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才

　　原编者按：800多年前，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阐述了书院的办学理念：盖欲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矣。

　　岳麓书院创立1000多年之后，时代在呼唤：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

　　2005年，伟大的战略科学家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2010年，北大醉侠在著名文化核心期刊《绿叶》发表了这篇文章。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我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何不走出局限的小小悲欢，到广阔的山河大地间去，构筑起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树立扎实的理想抱负。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实事求是，功成不必在我。

　　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才

　　（北大醉侠孔庆东）

　　一、思想观念的错位理解

　　有文化的无技术，懂技术的乏文化，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割裂，这一现象近30年来在中国表现突出。

　　为什么这一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过分突出了技术，偏离了科学技术的原始轨道。大家常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当然能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相关阐释，所以当我们满口都是科学的时候，意下所指多半却是技术。从传统观念出发，我们又误把一些技术上的进步当成了科学的进步。“科”、“技”之间不但混淆颠倒，而且我们人为地把科技抽离出文化之外。很多人理解的百花齐放、多元化，实际上是认为这些一个一个的元，一朵一朵的花儿是互不相依的，能够独自存在、发展，这其实从根本上就背离了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把科技从文化中单独抽离出来，虽利在一时，所产生的恶果却遍及今日的各个领域，也正造成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与文化的矛盾。

　　我们现在已经在技术的小道上歧路亡羊了，正需要重新回来讨论什么是文化。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都是贴标签的“文化”。一提起弘扬传统文化，就特地让孩子们去读四书五经，读《三字经》、《千字文》，认为这就有文化了。这种理解其实是狭义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没文化?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狭义理解，没有厘清文化的概念。社会上很多领导干部，单纯认为文化就是文凭，将文化等同于文凭，导致一些人用文凭去掩盖没文化的事实。我很赞赏李瑞环同志，他的履历表上就写着中学毕业，堂堂正正，不以文凭自高身价，而用具体的领导业绩说话。领导得好，高中文凭也可以;领导得不好，博士头衔也没用。所以我觉得李瑞环就懂什么叫文化。泛东亚地区，如台湾、香港、韩国，长期被目之为比我们有文化，其实这说的多半都是文凭。真正有文化的表现是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做事。台湾要是懂得传统文化，要是懂得“忠孝”二字，就不会出现台独。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党都是没文化的党，不要看它党内有很多教授，就认为他有文化，那是两回事。

　　所谓文化，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眼光，是把所有的具体技术能够整合起来的一种综合素养。倘若整合不起来，一切都是照猫画虎，屠龙之术就成了雕虫小技。中国人写不出《寂静的春天》这种集科技与文化于一体的名著，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活在一个个小格子里，邻近的格子里是什么他都不去看。比如我们北大中文系有文学专业，有语言学专业，有古文献专业，很多老师长期不知道同事在研究什么，也不去关注有什么重大成果。我们并不是说要向专业以外看齐，而是说如果留心了同事在干什么，最近有什么成就，可能你了解十个别人的成果，其中就有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有启发。有了这种眼光，才能成为有文化的学者。不然，做学问只是照着做，导师写了一篇研究闻一多的论文，学生学着写一篇研究朱自清的，那样实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突破。其实广大高校老师也很想突破，学者们也很想创新，不是自己没有创新的欲望，而是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现在缺乏那种心胸与眼光。

　　如果深入剖析，其实有文化的人未必没技术。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文化，他一定是有技术的，至少也有一技之长。因为他要达到山尖，必然至少通过一条道才能登顶，只会随便在路上乱蹿的人是到不了山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的问题是有技术的没文化，不是技术的问题，根本在于文化上。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中国近年来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论文数量、实验报告、理论数据、重大项目似乎都有很多成就，蔚为大观，可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转化为社会成果，增加人民对生活的幸福感。大部分都是抄来抄去，搬来搬去，“放卫星”。我们现阶段已经没有资格去批评前人的“放卫星”了，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放卫星”的阶段，放的都还是技术“卫星”。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也号召大家都来创新，但是如果就局限在技术领域，创新是出不来的。失去了文化，技术本身不可能有所突破。北大的王选教授，为什么能实现创新?就是因为有文化。他那一代人打通文理工，首先对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就很深厚;再者，他是学数学出身的，不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只是一个技术，而他学数学的，又对文化有感情，因此就知道这个技术怎么用，往哪儿用，知道如何把计算机技术与文化结合起来。所以王选教授成为“当代毕升”不是偶然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才培养结构所决定的。即使北大不出王选，别的科研部门也会出这样的顶尖人才，因为时代积累到了出人才的程度与阶段了。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各行各业都有一流的技术人才，为什么最终没有创造出一流的成果?现在全民疯狂地学英语，很多人外语比前人说得流利，可是外国名著的翻译越来越差;京剧演员唱得也较以前有味，扮相更加俊美，可是拿不出好的作品段子来，唱来唱去都是四大名旦的老戏，自己的技术白费了。四大名旦当初靠的可不是模仿，而是创新。他能创新，是因为他有文化。你别看你是什么戏曲学院硕士毕业的，其实你跟梅兰芳比，你没有他有学问，你没有他有文化，尽管他没上过大学。所以，我觉得解决科学技术上的疑难杂症要从文化维度入手，最后还要落实到文化领域中去，不能再把技术简单地抽离出来。

　　二、教育层面的环境误导

　　教育层面上我们也缺少培养顶尖人才的环境，很少考虑到深层的文化问题，往往把知识都拆分成一格一格的来让学生学。从中学开始，依照高考分文理科，学生在分科之前先就有一个文理科的趋向，然后想读理工科的就不怎么学文科的东西。又由于整个国家偏重理工科，导致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去考文科，他们觉得文科容易点，却不想这样后果非常严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在修文科，我们正好相反，最聪明的孩子都被弄去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完了再出国，白白拱手把人才送给了外国。不仅如此，我们的家长都鼓励孩子小小年纪就去学那些所谓“有用”的东西，而不知道这些“有用”的东西适用期常常很短，比如今天出的计算机教程明年就没用了，由于没有文化底蕴，毕业之后科技飞速发展了，那些“有用”的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而对传世经典著作，家长都认为没什么用，说长大以后有空再读。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到40岁重新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就像补钙一样，在青少年时候就要补到身体里头的，长大后多数人是不可能有空读名著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跟教育方针配套的教学和考试都加重了这个趋势。比如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本应该是以整体滋润为主，不是以分解灌输为主，可是为了考试，学校里的教学硬是把一个活生生的文学作品肢解成许许多多的细节，把每一个细节讲得天花乱坠。不能说讲的都没道理，可能有一点道理，但总体上是一种过度阐释。这种过度阐释在学术界可能有用，但是对中学生来说是没用的。学者之间用很多术语来探讨问题，这些并不客观存在的术语只是一个工具，把这些工具下移到中学是就是过度。我们传统语文教学就是整体认知，觉得这首诗好就反复吟咏，有问题提出来老师解答，没有问题，吟咏过、背下来然后就可以去模仿写诗。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写诗，但是会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这里展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恰恰是最没有技术的。老庄的思想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恰恰忽略了大用，专弄一些小用，这些小用往往进大学后就再也用不着了，因为中学的那点东西，到了大学老师根本不讲，所以说没什么用。

　　我现在参与的一些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就是希望从这方面入手，逐步纠正这种毛病，不要把语文考试混同于其他知识性、技术性的考试，把所有的题目都分解成ABCD让学生去选，最后就把学生的语文素养扼杀掉了。我也看了其他科目的试卷，存在同样的问题，都是在培养学生的盲人摸象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摸到的这一块尽量地说得漂亮，然而却忽略了对整体的认知。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西方国家好在它们的学者对此早有警惕。比如说美国，他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万多个精英里面，为了这一万多个精英，他起码要培养几十万的精英，他有几十万人或者上百万人是真的打通文史哲，打通数理化，甚至从文化到科学到技术都能打通，一个民族要有这么一个精英团队，去领导那些文化不那么高的各行各业的纯技术人才，所以他这个国家发展得比较健康。中国说向外国学习，没有学到人家的真谛，不知道什么是人家真正的宝贵经验。现在顶尖人才越来越少，什么是顶尖人才?就是有文化的综合型人才，就是像王选、华罗庚这样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样的人才。现在是惟数据至上，每年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世界第一，好像再过几年中国发表的论文也全世界第一了，人口基数这么大，这些数据都是自欺欺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专科生和技术工人。工厂里的工人多是简单的打工者，少见高级的“技术大拿”，过去，技术大拿是很受人尊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代替的。

　　高端的技术人才少出、难出，跟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领导班子当中大量的技术人员扎堆，不是说技术人员不能担任领导，而是说一个领导集体里边技术人员的比例应该是进行科学调配的。发达国家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全部由技术人员来构成。不是要学习美国嘛，你看美国，人家宁肯选一个演员来当总统，也不选一个技术员来当总统，因为演员通过扮演人物，他能体会人间的道理，他是有视野的，有大局观的。最近中国各级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但是力度还不够。因为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不是加法的关系，不是一个工科再加一个理科、文科，而是让大多数官员既有自己的专业，又能拥有超越自己的专业去看问题的视野。以前批评“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样领导的确会出问题，但是进一步思考，内行领导内行就一定相安无事吗?内行领导内行也会出现问题的，如果这个内行也是一个纯技术官僚，就只重视自己的专业，没有一个整体的全局视野，有时候可能还不如外行。相反，二流、三流学者当领导可能效果会好，因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工作做得也会更平衡一些。我去过很多单位，接触过很多领域，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导致文化氛围受损害，而且技术也连带止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出不了真正的技术人才。

　　三、通识教育的矫枉之弊

　　通识教育兴起于西方，旨在填补分科教育的盲区，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国内大学近年来师法通识教育的想法是好的，至少说明我们发现了问题，所以才想超越学科界限，培养整体型的综合人才。但问题是北大的元培实验班，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所谓国学班，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大家还是用加法的思维来理解通识教育。比如元培学院以为，请中文系老师、历史系老师、哲学系老师来分别讲讲课，就能培养出兼通三系的博学人才了，其实不对。元培学院搞了这么多年，对北大来说，招生的魅力恐怕盖过了实际的初衷，就人文方向而言，它远远不如文史哲任何一个系，因为博学的人才不是那样塑造出来的。比如说《史记》，你能说它只是历史著作吗?它同时也属于文学范畴。我们古代的很多典籍，无法简单归类，往往都是跨学科的，所以需要整体认知再融汇进自己的精神生命中，而不是搞成文史哲几大版块来分别灌输。今天人文专业出来的著名学者，凡是真正有成就的，他都是能够自觉自悟。比如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系的，我一说，他们知道是中文系的就很吃惊，“啊!你们中文系的学者怎么懂那么多东西?”我说为什么不能啊，你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者，古代有李零，当代有韩毓海，不但是打通文史哲，还打通政经法。这就是我们的古人做学问的路子，古人做学问本来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今天上点哲学课明天上点历史课那样培养的。整体认知而非分科灌输，这就是文化与技术的一个显著差异。

　　很多人都被现代专业分科洗了脑，他认为你要是文学专家，肯定会风花雪月，却不相信你对经济、政治能有深刻的观察。事实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做出成就，比如陈平原老师研究大学教育，他就先有一个文化视野，然后再深入进去挖掘材料，做出独特的学问。单纯教育专业的老师，太把那个专业知识当成技术，其差别就在这儿。这种整体的视野犹如武侠小说里边说的内功，要先练内功、练好内功才能外家拳脚挥洒自如。我有一个同学现任哈佛基金会副总裁，他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基金会总裁还有几个部门主管，本科全是文学专业出身，就没有一个学金融、经济的，这些职位按理说应该是金融、管理出身的人执掌。他们的履历几乎清一色都是本科学文学，然后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再跨专业研习金融、MBA，而且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能抽出时间读伏尔泰、斯坦贝克的作品。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学金融管理的人在担任高级职位?原因很简单，金融管理专业训练出来的人现在都在当中层干部。而他们当年学文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他。他们也不是像中学教学那样去分裂地学习，而是通过梳理文史哲经典的精神脉络，去体悟人情物理，然后就能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了，如同古人所说，“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我们不用事事惟求功利，亦不用刻意去培养学生向某个方向发展，要做的就是把学生的底子打好。古代教育就是如此。老师没有培养学生去干什么，就是培养你读圣贤书，圣贤书读完了你去科举考试，考中了朝廷就派你去做官，朝廷从来没有考虑你能不能做这个官，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就认为你肯定能行。逻辑很简单，基础打得好，具体的操作就很容易。对大学而言，各个院系、专业当然也都担负着不同的任务，起码文史哲的培养方向应该是这样，培养得要笼统一些，更加注重基础一些，要相信基础雄厚未必不利于一个人实用口径的扩大。

　　四、今天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大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应该是分层次的，因为北大不可能完全培养精英。

　　在最底端应该培养普通的人才，有一半或者说三分之二强的学生跟其他大学优秀的学生是一样的，他们属于合格的社会实用型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有一技之长，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应该就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是拥有综合性的视野，超越个人生活需要与所学专业，在个人生活不成问题之后，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自身的专业就是帮助自己悟道的一条途径。

　　最后一部分就是顶尖的精英，他们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以前我们有王选这样顶尖的大师，有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顶尖的科技突破，未来的规划中应该培养出匹配的顶尖精英。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讲里一再重申泥土比天才更可贵，所以我们北大的教学要为培养这三种人才去设计一个有层次的平台，其底线要保证我们的学生走上社会至少是一个优秀的实用性人才。当然要留出一些空间来，并且要创造对应的条件，为那些有可能成为特殊型、卓越型顶尖人才的学生提供沃土。

　　理论上，从中国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来讲，顶尖精英应该是能出的。除了文化与科技的割裂，还有什么原因阻碍了顶尖精英最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英才辈出，包括八十年代很多的杰出人才其实都是毛时代受的教育，陈景润、王选就是典型。我们不禁发问，1978年以后培养的人才现在都在干什么?令我们汗颜的是竟然说不出几个名字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出顶尖精英了，可是没有出，应该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可是只有一堆尴尬的论著。在技术层面上我们都超过了老师，因为八十年代大学生受教育的环境好，古今中外的资料都可以接触，但是现在却没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来，简单地发牢骚，骂国家不好政府不好，都无济于事。虽然我们很多物质条件都比前一代强，但是有一条绝对不如前辈们，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闲工夫。钱理群、洪子诚那一代老师年轻的时候，精神上是一种贵族状态，过得有滋有味的，我们现在就没条件提供这样一个有闲的精神空间。中文系刚出一本《筒子楼的故事》，很多老师回忆住在筒子楼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埋怨自己住得窄，天天都是锅碗瓢盆的事儿，但是那时候的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的，大家考虑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一点，我现在特别羡慕他们，他们曾经沃土啊。有了沃土，还愁不出天才吗?

　　(本文发表于著名文化核心期刊《绿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