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如何从中国革命的群众动员经验，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地路径与实践内容
如何从中国革命的群众动员经验，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地路径与实践内容
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二七大罢工”一百零三周年】
如果一个人自居左派，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眼光，也没有寻找无专落地路径的自觉，在阅读和理解马列毛的时候，往往就不能够自觉地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很容易走偏。本文是在微群，与纯左派的长期辩论中间，得出来的初步认识——试图结合中国革命的群众动员经验，去具体地指出：纯左派的方法论盲点，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当然，本文还只是很初步的总结和提炼，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这有待于进一步补充与修订。
马克思和列宁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多是预测性和功能性的界定，没有基于群众性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实践路径作为讨论的基础；主要是针对资专的存在，以及与之作斗争的需要，而反向提出来的概念。由此，无专将要由新的政治斗争实践和经验，去加以界定和定义——在实践中间找到无专落地的路径与概念的肯定性内涵。
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革命时期的深度群众动员经验，展开过有效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并初步揭示出新的政治公共性成长的路径与内涵——具体体现为第一行动集团（先锋队）充分发掘和激活第二行动集团（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同时促成对立阶级从内部瓦解并分化出第三行动集团来（“开明绅士”），实现了团结自己和瓦解敌人的效果。
从行动者的梯次结构回顾，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体现为第一行动集团成功激活第二行动集团，还从敌对阵营中间分化出第三行动集团的效果；而错误路线到处都存在，还长期是党内决策层的多数（俄国党内部的孟什维克、德国党内部的修正主义与社民主义），主因是结构性的——第一批旧世界的真诚批判者，往往是属于第三行动集团的人士在历史上率先出场，顺势占据了第一行动集团的出场顺序和行动结构位置，却长期缺乏成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先锋队自觉，这种历史与政治性的结构错位，就构成革命时代错误路线的内在惯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他者的界限
要成为一个自觉的左翼，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地路径，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内容，就需要认真划清几个必要的界限，自觉把握到离开无专的思维误区，都有那些。
第一步，是需要与阿Q革命的想象力，自觉地划清界限。阿Q是一个深处自发性桎梏的农民，他的革命想象力天花板，就是对具体的统治阶级成员集合，进行革命，杀掉赵家钱家的人，把他们的财物搬去土谷祠，自己成为未庄首富。这个革命想象力，只有具体革命而没有抽象革命内容——对旧统治方式方面的革命完全没有想象力，在认识上只有具体否定而缺少抽象否定。那么，作为自觉的左翼，学习和理解马列毛的路径，就需要从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大方向上，去理解，而不宜以具体革命的狭隘眼光和形而上学思维，去扭曲解释。
在阿Q革命的想象力中间，具体革命的想象力很突出，对抽象革命的想象力近乎无感。基于自发性的状况，阅读马列毛的一个常规扭曲，就是把马列毛解读为具体革命的真理或者证据；在阶级分析和阶级矛盾问题上，往往以形而上学的静态思维，以静态的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去演绎和理解动态的阶级斗争，然后，就肯定会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之间搞循环论证与闭环解释，遗漏和遗忘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既没有无专眼光，也看不清资专的实际运作。
在这里，需要自觉地从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抽象否定出发，去思考具体否定的路径与可能，而不能把顺序颠倒过来，或者只从具体否定出发看问题。
第二步，在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延长线上，才能够打捞无专眼光和政治领导权思维回来。毛教员率领秋收起义的剩余队伍，走上井冈山之前，就搞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具有政治领导权和行政公共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透过党建去发掘红军连队里面，最可能率先觉悟的关键少数，促成其率先觉悟起来并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或战斗堡垒）作用，这是政治领导权建设方面；二是要求管理权力和管理事务向被管理者充分打开，形成一个官兵平等基础上的管理公共领域，帮助先觉悟者发挥作用。这样，就形成一个与毛教员本人始终相关的“毛式公共领域”——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官兵平等基础上的行政管理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两个方向上的实践和努力，才算是达到了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临界点；而且，事后的中国革命经验证明，有且只有实现了这样的民主主义或者民主集中制，才能够充分促成群众觉悟和组织人民的革命力量，所以，是在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延长线上，才会出现无专落地的路径与方法。
在这里，要戒掉一个想当然——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行政国家的一种镇压职能，而不认为无专本身就是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路径与方法；这个偏颇理解，其后果，是无意识之间认定无专与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形成过程与路径无关，在这个想象力中间，劳动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可能路径如果存在，那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外——需要在无专概念之外去寻找别的概念，表达这样的路径与政治实践内容，其结果，也肯定认为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形成过程与运用方法，也都与无专没有关系了。总的后果就是，潜意识中间认定不管是预备劳动阶级的斗争力量，还是改变劳动阶级的被统治地位，都与无专概念涵盖范围没有关系了，而是需要另外去设计路径和方法了，这当然就会塑造那种“没有无专眼光的左翼思维”了。
与上述想当然相反，无专是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需要付诸政治实践的唯一路径，而且，无专也是真正的左翼或者自觉革命者，在认识上由负转正的转折点所在。这就需要从自觉的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意识出发，去理解三湾改编所包含的政治与行政两个方面；毛式公共领域的出现，作为新的政治形态，还很初步，很多人对此毫无认识，不认为这才是政治路线的核心所在，还往往本能地加以无视和反对，其实，这就是革命时期错误路线的认识根源所在。有鉴于此，毛教员提出的路线斗争的视野，至今依然有效。历史经验也证明，党内高层的政见分歧，就长期集中于对无专的落地路径与方法的分歧，这个政见分歧双方的认识，相当于分处在坐标轴的原点的左边和右边，党内多数人的看问题方式，往往自动回归负半轴，本能地反对与毛式公共领域相关的大于零的正确路线与大方向。
一些纯左派有着本能的反毛非毛倾向，就是看不到毛式公共领域、领导权建设与行政公共化，这些初期的政治实践，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及其统治形态的要点，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落地路径与实践内容，往往轻率地加以无视或者反对，不认为这才是对旧统治方式革命和实现无专的唯一路径所在，是劳动阶级政治学的认识原点与核心所在。
第三步，与上述对旧统治方式革命所形成的毛式公共领域相关，无专的发展还处于学徒工阶段，很不成熟，制度化水平还很低，未能发展到全局性的国家政权高度与程度，政治国家的人民主权内涵，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组织形态与制度保证；因此，对无专的经验认识，还无法在国家政权的全局性层次上去观察和思考。在这里，无专和领导权建设的认识与归纳，还不能够提前上升到国家政权的全局性层面去理解——在这个层面上已有的实践还只具有“凑合”性质的组织形态，甚至，基于列宁和毛教员的认识，在这个层次上的行政国家与官僚群体都具有“内在否定性”，以行政国家反对政治国家（人民主权）。
如果盲目地肯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过度肯定实存的行政国家及其运作逻辑，会有一个认识上的巨大风险：不仅可能肯定凑合性质的初步尝试，还有可能把内在否定性及其隐晦表现（“走资派的各种变修复辟举措”），给一同肯定下来了。
与此紧密相关，作为自觉的左翼，需要认真对待行政国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不一致或者矛盾关系；一方面要强调政治国家及其内在的人民主权的长远努力目标，同时，也不能直接就否定行政国家和主权存在的部分合理性，不能因为行政国家具有内在否定性（或者某种程度的阶级性质）就马上全盘否定——这个过度否定的逻辑终点是无政府主义。在这里，行政国家及其内在否定性的消亡，与阶级和国家消亡的条件是一致的，人类到目前为止，手边的工具箱中间还不存在完美的行政工具，有缺陷的行政工具也不能够马上就不用。所以，政治国家的名实相符，需要基于劳动阶级政治领导权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成熟之后，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那一天才能够实现，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还没有条件彻底否定具有“临时凑合性质”的行政国家。
无专落地之后的领导权结构：三个行动集团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
基于团结自己和瓦解敌人的视角，观察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需要确立起三个行动集团的观念。
关节点支撑，有三：第一行动集团要作为自觉的先锋队，去发掘和激活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第二行动集团。在第二行动集团人数超越临界点之后，就会带来第三行动集团的被激活——从敌对阵营分化瓦解中间产生出“开明绅士”群体，这样，我们的人就会很多很多了；所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基于毛教员的理解，可以发展到放下武器的敌人，最后，无专就没有外敌；无专的敌人或者否定性，只会是在内部，体现为错误路线或者内在否定性，是一种认识上未能完成世界观革命的不足，也往往体现为本能地追捧错误路线。
在这个意义上，错误路线的普遍性，往往肇因于第三行动集团，通常在历史上率先出场，并占据第一行动集团的始发位置，这个群体中间存在着本能的孟什维克思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或者还会自动走向“寡头统治铁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组织或者领袖群体自身成为目的，人民主权反而下降为手段或者可以牺牲的了。
对错误路线纠偏，出路在于第二行动集团成员大量涌现出来——在错误路线之下往往也是第三行动集团被率先激活（其结果就是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着大量的AB团问题——抽象意义上的AB团而非具体组织成员意义上的AB团），逐步接替或者占据第三行动集团占主导的决策层结构。
毛教员在十年期间说，国家机关改革只要求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而通常的误区或者扭曲，就是脱离群众或者联系不上群众；而且，联系群众也不是任意联系群众中间的平均数或者任意部分，而是要联系上先觉悟者之后，以他们为组织核心，才能够真正地联系上群众的大多数。说到底，群众路线的实际落地，还是一个领导权建设路径与效果问题——只有真正联系或者激活了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之后，才能够联系上多数群众。
在1955年被毛教员批评之后，邓子恢重新回顾了自己在根据地革命时代发动群众的经验，他很明确地看到农村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并成为组织核心之后，才会具有更高的政治主动性和斗争韧性：“（最初组织农会）当时主要缺点是阶级观点不明确，只知道依靠农民与豪绅、地主、军阀作斗争，而不知道在农民中要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因此，后来农运发展到高潮时期，便有不少农会为富农中农所领导，这就留下以后新的白色恐怖一来，有些农会即自行瓦解的根源。”“乡村农民组织必须建立在雇贫农基础之上，以后再去吸收中农，这个时期我所到地方的党员，凡是比较富裕的都消沉畏缩，以后都是经过贫苦知识分子组织了雇贫农，才发动了斗争，发展了组织。这对我的阶级观点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党的组织必须建立在贫农的基础上，这个时期，凡是中农成份的党员，中农领导的支部都是妥协畏缩，不敢斗争；凡是贫农党员与贫农领导的支部，斗争就很顽强，而且不断产生游击小组、游击队。”【邓子恢：我的自述，载《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P8、15、18-19】
所以，土地革命一定要结合分田分地，或者结合减租减息的群众性斗争，去动员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而这个关键少数，在浅度动员或者一般的群众大会号召下，往往涌现不出来；土改工作队进村动员群众，一定要有“访贫问苦和扎根串联”的扎根程序，需要刻意地去深入基本群众中间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所以，在发掘和激活第二行动集团之时，关注基本群众中间最可能的觉悟者，要成为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
在第二行动集团被大量激活之后，他们能够在后续的群众动员与组织过程中间，成为先锋队去新的村落，担负起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而且，整个的劳动阶级政党，在拥有大量被激活的基层先进分子加入之后，其成分就会被改变；基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在认识上会出现基于基本群众及其积极分子的动员与组织经验支撑，在组织内部的成员共识和经验互补角度，也会逐步改变决策层的成分与结构，更加贴近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要求。前期第三行动集团占据始发位置和决策层多数的状况，也可以由此得到改变和改造。
对路线错误的纠偏，依赖真实有效的领导权建设，及其大量激活的基本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这有助于党的组织和认识结构的改善与提高。所以，改变错误路线，不完全依赖教育提高决策层的成员，更多地依赖有效的领导权建设成绩，以及基本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的大量涌现及其对党员结构的优化和提高。在中国革命的逐次推进过程中间，对群众的充分动员和基层积极分子的大量涌现，历史性地逐步提高了共产党的群众性和公共性，也逐步提高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与政治高度。
当然，这意味着阶级分析在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中间的应用，是排除了线性的因果对应关系的机械论思维，而基于相关关系分析，在基本群众中间，去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
如果不是基于领导权建设，去自觉地发掘或者激活基本群众的关键少数，一般化的号召或者大会动员，最初涌现出来的可能属于“最便于知识分子投机”的群体，通常，这是第三行动集团的成员。这部分人，可能会有左倾思维，但是，上限过低——对旧政治难于彻底告别，对新的政治公共性的主动承载能力不足，不足以支持新的政治公共性运作水平，越过临界点，促成王道政治的起步。
例如，在查韦斯执政之后，委内瑞拉普遍建立起的公社或者社区委员会，就会有这样的内在不足；而布尔什维克时期的苏维埃，内部有党建工作，但是，也缺乏关键少数的支撑作用，在十月革命初期，其内部也主要是提前出场的第三行动集团人士（具有孟什维克倾向）唱主角，所以，不足以形成新的行政执行力与管理效率基础。这些，都属于领导权建设未曾达到临界点水平，足以支持新的政治公共性开始运作和起主导作用。换言之，这两者，有能力在短期内就形成很大的群众动员规模与声势，但是，由于内在的领导权建设成效与公共性，低于临界点水平，就不足以产生新的执行力基础和基于领导权的管理效率。
很显然，劳动阶级政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始终意味着一个领导权建设的逐步提升与自我强化过程，是一个第三集团成员逐步被第二行动集团的真正积极分子逐步替代和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第一行动集团逐步靠近正确路线，学会真正动员基本群众的关键少数的过程；然后，真正的关键少数被激活，又会替代和改造第三行动集团占优的局限，同时，也对第一行动集团的路线自觉，有着实质性的帮助和提高。这样，就实现了以第二行动集团被激活和逐步占优的良性改造过程，整个党一方面在改造外部世界，一方面会据此提升和改造自己。
由此可以看到，基于无专或者领导权的眼光，敌我阵营的划分，是一个基于政治领导权建设的派生效果，并且还是一个在后呈现出来的事项：不管是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还是敌对阵营从内部的瓦解与分化，这两个关键的领导权建设效果，都是第一行动集团的路线正确并且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大见成效之后，才会真正出现合乎实际的“敌我友”的正确分野。所以，任何基于静态的结构分析与矛盾分析，试图“事先”识别政治上的阵营与分野，都不会靠谱。形而上学的分析与眼光，其扭曲和错误就在这里，形而上学眼光本身，就会带来第一行动集团的错误路线和混淆敌我，纯左派的僭妄与盲目自信主要在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静态的阶级分析方法，完全无效。中国革命的群众动员经验揭示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推进和践行新的政治公共性之时，担负使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不同的，个体自身兼容和达到的公共性上限，是不一样的。所以，把动员最基本的劳动群众，作为建设领导权的抓手，在最基层群众中间，去发掘和激活关键少数，本身，就是保证新的领导权建设与公共性兼容，超越临界点水平的关键路径。
所以，认识无专的落地与经验展开，只能够回到中国革命的红军连队和根据地村庄里去，观察关键少数的激活过程与选择标准，及其对于新的执行力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支撑。换言之，到目前为止，无专还只能够借助于基层群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去界定和加以认识，尚不足以从宏观的行政体系运作中间，去进行识别。
有一种对初级阶段论的偏颇理解，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问题，说到底，这也与革命时代一样，需要经由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去改造行政国家的内在否定性，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提倡阶段论，其目的是偷换概念，甩开政治领导权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说已经是社会主义但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不承认行政国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借以遮蔽掉了无专的政治领导权视野，不讨论党建所需要服务的领导权建设方向问题，当然也就同时拒绝无专的落地路径与肯定性内涵。
路线自觉与无专的内在否定性问题
对无专的偏离，往往与党建的错误实践方向（变修复辟），是一致的；始终存在着围绕坐标轴原点的左右争夺——如何结合与动员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到底去激活群众中间哪一部分群众？党建结合群众，是去结合真正的先进分子还是投机分子？是否要坚持这样的政治建设方向？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多么复杂和难于理解，而是一个大于零还是小于零的分野，争论的双方，观点清晰并尖锐对立。
一些纯左派存在着固有的方法论盲点，没有无专思维和领导权眼光，因此，他们虽然从感情上讨厌走资变修，但并不足以在理性上剖析和批判修正主义者——这群人恰好是自觉的去政治化的方法论盲点的推销者。惟其如此，就会发展出一种偏向，往往过度肯定苏联或者斯大林时期，或者完全肯定毛时代，这些过度肯定的背后，就是对于无专的内部否定性缺乏识别眼光和针对性的批判意识。所以，要能够识别和批判走资派，就需要提升政治觉悟与领导权意识，从源头和起点，就能够识别走资变修的第一步，是怎么玩的。
目前左圈内部的争论，在历史位置与结构空间上，从属于第一行动集团内部的争论，还是毛教员当年遇到的那个老问题：路线选择与世界观革命的问题。在第一行动集团与第二行动集团关系方面，因为没有克服自发性与无组织状态的问题意识，所以，就没有党建与领导权意识；也因为没有无专眼光和领导权思维，所以，就没有了如何改变或改造第三行动集团的前提与路径思考，盲目地加以狠批和反驳，并作为第一工作重点。如果纯左派的工作重点与路径选择有效，相当于甩开第二行动集团，实现了对第三行动集团的深红化改造，幻想把小粉红改造为深红堡垒。
目前还谈不到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政治实践，但是，在认识和争论中间，已经全面涉及到有关第二行动集团识别标准的大方向选择问题，纯左派近似于天天反驳第三行动集团的非纯左认识，并在无意识之间以他们为争取工作对象；同时，也反对从基本群众的生产与生存经验的感性认识出发，上升到理性认识并返回实践，据以寻找和发掘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而是企望经过读书学习之后，独立完成认识过程并向群众输灌——当然也是本能对第三行动集团的成员输灌，促成觉悟者的出现，在这里很容易形成方法论的宗派主义本能；在认识论方面则涉及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野，在政治实践逻辑上则涉及到党群关系——有机知识分子还无机知识分子问题，是否需要先锋队以及先锋队如何起作用，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涉及到劳动群众如何克服自发性与分散状态的路径与中介问题；在动员群众的实践眼光中间，则遭遇到认识论盲点——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的问题——必要条件分析还是充分条件分析等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错误路线占优势与行政国家-官僚群体的内在否定性问题
中国近百年来，左翼每一轮的重新崛起，都接近于是第三行动集团的人，占据第一行动集团的结构位置与时间顺序，其实这就是毛教员在革命早期遭遇到的党内多数。这些人往往不能够积极和自觉地服务于发掘和激活第二行动集团的正确路线与大方向——具有本能的错误路线偏好，还往往本能地想要垄断批判旧世界的认识过程，把第二行动集团的基本群众，矮化为工具性的存在，对其输灌自己完成的真理性认识和预先选定的目标。这样，就本能地选择了理论与实际脱节的轨道，暗搓搓地复活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意识之间又一次拥抱头足颠倒的认识状况——这一次没有辩证法根基而只剩下形而上学。
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从经验出发，从最基层的群众动员经验出发，能够提炼出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内容——党建与领导权，行政管理的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两者构成毛式公共领域；这是确立起理解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要点所在。
而从行动者的梯次结构方面，可以界定三个行动集团的概念，据以理清楚各种党内不同政见之间的内在分歧。
仅仅获得这些认识上的进展，从内容与路径提出概念框架，都属于最基层的群众动员与政治实践经验，还不足以支撑对新的行政国家及其组织形态的认识。毛教员当年主持写作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持中苏论战和指导九评的写作，这系列论述，在批判蜕化变质，批判错误观点和路线的时候，相对清晰具体和易于理解；在进行正面论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明确具体和深入了，究其原因，是现实中间的行政国家以及运作国家的官僚群体，都带有反对或否定政治国家-人民主权的内在否定性，例如建国后立马就开始了等级制设计和全面拆毁官兵平等的政治基础，在土改和城市五反运动之后的系列群众运动，迅速进入大方向不正确的异化轨道——党建往往结合投机分子而非真正的先觉悟者或先进分子，其结果，是科层制的管理规则与掌控科层制的官僚群体，从两个方面开始系统发力，不自觉地拆毁和侵蚀毛式公共领域的运作基础。这个部分的内容，当时还不太适合公开进行批判和揭露，文革前期的相关揭露多了一些，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官民对立和矛盾尖锐化的严重后果，整个十年时间，这个尖锐化的矛盾所造成的僵局一直未能破局。
官场多数的长期系列选择，都是背道而驰的，毛教员对此有着非常黑暗的体验，这恰好体现了行政国家反对政治国家-人民主权的惯性或者内在否定性所在。所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需要从概念和分析起点上，对这样的趋势保持清晰的体认，否则，就很难构建帮助理解历史经验的概念来。
直到文革时期，也还未能从肯定性视角提炼新的劳动阶级的公共性内涵，故文革小组成员的系列政论文，也具有这个特点——批判相对有力和说服力，各种正面论述不够明确和具体，建设性的深度认识很难被提炼出来。这个方面的局限，是受制于政治实践的状况——无专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在全局上实现制度化或行政化的高度，彼时，基于现实斗争的状况，也还不能直接就质疑行政国家的基础性运作逻辑。其结果，在分析概念系列中间，就未能区分政治与行政的界限。
比较毛教员的系列论证，可以看出，列宁对党群关系的肯定性论述，也主要是是一种对大方向的展望，这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深度不够——缺乏全局性的深度动员群众的经验。而基于苏共与十月革命的经验天花板，欧洲的左翼学者对无专的认识上限也偏低，无法从经验形态去理解劳动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对于行政国家与领导权的分野，缺乏界限，以至于对辩证法都开始怀疑了（例如巴迪欧）。
在第一行动集团（先锋队）与第二行动集团（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的关系上，核心问题是谁才是关键少数？新的政治公共性的临界点如何达到？新的领导权建设或者王道政治基础，要足以提供一种全新的组织执行力基础和管理效率源泉，要不然，在生产与政治建设的事实层面，就还有巨大的“执行力赤字”，单单这个困境本身，就足以降低布尔什维克的认识上限，并桎梏其后续演化路径，出现不自觉的对群众政治的认识不足——如斯大林，或者自觉的群众政治反对者——如赫鲁晓夫和刘邓。自觉的党内反对派，往往都选择以效率之名，强行要求实现对劳动群众的工具化改造，并推行有利于工具效率榨取的管理规则。在这个认识路径上，无产阶级专政，变得可有可无，若有若无了。
到目前为止，依然很难从行政国家的运作经验中间，识别和区分出真正的劳动阶级政治维度来，基于对行政国家的某种理解和想象，去寻找或论证人民主权的落地和实现路径，这个思考方式本身，就会彻底虚化真正的政治维度；借助行政讲政治，这样的“去政治化”扭曲思考，作为一个认识论盲点，至今依然桎梏着很多左翼，未能打破和超越。
从形式逻辑到辩证法：劳动阶级政治公共性的认识提炼与实现路径
很多人会争论说，今日世界的蓝领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群体，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变化有多么大，不再足以承载新的政治公共性的创造过程与路径。这个论点，也对也不对，对的一方面是，在曾经的革命历史中间，只有动员最基层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新的政治公共性建设才能够超过临界点，同时，以第三行动集团为主体的组织构成及其兼容的公共性上限，远低于临界点，由于这两者同时存在，显然，从基本群众中间发掘并激活关键少数，就成为仅有务实路径与方法。
在另外一方面，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可能并不是唯一条件或者单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对新的政治公共性自觉，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数量，也有可能支持新的政治公共性水平，从另外的方向上超越临界点，从而创造出王道支持和改造霸道的“毛式公共领域”来。所以，在这里，历史经验是跟随基层劳动者自觉支持的政治公共性上限更高，而呈现出来的，并非是唯一的锁定路径。恰好也是在这里，还有反面案例，出现过工人阶级的具体（蓝领工人）与抽象共同点（阶级地位与觉悟）之间的不一致，例如党史上片面地选拔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就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向忠发和项英都是这样的例子；基于形式逻辑，体现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共同点与公共性，才是概念的内涵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党领导赖以实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公共性的要求。
在这里，恰好可以应用形式逻辑加以检验，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其内涵需要以肯定性内容加以表达，同时，概念内涵反应的是所指代事物的共同点或者共同特征，而不是概念所针对具体事物的具体特征——这可能会有千差万别，如同蓝领工人与工人阶级概念之间的差别那样，具体的工厂工人是提出工人阶级概念所对应的对象群体，但工人阶级概念本身已经舍弃了与蓝领工人相关的个别特点和具体特征了，只会保留据以抽象出现的共同点，作为概念的内涵。
在政治上，具体与抽象的差别，是普遍存在的。德裔美籍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戏剧、法律文本及宗教象征等史料，梳理了“二体论”在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的演变。两个身体是说：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国王的自然身体使国王如常人一样，不免生老病死；而国王的政治身体或灵性身体则充任国王职位的象征，享有统治权。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书中揭示王权从“基督为中心”向“以法律为中心”的转变逻辑，阐释政治体“永久性”如何导向现代国家“人民”“祖国”观念的建构。
在政治场域和分析中间，每一个参与者或者行动者，其实都有两个身体，一是具体的肉身和成员集合，一是概念所抽象提炼出来的共同点或政治公共性。不仅国王有两个身体，也有人也据此区分了“具体人民”和“抽象人民”。
在汉语的习惯性表达中间，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间，具体与抽象两个维度，并不做明确区分，例如人民群众会连在一起说。但是，在做严肃的政治分析之时，劳动群众与政治上的人民（在政治上人民是与敌人的对称概念，是基于据以划分敌我的标准而识别出来的），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普通的劳动群众是指代劳动者的职业特点与阶层地位，而政治上的人民则需要经过公共性淘洗和转化之后，才会生成，这是指代具备相关政治公共性特点的“抽象人民”。
同样地，党领导也会有具体的“党员党”与抽象的“路线党”的二分：全体党员的集合所构成的“党员党”是党的具体肉身，而路线党才是承载和实现政治公共性的“抽象党领导”——显然路线党就是对作为先锋队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先锋队不宜理解为某一群具体的人，而是首先应该理解为一种新的政治公共性所在，是一种提醒政治公共性的抽象身体，而非具体的肉身。要实现党员党承载路线党的责任，各种淘洗机制不可或缺，如同毛教员在十年时间所言，作为具体肉身的党员党，需要经常地“吐故纳新”。
而基于辩证法或者政治眼光，公共性不仅存在于结构性的相对位置，更在于公共性如何实现的路径与方法选择上；蓝领工人要认识到自己的工人阶级共同处境和地位，从这样的结构性认识出发寻找自己的出路，就不仅需要在认识上超越自发性实现自觉，还要能够组织起来奋斗才行。基于概念公共性或者共同点的认识，是一个认识上的觉悟过程，而要实现或者改变基于公共性或共同点的结构桎梏，则需要新的政治路径与方法，去凝聚力量与克服阻力；无论是超越自发性实现自觉，还是组织起来奋斗，这些，都无法基于个体自觉而大量实现，需要一个作为制度中介的教师队伍深入群众起到引领作用，这里，就存在先锋队与群众的结合路径与方法问题。所以，政治上的“党领导”，意味着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认识与组织中介，把群众转化为政治上的人民，以接近或契合其阶级政治的公共性要求。
在形式逻辑所指代的对象群体的共同特点到概念公共性，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认识提炼与抽象过程，而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的实现，则需要经过一个辩证的政治建设过程，才能够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领导权建设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对概念内涵的某种程度的实现与上升。所以，在静态的结构分析意义上，觉悟是一个在认识上提炼和表达劳动者共同处境的结构位置；而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则需要有自觉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积极行动者，团结起来形成物质性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则是一个基于政治公共性而觉悟而组织奋斗的革命性实践过程。而只要经历这样的革命性政治实践，旧世界才得以改变，新的公共性和世界得以创造出来。所以，在这里，经济决定论之所以是错误和有害的，主要原因在于：认识劳动阶级的公共性本身就是一个觉悟过程，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性；从无专出发看问题，要害不仅在于认识到劳动阶级的结构性位置所在，还在于要解放劳动阶级本身，所以，就只能够从公共性实现的角度去把握。
在实现劳动阶级公共性的道路上，存在与优势统治阶级的斗争问题，斗争的成本和风险分配问题，如同本文所分析的，历史上第一波出场的旧世界批判者，自身往往属于第三行动集团——他们处于一种“不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结构位置，这会导致对于劳动阶级的公共性体认和推进努力的不足。这个状况，表现在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中间，列宁强调组织纪律，他针对的现实问题是“本能的孟什维克”太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间孟什维克有着长期多数，布尔什维克只是布鲁塞尔会议上偶然得到过一次多数）——这很可能属于第三行动集团占据第一行动集团空间位置与时间顺序的外在表现，因为第三行动集团与第二行动集团的公共性的相对疏远关系，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处于低位；卢森堡强调自发性或者群众的首创精神，她针对的问题是“德国社民党内部逐级放大的机会主义”，这也是第三行动集团占据德国社民党始发位置和决策要津的表现，因为对于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实现不具有内在动力，所以，就很容易出现妥协和后退。
毛教员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间，也强调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基本群众中间的革命性要求，高于决策层源于第三行动集团的成员平均数，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到处都被发现，并被作为真问题提出来，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求答案。
在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激活之后，列宁和卢森堡关注的两个真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或治疗方案——只有那些处在结构性位置上并具有高度颠覆结构自觉的人，才具有承担实现本阶级公共性要求的成本支付意愿，之所以基于第二行动集团标准，去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的必要性，就在这里。而在第二行动集团被大量激活之前，第三行动集团的成本支付意愿过低，不足以推进新的公共性，破土出芽；同时，基本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被发掘和激活，本身就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动态政治建设与激活过程，背后需要正确路线指引下的第一行动集团的大量努力——党领导就体现为作为一个中介去帮助促成群众觉悟与自组织奋斗力量，显然，党领导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劳动阶级公共性的制度程序与中介力量，这也是第一行动集团作为公共性催化剂的要求所在；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大量第二行动集团的关键少数被激活，把这些人中间的先进分子遴选出来，把他们的经验总结和提炼出来，制度化地支持与改进党的成分和认识结构，能够自下而上地实现更为有效的集中并促进政治共识的形成，此后，对少数人把握住大方向去驱策大多数人的传统路径，依赖就会更少了。
显然，孟什维克也好，各种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也好，都属于工人阶级在自己解放道路上，第三行动集团占据始发位置带来的派生问题；历史中间第一个出场的行动集团成员，自觉承担公共性实现的斗争成本意愿偏低——表现为第三行动集团不能够自觉实现向第一行动集团的转换，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系列扭曲。这种扭曲，要么与拒绝实现超越自发向自觉的转化，要么认识不到改变世界的公共性实现路径与方法，亦或者，承担新的公共性建设成本意愿不足。这些，都需要在第二行动集团的关键少数被大量激活之后，才能够找到修复与治疗方案。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修订
二〇二六年二月八日再修订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