方方用日记抹黑中国抗疫以无限的宽容:

  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夸大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放大“方方日记”记录它们并且引起共鸣所意味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时代的画笔总会以它的逻辑把这种颜色调对到整个画面中去,它们会增加真实感,但并不构成画面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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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呼吁:

  “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这明显是想给方方提供一个体面一点的台阶,让她免于更大的尴尬。

  只是方方误会了你的真实立场,把你当对手了,当面就是一个窝心脚,反手就是一个耳刮子,你热脸贴着冷屁股,而你依然没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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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辱军事件,网络群众看不下去,急了。这个时候,你非但没有急,还出来给house洗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还要替军人选择“原谅”。

  当然,别人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曾经无中生有地抹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情节比house要更严重得多。那是我见过的最恶毒的涉军政治谣言之一。当时的军报都出来痛斥你“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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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理解你为什么要维护house,你这是在维护同类,是出于对自己人的爱护。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网络爱国群众认为不可原谅的原则性问题,你基本都表示很理解。但当观众和网民对一部电影有批评意见,你就不理解了,就急了。不但急,而且还字里行间充满杀气,一出手,就把“极左”的帽子给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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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左”,这是你们能想到的最有政治杀伤力的政治指控,你特别想敞开说这些不认同这部影片的人,是在反对改革开放。因为在你们眼里,“极左”就等于反对改革开放。而“反对改开”被你们认为是后四十年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一个人一旦被你们认定是“极左”,就表示不可以再被包容。

  而你刚刚在11月28号说过:”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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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我很好奇,你这番话到底是不是自己照着镜子写的?如此现实主义的逼真!或者不妨再照一次镜子,看看这番话是更适合别人,还是更适合你自己?!

  我们中国人特别倡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特别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做不到前一条的高标准,也应该做到后一条,因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而你不用说前一条,显然连后一条都没有做到。你是正常的中国人现在特别反感的那种“双重标准”,是中国人一直否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谓文风看作风,辩风观人品。凡喜欢双标者,人品皆有问题,只是他们装着不自知。

  当然喜欢双标者,不仅仅是人品问题的外化,本身还是技穷的表现。通常一个人只有自己都感觉难以自圆其说,自己都觉得逻辑不能自洽,只能用双标了。

  按说,一部作品面世,就是给大家看,让大家评的,不能只允许说好话,接受不了批评意见,这是基本常识。

  同样是对《我本是高山》,你胡先生可以给予极高的评价,比如你在11月27日,就称赞“《我本是高山》充满了人性的光辉”。那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对这部电影的不同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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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自己前几天说得多好“尊重他人的正当话语权应被堪称现代社会成员最重要的修养之一,在下老胡愿意与所有大V共勉”。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呢?说好的修养呢?为什么要一边说“千万不要让帽子横飞的不堪场景在我们社会里死灰复燃”,一边又说一套做一套呢?说好的共勉呢?

  你但凡能够把对方方和house的宽容,拿出十分之一或更少的比例,给这些自发维护党性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观众和网民,你都不至于急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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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既然你肯定这部电影的理由是“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不是充分表现了张桂梅老师的党性和共产主义信仰,这不正好坐实了网民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故意忽略张桂梅校长共产主义信仰”“用人性代替党性”吗?有你之前对这部电影的这句赞语,不正说明网民的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无中生有吗?

  说得好听点,你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话说的难听一点,这就是唾面自干,自抽耳光。

  逻辑拧巴成这样,不尴尬吗?就这辩护水平,给谁辩护,谁不得悬着一颗心?就这逻辑水准,如何能够说服人?

  而且,你还偷换概念,悄悄把“人性”偷换为“人民性”,以为别人注意不到,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网民反对电影“用人性替代党性”,歪曲为把人民性与党性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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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小伎俩实在格调不高,但你还是用了。

  这自然也可以佐证,你不但这次特别急,而且,你其实什么都明白,否则何必把这种不堪的逻辑诡辩都用上了呢?

  

  胡先生急成这样,是因为你一贯坚定的立场,让你无法在此时此刻保持淡定。

  别人老讽刺你是“墙头草”两面倒,在这方面,我是一直给你正名的。说你没立场两面倒,是他们眼拙,属于对你的轻视。你的“墙头草”最多只是表象,顶多只是保护色。

  我从当年你的言论能够让军报都出来批评你这件事,就已经看清楚,你绝对是一个立场故意模糊但实则无比坚定之人。

  当然,时间久了,伪装得再好,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没痕迹。明眼人,其实是可以从你的一些言论,早就看出你的真实立场。

  这些言论包括但不限于:

  2018年12月底,《环球时报》召开例行年会,当时你在致辞时,针对美国对华发动的的贸易战,抛出两个观点:

  一是“在当前情况下,缓和中国与美西方的关系、不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二是“我的最大担心已经不是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了,而是中国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这两个观点综合在一起,就足以还原你的基本立场。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也是对华战争的一种形态,而你在这个时候提出“缓和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达的意思很清晰了。在美国不肯软化其立场停止贸易战的情况下,为了你认为的这个所谓“核心利益”,那只能中国做让步了,对不对?毕竟你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你是在主张中国面对美国挑起的战争,用妥协和让步,以保证“缓和与美西方的关系”。

  这不就是“投降论”的变种吗?这跟那个叫马臣的专家,呼吁“请向美国投降,别闹了,现在投降是最体面的时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面对贸易战,你担心的是中国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这跟常凯申当年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之前,担心中国被赤化胜过担心中国被日本侵略,又有什么不同呢?常凯申的原话是“亡于日本,能为亡国奴;亡于共党,为奴亦不能”。

  所以,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你的那番言论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现代版。

  类似的话,你在2019年又重复过一次:

  随着中美关系愈发紧张,还有一点我们需要高度警惕,那就是长期保持清醒、冷静,不让对美斗争影响中国社会的内部氛围。要特别防止因为这一斗争把我们自己逼得激进了,或者说逼左了。因对美斗争让各领域平添“反颠覆的急迫感”。一旦形成那种氛围,将对中国发展产生内在伤害,对此所有在这个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都应保持警觉,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制造这种氛围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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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时批公知刻上了思想钢印,患上了严重的“恐美症”或“崇美症”,所以,他们一再要求中国面对美国的遏制选择妥协让步。胡先生你呢,和他们的真实距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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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我相信中方将不会有胜算”。这不就是典型的“恐美症”吗?

  更早几年,你还说过“我希望自己出生在美国,从一出生就是美国人”。和一直以做中国人为荣的国人相比,你这多少是有些“崇美症”症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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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知患有的两大症状,你其实一个都不少。

  所以你对他们选择宽容,对反对他们的人选择不宽容。

  公知喜欢自称“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面,他们是极右势力,因为他们不但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而且也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所以,他们会反对中国的高铁事业,要中国高铁“停停脚步,等等你的人民”。

  他们会反对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理由是西部人民还在吃草。

  他们会因为反对中国实现统一,把秦始皇拉出来批判,说他统一六国是“野蛮战胜文明”。

  ......

  极右得势,还得了吗?看看乌克兰的极右得势,要么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变成新纳粹,要么就是极端的亲美西方,不惜把乌克兰卖光了。

  而胡先生从来不担心极右,而且,从未见你批过极右现象。或许在你眼里,中国只有极左,没有极右,除此,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你把这些人称为“自由派”。你认为自由派属于中国多元、健康舆论场的合理成分。所以,自由派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搞逆向民族主义,从未见你拿出这次批“极左”的严厉态度对其进行批判。

  我从在2014年起,就认为你是“民族主义的皮、自由主义的骨”,表面是爱国派,本质是自由派。时间证明,我没有判断错,并没有冤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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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从不担心中国变右。被极右操控舆论的时候,你也从未担心,也未呼吁中国要警惕极右,而是时刻警惕中国变左,动辄批发“极左”帽子。

  你这种选择性宽容,选择性苛刻,让我想起苏联的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有这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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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些妖魔化苏联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言论,戈尔巴乔夫从来不感觉惊诧,认为这是健康的多元化。但当1988年,一个叫妮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的党员站出来,写了一封题目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信,被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引起强烈反响,被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她所在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全国各地的回信,超过80%的人赞同安德烈耶娃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苏联大部分民众并不希望苏联被搞垮。戈尔巴乔夫马上就惊诧了!

  只因为安德烈耶娃在信中揭露和批判了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苏联改革中推行的公开性、意识形态多元化受到西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导致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尤其是青少年,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面对这封信的观点,立马收起了对苏联“自由派”的那种宽容态度,改变了自己在1988年二月全会摆出的“广开言路”的“民主”姿态,而是派调查组到《苏维埃俄罗斯报》报社进行调查,逼迫该报认错,甚至威胁关停该报,安德烈耶娃也受到打压,工作也被停止。戈尔巴乔夫还以此信为由,上纲上线,对那些忠诚于苏联,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胡先生该急的时候不急,不该急的时候急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跟这位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性做法很像?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甚至自己也承认“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所以他会有这种选择性宽容、选择性着急的表现,毫不奇怪。那么你呢?你有和他类似的相同表现,该怎么解释呢?

  而且,你不但对不该宽容的事报以宽容,对应该宽容的事上纲上线,竟然对公知们反对的中国“反间谍”,你也说三道四!

  不要以为伪装,就能真正迷惑所有人于永远。

  

  如果以2011年为起算的时间点,因为很多网民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尝试自媒体,到2020年的方方事件,中间持续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中国网络群众反击极右的自由派(实际是恨国党)对爱国主义的妖魔化。方方事件作为一场网络舆论决战,正式终结了恨国党的话语权优势,收复了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防线。期间,网民打垮了形形色色的逆向民族主义。

  十年坚持不容易,十年辛苦不寻常。

  现在,以这部争议很大的影片的大讨论为标志,网民开始收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防线。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的思想防线就是由“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组成。当这两条防线都稳固的时候,中国人的信仰无敌,根本不需要担心颜色革命,而是发动颜色革命的国家担心中国的的红色革命输出。

  抗美援朝,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凭着这两个信仰,才表现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打败了武器和综合国力比我们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美军,这两个信仰缺一不可。中国人因为有这两个信仰,所以没有患上你那样的恐美症和崇美症。

  俄罗斯军队的战斗意志和苏军的差距,主要就在于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保留一个“爱国主义”用作精神激励。虽然,俄军想以牧师代替政委的角色,但显然,这个替代效果根本不佳。俄罗斯的正规军实际战斗力还不如瓦格纳。

  中国在民族复兴进行到关键阶段,正面临着话语权短板不知如何解决的时候,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开始苏醒。

  这就是我们的国运,但这个国运是我们努力斗争出来的。

  有人真急了,大概就急在这里。

  中国人收复“爱国主义”思想防线,他们虽然沮丧,哀叹“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而当中国人开始修补“共产主义”的思想防线,有人就急得不行了。因为中国人一旦修复这道防线,今后我们的对手非但在舆论战中将无险可守,而且中国人将对他们的那套普世价值,实施粉碎式打击。

  爱国主义能够团结中国的最大多数,共产主义可以铸就中国的思想高地,共产主义结合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就可以对西方的那套理论体系形成绝杀。

  有人急了,说明我们做对了。如果维护共产主义就是极左,那会有很多人主动出来认领这顶帽子,并视之为光荣。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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