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冯其庸：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剽窃案”真相

　　姚迁（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原名姚宪昌，江苏如东人。１９２６年３月出生于江苏如东县双甸镇东周乡桂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１９３１年就读于双甸镇小学，１９３９年先后，在私塾研读古文，１９４０年考入邱升中学，期间参加青年先锋队，并任队长，战乱之际，校址迁徙不定，那时改名“姚迁”。１９４３年夏，高中毕业。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文教工作，担任过儿童团辅导员、文教科督学、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师范教员，全国解放后，担任江苏兴化、邗江、江都等县文教科科长、苏北行署教育处小教科副科长、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处长。１９５８年调江苏省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１９６２年到南京博物院任副院长、院长。１９８４年自缢身亡。兼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会员（中国仅六人）、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江苏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副会长。编撰著作有《长征故事[新善本]》、《南朝陵墓石刻》、《六朝艺术》、《中山陵》、《太平天国壁画》、《桃花坞年画》、《江苏文物总录》等。

　　徐按：

　　知道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的“剽窃案”事件，是1984年，我大学二年级暑假。那一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等三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点名批评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以权谋名，侵吞他人学术成果。闹的沸沸杨的。开学后，我听说，姚迁自杀了。

　　1994年，我到当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老手下工作，闲谈时我问过老人家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他说，这是我主持光明日报期间发生的事情，姚迁自杀后，我感到很痛心，“那么一个有才华的人竟然自杀了！”杜老唏嘘不已，悔恨之情溢于言表。我问：“即使‘剽窃案’成立，姚迁也不至于自杀啊！，是不是还有其他内幕呢？”杜老说，具体的情况我不太能说清楚，你可以查一下。他说，中纪委后来派人调查，证明是一桩冤案！这是我的一大失误！杜老晚年致力于对历史的反思，对自己的失误更是苛责。我赞赏杜老这种反思精神，但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有故事。但限于材料，这件事也就只能留存了。

　　2012年7月初，我帮助朱枚编辑《朱厚泽文集》，其中有一篇1986年4月4日朱厚泽在《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议上的讲话，涉及到了姚迁：

　　刚才杜导正同志谈到你们报纸近年出的两件事, 一件是孙永根, 一件是姚迁, 再加上去年办公司, 赔了本。对这些事, 当然要吸取教训, 切实改正。但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么几件事, 《光明日报》就不那么光明了呢? 我看还是《光明日报》嘛! 总结经验教训好, 处理学术文化问题,对待专家学者的事, 要更谨慎些, 分寸感要更强些。办报纸、对人对事, 旗帜要鲜明。但同时要注意, 分寸要恰当, 态度要诚恳, 引导要得法, 否则也会事与愿违。希望《光明日报》发挥与知识界广交朋友的好传统, 扩大影响, 把党和知识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这段话，涉及到两个人，姚迁是其中之一。按照编辑体例，要加注。我对这件事依然不得要领，就只好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等二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点名批评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以权谋名，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姚迁自杀谢罪。

　　最近，展读冯其庸老口述《风雨生平》，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到了“姚迁事件”，叙述了他与姚迁的关系，处理姚迁事件中他的作用，以及胡耀邦批示才得以处理的情况。留存心中多年的谜团算是解开了。

　　用“算是”字眼，是保守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还有疑问地方。

　　2016年9月，网上有一篇文章《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后人为什么要状告南京博物院》，讲到了庞莱臣的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的关系，其中提到了姚迁。虽然并没有说姚迁案与此有没有关系，但读到冯老的回忆，我竟然想起来这篇文章来了。这种想，是瞎想，或者说是搞历史人一种职业直觉。两者有没有关联？要靠史料说话。

　　浏览了一下网上，关于姚迁有《姚迁纪念文集》，不知道这本书中有没有涉及到这桩案子。以后买来看看吧。目前也就再存疑吧。

　　冯老原文题目是“姚迁事件”，我改了个题目转载于此，希望有知情人提供史料，以期还原历史真相。

　　姚迁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他做学问非常有见解，他是文博方面一位真正的高层专家，研究青铜器，研究文物，他还是国际文博界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国际影响也很大。

　　我认识他很早。我因为研究《红楼梦》，曹家是江宁织造，我多次到南京去调查曹家的事。我到南京博物院查江宁织造曹寅时期他们织造的料子还有没有保留。因为缎匹上面都有名字，江宁织造某某人造。调任了，别人继任了，别人造的也有江宁织造某某人造。

　　我多次到南京，都是姚迁帮着安排。后来姚迁帮我查了库房，江宁织造的，曹寅经手造的料子已经没有了。他告诉我，一部分支援杭州博物馆，调给他们一部分，但是里头有没有我要查的料子也不太清楚。那时候没有重视《红楼梦》的相关文物。但是查出来不少康熙时期的墨，有的是朱墨，有的是黑的墨，但是没有查到曹寅的墨。我记得曹寅的墨，周绍良手里有一锭，我还看过，现在他都捐给国家博物馆了，捐赠的时候还开过一次展览会。

　　由于姚迁的努力，在南京成立了江苏省的红学会，等于是我们红学会设立的分会，但是没有分会的名义。我们合作得很好。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

　　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

　　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后来，南京博物院的姚迁手下的几个人告诉我，姚迁遭到了诬陷。他们想把他弄下来，先是诬陷姚迁生活上有问题，结果姚迁是个非常古板的，正正派派的人，查了半天，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所以这个不能成立。接连不断地，又说姚迁经济上有问题，因此又查。查了半天，一分钱的毛病也找不着，他根本是奉公守法，朴朴实实的一个人，所以又不能成立。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迁做了鉴定，当时就讲了鉴定的具体意见。南博有个干部就把它记录了，还写成文章，他自己想发表，但是，因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没有研究，他怕发表不了，就把姚迁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迁的名字，当然就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诉姚迁，还把稿费要给他一部分。姚迁一知道这件事情就批评了他，说，你怎么自说自话就写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写文章应该先告诉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评了他一通，钱当然没有要。当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姚迁别的什么事情了，就借着这个说他剽窃某某人的文章。

　　南京博物院的许多干部都是支持姚迁的，觉得这是个大笑话。因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没有什么学问，只是记录姚迁说的话，还瞒着姚迁写了文章，还私自把姚迁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为了保证这篇文章能发表，反过来却说是姚迁剽窃他的文章，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就见报了，报上一公布，引起舆论哗然了，特别是境外反应非常强烈。我看到台湾几份报纸，就骂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样的，自己没有能耐，把别人的东西霸占为自己的。姚迁当时气得不得了，可是有冤无处诉。

　　有一次我看到他，那时候还没有到最后严重的地步。他告诉我，他到医院去看病，连护士都对他带着一种另外的让他很难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没有地方看了。我那时候还安慰他，事情总归可以弄清的，不要着急。

　　我回来以后，恰好是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三方面通知我，叫我不要离开北京，要去苏联鉴定列藏本《红楼梦》。实际上姚迁事件已经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姚迁有可能要被撤下来了，姚迁有冤无处诉。

　　我本来还要去帮他忙，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组织上通知我不要离开北京。我就写了封信给姚迁，我说，我现在无法来，因为要到苏联去，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来看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着急。但是实际上姚迁受到的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境外把他名字登出来，说他剽窃别人的东西，台湾也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压力很重。

　　后来徐湖平告诉我，姚迁拿到我的这封信以后，泪如雨下，不断地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家里的人以为他是说，省里要给他定罪了，等冯先生来不及了，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他觉得有冤无处诉，下决心以死抗争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上吊死了。据说第二天发现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泪，一大片，还有很多香烟头，抽了不少烟。这件事情一出来，整个江苏省里面也惊动了，整个省委里也有好多了解内幕的，为姚迁抱不平的，文博界也惊动了，大家都为姚迁抱不平。姚迁死我还没有出国呢，正在这个时候通知我到苏联去了，所以我没办法赶到南京去。我就去了苏联。等从苏联回来以后，我就赶到南京。

　　后来当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徐湖平，还有几个人都非常了解内情。但他们在南京不好给我讲，怕被对方发觉。他们就跟着我到扬州去，才敢原原本本都告诉我。而且把省委几个老干部与姚迁的谈话记录，到姚迁死以前的所有资料，全给了我一份。我一看更加觉得气愤，这记录，完全是“四人帮”那时的做法，强迫姚迁认罪，但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

　　这样一个认认真真为国家工作的干部，遭了诬陷了，自杀了，这多让人痛心啊。而且给国外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以借口，借着姚迁的事情，诬陷我们的共产党，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但是南京与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来劝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对你不利。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是省委的事情，你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吗？我说我哪能跟江苏省委对着干啊。我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不是要跟谁斗。我说，你们明明知道姚迁受冤，难道受冤不应该申诉昭雪吗？他们没有话说了。

　　最严重的是《光明日报》为了姚迁连发两篇文章，都是压姚迁，批判姚迁的。这个造成了姚迁心理上的最大压力。从来没有为了一个人剽窃文章发《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的，所以实际上《光明日报》在这件事情上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姚迁之所以心里会受那么重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仅仅是江苏省委给他的压力，连《光明日报》都发表文章了，而且是报纸的评论文章64。我是从来没有看见哪一家报纸为了某一个人剽窃人家一篇文章，发表报社的评论，何况姚迁根本不是剽窃，要说剽窃是这个人剽窃姚迁的。这是姚迁鉴定的讲话，他记录下来写成文章了，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等于剽窃姚迁的文章吗？

　　我在扬州拿到这些材料，具体情况都清楚了，我非常气愤，我觉得我无论如何应该伸张正义。回来以后，南京的朋友一再劝我，你不要再管这个事情了，由它去吧。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管。我给夏老师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姚迁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了解他的情况，他受了这么大的冤，我们作为朋友连一句话都不说，这是不应该的。我说，万一因为姚迁的事情，我承担什么风险，我也不后悔，你也不要管。夏老师也没有阻拦我。

　　我先找时任总理秘书的白美清，他也是人民大学我的学生。我就到中南海找了他，把材料交给他。白美清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总理知道了。我因为同时反映好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件姚迁的事情中央一定管，其他事情暂时不管了。

　　我怕事情搁下来，我接着找了习仲勋同志。我们艺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苏一平跟习仲勋熟，他说你应该找习仲勋，中央的老同志里习仲勋是最正义、最认真的人。所以我写了封信给习仲勋，习仲勋就通知了调查部，调查部就找我，说习老关照他们一定要听我的意见。所以把我请到调查部去，我就去讲了三个小时，把前前后后的情况都讲了。完了以后，我说，我愿意签名，愿意承担责任，如果我讲的这些话，有虚构的，有假的，我愿以自己的党籍来保证，我可以承受党的任何处分。但是，这件事情，组织上面一定要处理，给他平反。调查部的同志说不用签字，你说的每一件事，跟我们去调查的情况都一致，没有任何虚构的情况，你也不必签字，我们一定会把这情况向中央如实反映。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没有任何动静。因为我手里有复印件，我复印了一份，又跑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的主编当时是王忍之，他后来是中宣部部长。他是无锡人，1949年以前，我们做地下工作，互相认识，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党组织。1950年我入党了，跟他在一个支部，他也是那个时候入党的，所以我跟他熟。

　　我就把姚迁的情况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他就说，那你直接找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了解你，他多次跟我讲话提到你。耀邦同志是了解我，因为什么呢？我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刚出来，他就让他儿子胡德平到我家里要这本书。耀邦同志是中央领导人里最喜欢读书的人。

　　我说，我怎么能找耀邦同志？你帮我把材料送去吧。他说，那可以，我帮你送去，你写封信，你就在这里写吧。我就在《红旗》杂志编辑部，拿着《红旗》杂志的信封和信纸，写了一封给耀邦同志的信，简要地说明这件事情对党的损害太大了，而且姚迁同志确实是蒙冤，应该给他正式昭雪，同时也可以把台湾那些反共的人的那些话加以澄清。我就写了封短信，王忍之同志就拿了这封信，到耀邦同志那里去了。

　　那个时候《红旗》杂志的编辑部在沙滩，我回到张自忠路家里，打了个电话到王忍之那里去，编辑部的人接的，他说王忍之同志给你送信去了，还没回来呢。没有几天，耀邦同志下命令，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南京去彻底调查姚迁事件，一定要平反、昭雪、见报，才准许调查组回来。

　　经过这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诬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国内外都传开来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

　　最后由江苏省委给他正式平反，平反的时候请我去，当时省委书记也去了。其实这件事情，省委书记早点过问也不至于这样，一直是听之任之，等到人死了，平反了再出来。我去参加悼念的时候，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咱们北京的文博部门的老前辈谢辰生同志。当时参加姚迁的追悼会，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坐火车到南京的。

　　姚迁的事情，到此算是全面地平反，但是人已经没有了。后来由徐湖平担任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