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必须尽快跳出“以穷补富”的旧发展格局！

　　各位同仁：

　　不可否认，“高农业补贴+高出口退税”叠加“低粮价+低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的组合拳，曾经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这套组合拳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发展桎梏。

　　一、先了解两个关键概念

　　1. “中国难题”：我曾以“中国难题”，深刻揭示中国的一个核心矛盾：我们试图通过农民城市化解决9亿“农民问题”，却把农村的农民问题转化为了城市的“农民工问题”。在农村解决一个农民的国民待遇所需成本只有在城市解决一个农民工的国民待遇所需成本的六分之一。在农村解决9亿农民的问题，难；而在城市解决5亿农民工问题，更难。这就是李昌平所说的“中国难题”。

　　2. “中国拐点”：我曾以“中国拐点”预判中国农民城市化会失败。什么叫“中国拐点”？即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从“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100元制造业GDP转化的国民收入从70元骤降至30元。这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低到无法支撑其城市化成本，即便我国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仍难以实现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真正市民化。“中国拐点”之后的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可能像“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那样以加入全球化的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而完成农民的城市化。

　　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螺旋下沉”

　　上述两个论断背后，必然是“高农业补贴+高出口退税”叠加“低粮价+低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的组合拳，必然是系统性利益转移：

　　对外看，“中国拐点”下的低价竞争模式，让出口退税、低粮价、低工资共同构成了“世界工厂”的低成本基础，本质上是用我国财政资金、农民的低收入、农民工的低工资，为欧美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形成“中国补贴美西方”的被动局面。

　　对内看，“中国难题”客观要求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性的丧失，农村四项基本制度（基本产权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遭到解构，导致农民原子化、农村荒漠化，缺乏议价权，只能以低价卖粮、低价出卖劳动力，让城市群体享受隐性福利，形成“农村穷人补城市群体”的利益转移结构。这种格局在工业化初期曾有阶段性价值，但如今已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目的——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中国现代化及伟大复兴的最大瓶颈。

　　更严峻的是，这种格局正加剧多重风险：财政补贴越来越重，却多流向龙头企业或中间环节，补贴沦为无效投入或有害投入；农民“勤劳致穷”成为部分地区的现实，农产品供求平衡阶段后，分散小农无力追求价值增长收益，只能陷入追求数量增长收益——增产减收的陷阱；农村治理因集体经济组织弱化而日趋涣散，基层活力与创造力被严重压制，数百万亿农村沉默资产难以活化，内需增长失去最大源泉。

　　三、重构新发展格局：引入“逆城市”视角，破解路径再升级

　　尊重“中国拐点”，破解“中国难题”，绝不能维持旧发展格局，更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地执着于“城市化唯一论”。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城市化不是农民的唯一归宿，农村更不是只能为城市输血的“后方”。因此，在“二次改革”的核心路径中，必须加入“逆城市”发展的关键维度——即通过强化农村自身的发展承载力、价值创造力与生活吸引力，让农民无需进城也能实现体面生活与价值提升，让农村从“人口流出地”变为“价值聚集地”，从根本上打破“农村补城市”的利益转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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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逆城市”的核心内涵：不是反城市，而是“城乡对等”

　　“逆城市”绝非否定城市化的价值，而是对“城市化崇拜”的纠偏——它倡导“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价值对等交换”，拒绝将农村定义为城市的附属品或劳动力供给池。其核心是让农村具备与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同等的发展机会、同等的尊严保障，让农民可以自主选择“进城”或“留乡”，而非被迫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当农村能提供稳定的收入、完善的养老医疗、优质的教育资源，当“留乡创业”“在地发展”成为与“进城务工”平等的选择，“中国难题”便从“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立足”转化为“如何让城乡各美其美”，而后者的解决成本更低、可持续性更强。

　　（二）“逆城市”的实践价值：三重破解旧格局的关键力量

　　1. 破解“成本陷阱”：相较于在城市为农民工提供国民待遇的高额成本，“逆城市”路径通过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激活本土产业，以六分之一的成本就能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比如，在县域建设优质普惠的教育医疗设施，让农村孩子无需进城就能享受平等教育，既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支出，也减少了农民工“为娃进城”的被动选择，从源头缓解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压力。

　　2. 阻断“利益转移”：当农村拥有强大的集体经济组织与产业支撑，农民不再需要通过“低价卖粮、低价卖劳动力”谋生，“农村补城市”的利益输送链自然断裂。例如，通过村社联合社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其收入水平完全可能媲美甚至超越进城农民工，从而摆脱对城市的“依附性输血”。

　　3. 激活“内需富矿”：“逆城市”不是让农村回归封闭，而是让农村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当农村基础设施完善、消费场景丰富，数百万亿沉默资产转化为消费动力；当农民收入提升，住房改善、家电更新、文旅消费等需求将形成庞大的市场增量，这比依赖出口补贴的增长模式更具自主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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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条核心路径+“逆城市”落地举措

　　1. 重构补贴与制度逻辑，还权于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

　　- 补贴倾斜：将农业补贴重点投向农村公共服务（养老、教育、医疗）与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以“种子资金”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减少对城市配套的依赖。

　　- 制度重建：恢复和完善农村四项基本制度，支持村党支部领导下的“一社N部”联合社体系，赋予农民对土地、房宅等产权的完整处置权与收益权，让农民“留乡也能增值”。

　　- 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域、乡镇下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医保衔接机制，让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逐步与城市看齐，降低“进城”的必要性。

　　2. 打破低价竞争陷阱，帮助农民从“数量增长”转向“价值增长”

　　- 产业融合：摆脱“小农分散经营+资本垄断”困境，走“组织化小农+一二三产融合”道路，通过村社联合社发展乡村文旅、农事体验、电商直供等新业态，让农民在本土产业链中分享高附加值收益。

　　- 政策调整：逐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停止用财政资金补贴国外消费者，将资源转向支持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产业培育，让农村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而非成本洼地。

　　- 品牌塑造：鼓励村社联合社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摆脱“低价竞争”依赖，让农民通过“优质优价”实现增收，无需再靠“多产薄利”谋生。

　　3. 激活农村沉睡资产，破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难题”

　　- 金融创新：借鉴“日本农协银行”模式，通过财政专项支持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发展，让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等产权能够抵押变现，增加可支配现金流，为留乡创业、改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

　　- 权益保障：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与社会保障权益，同时为“返乡创业”“留乡就业”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担保等政策支持，让“进城”与“留乡”成为平等选择，而非“无奈之举”。

　　-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鼓励城市人才、资本、技术向农村回流，与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源结合，培育乡村新业态、新产业，让农村成为创新创业的新热土。

　　各位同仁，“中国难题”与“中国拐点”，不是对发展的否定，而是对转型的警示；“逆城市”视角，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而是对“城乡平等”的追求。跳出“中国补贴世界、农村补贴城市”的旧格局，本质上是要完成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重构，从“城市化唯一论”到“城乡双向繁荣”的发展理念升级。

　　只有还权于农民、激活于农村、赋能于农业，只有让农村具备与城市对等的发展机会与生活品质，才能真正破解“中国难题”，在转型拐点上迈出关键一步。当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当城乡不再是“补贴与被补贴”的关系，而是“相互赋能、共同繁荣”的伙伴，中国才能真正筑牢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坚实根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让我们以“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基层实践为依托，共同推动这场关乎国计民生的深刻转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