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不打自招，图穷匕见——评蔡继明的“突破理论障碍”论

　　中国经济时报11月15日，发表了作者蔡继明的文章，题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关键要突破理论障碍》，作者打着党的旗号，强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当前要“突破理论障碍”。

　　据360搜索，蔡继明，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福特基金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研究。此人自称，其领导的学术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三十多年，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

　　该怎样理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呢？ 又该怎么理解所谓“突破理论障碍”呢？

　　首先，必须对这里的“民营经济”进行定义和区分。蔡继明所谓的“民营企业”，与我们所理解的“民营企业”并不相同，或者完全不相同。民营企业，通常应该包括外资、买办资本、民族资本，以及中小型个体企业。我强调，必须把外资、买办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中小型个体企业区分开！这叫分清敌友。

　　没有这个前提，提民营企业就是故意混淆是非。但是，把民族企业、中小型个体企业，与外资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开办的企业，买办金融资本开办的企业，混淆在一起，似乎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个惯用手法，而实质上，他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只指外资、买办资本企业，对大量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小型个体企业的利益和发展壮大，并不关心，甚至敌视，不惜以损害、摧毁民族民营企业为条件，助长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企业。

　　我国民族资本、中小型个体企业的发展，从来没有受到过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障碍！相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人民政府，一直支持发展民族资本和中小型企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对民间私有企业就采取了扶植态度，给予贷款，并对国统区的民族企业，采取统战政策，主动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毛主席曾指示华东我军，联络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建国以后，鉴于民族私有资本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经营困难，我党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对这些民族私有企业进行改造，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文革期间，我党大力发展集体性质的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毛主席亲自作指示，强调不要害怕商品生产，要大力发展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使民营企业群体迅速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文革期间留下的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已经成规模，“三分天下有其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与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即使今天，仍然有诸多知名企业，脱胎于文革期间的社办、校办企业，比如著名娃哈哈，系一家校办企业；北京的稻香村，系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的企业。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央行制度、引进外资、开放金融、开放市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政策，不但诸多公有制大型企业被毁掉、并购、瓦解，也当然有相当一大批民营企业，被毁掉、被管理层购买、被外资并购，使得我民营经济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