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霍尔木兹海峡风云，藏着500年前葡萄牙的霸权困局

　　✪ 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

　　乔治亚州立大学

　　本文节选自《波斯湾五千年》一书

　　【导读】随着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至白热化阶段，这片关键海域再一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伊朗方面对海峡实施定向管控，收紧航道通行规则，部署相关力量强化海域管控；美国则加大军事施压，出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海上相关设施，并试图推动国际护航行动，双方角力让海峡航运秩序承压、通航量大幅下滑，局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为什么是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有多重要？从地理条件来看，它是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水道，最窄处仅约33公里，扼守全球能源运输核心要道。据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权威机构数据，这里日均通行石油约2000万桶，承担全球超20%海运石油、25%液化天然气的运输任务，直接牵动全球能源供给与价格稳定，堪称世界能源咽喉。
　　但鲜少有人知晓，霍尔木兹的战略价值，从来不止现代能源博弈。早在15世纪末，海峡中的霍尔木兹岛就已是举足轻重的国际商港，是季风航线上连接非洲、阿拉伯半岛与印度的必经中转站，千百年来始终以贸易为核心命脉，书写着多元文明交融、海上势力更迭的历史。如今的地缘争夺，也正是这片海域千年博弈的延续。翻开历史长卷便能发现，这座岛屿的兴衰、各方势力的角逐，从数百年前就已埋下伏笔，海上霸权、商贸利益、族群周旋的故事，早已在这片海域轮番上演。
　　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五千年》一书中，精准勾勒出霍尔木兹的战略价值：这片海域从来都是控制权与贸易权绑定的博弈场，无论是当下的能源航道之争，还是大航海时代的海上商路霸权，各方争夺的核心，始终是霍尔木兹独特的区位垄断性。
　　然而，尽管五千年来海湾地区政权更迭、风波不断，这片水域却从未被任何一个大帝国彻底独霸与完全掌控，始终保持着自由贸易城邦林立的多元格局。来自亚非欧各地的商人、水手、移民在此汇聚交融，互通有无，逐渐孕育出包容开放的世界主义文化，这种多元自治、商贸优先的发展内核从未被真正打破，反倒能将每一股涉足此地的势力，都纳入这套早已运行千年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中，让霍尔木兹的商贸命脉得以绵延至今。

　　霍尔木兹海峡：千年能源咽喉，

　　一场从未终结的控制权博弈

　　▍海上十字路口：15世纪的全球商港

　　15世纪末的霍尔木兹已是举足轻重的国际商港，成为商人们沿季风航线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前往印度时必经的中转站。霍尔木兹岛上的国王向波斯统治者纳贡以换取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从未真正处于波斯帝国本土的直接控制之下。霍尔木兹存在了数个世纪，其核心功能只有一个：贸易。正如葡萄牙人后来意识到的，这座岛屿能为其帝国提供的唯一好处，在于贸易管理和海关的巨额收入。这笔收入虽然非常可观，但并不稳定，一旦葡萄牙人推行排他性或不宽容政策，吓跑善变的商人群体，收入便可能锐减。对霍尔木兹的穆斯林国王而言，只需将效忠对象从波斯转向葡萄牙，成为远在里斯本和马德里的天主教国王的附庸即可。霍尔木兹的商贸群体构成极为多元，面对葡萄牙传教士与道德家推行的基督教化和同化政策，他们始终以消极姿态抵抗。由于葡萄牙人在人口数量上少于港口内多元的族群人口，而且不想阻碍贸易，他们不得不容忍在帝国其他地区被禁止的习俗。否则，商人们会直接迁离，甚至投奔附近众多为逃税而建的“海盗”据点——当然，这些自诩为葡萄牙人的武装竞争者的人，从未将自己视作葡萄牙人口中的海盗。

　　和海湾地区的居民一样，葡萄牙人也是海洋民族，其航海文化专注于远洋贸易。作为欧洲的一个小王国，葡萄牙借助对海洋的依赖，将势力扩张到远远超出其自然疆界的地方。它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巴西的海岸线上修建堡垒，借此既能为远航船只补充给养，又能参与一些当地贸易，同时无须为控制更广阔疆域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到了1700年，葡萄牙在全球范围内共建有244座大型堡垒，其中20座分布在东非海岸和海湾地区，用于控制西印度洋，周边还有许多小型瞭望塔和小型堡垒作为支撑。霍尔木兹便是葡萄牙全球港口堡垒互联网络中的一环。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总体战略之一，是通过建立与印度洋香料贸易、中亚及波斯丝绸贸易的直接联系，绕过其主要竞争对手奥斯曼帝国。除霍尔木兹外，葡萄牙最初还盯上了亚丁，这座控制红海贸易的港口最终可通往当时由奥斯曼帝国庇护的两座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但阿尔布克尔克未能攻占亚丁，因此霍尔木兹成为葡萄牙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主要堡垒。

　　然而，在霍尔木兹周边，葡萄牙人始终需保持警惕。许多天然隐蔽的沙质海湾（阿拉伯语称“khors”）简直成了“海盗”的藏身之所。纳希鲁人或称胡拉人是波斯湾沿岸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群体，其后代至今仍居住在伊朗的波斯湾沿岸。数十年来，他们在多山海岸的众多隐蔽港口和小径旁建立袖珍港口，形成了足以与霍尔木兹抗衡的地下经济体。这些“海盗”严重消耗了葡萄牙人的收入，他们频繁袭击已购买航行许可证并停靠在霍尔木兹港的船只。纳希鲁人的小船能够退入浅滩，比体量庞大且沉重的葡萄牙盖伦帆船和卡拉克大帆船更快捷灵活。这些水手恶名远扬，频繁出现在葡萄牙编年史中。一位葡萄牙船长曾决意铲除他们，亲率15艘舰船“征讨如今已构成威胁的邻居纳希鲁人，这些人阻碍了向霍尔木兹运送物资的通道。随后又有5艘船从霍尔木兹港前来增援，使他麾下兵力达到600人之众，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他们刚一登陆，敌人便从埋伏处发起猛攻，气势汹汹地冲散了已列阵的士兵，并阻止其他人列阵，当场杀死250人，其余人被迫跳入海中，试图游回船上，其中许多人溺水身亡。这是我们在印度遭受的最惨重、最耻辱的损失之一”。

　　在被葡萄牙人攻占前夕，霍尔木兹已是一座国际化程度极高、与全球紧密相连的多语种城市，城中密集分布着供商人、水手和各类交易者居住的多层公寓。其统治者极为富有：尽管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仍与远方的强国保持外交联系，甚至派遣使者携带马匹作为礼物前往中国明朝的宫廷。许多欧洲人曾抵达这里，其中包括意大利探险家卢多维科·迪·瓦尔特马（Ludovico di Varthema），他习得一些阿拉伯语，试图伪装成当地人，最终乘着一艘当地人缝制的帆船，借着印度洋的季风，完成了一场惊险航程后才抵达目的地。就在葡萄牙人征服前几年，他访问了这里：“我们从马斯喀特出发，前往高贵的霍尔木兹城，它美丽至极。这是一座岛屿，作为海运枢纽和贸易中心，堪称首屈一指。它距离大陆10到12英里（约16至19千米），岛上淡水和食物匮乏，一切均来自内陆。在该岛附近，约3天航程的海域，人们能采集到世界上最大的珍珠。”这座全球商业中心吸引了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船只和商人：“有时，多达300艘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只会集于此，该城苏丹为穆斯林……须知，此城通常有400名外国商人，从事丝绸、珍珠、宝石和香料贸易。”葡萄牙人并未将世界带到霍尔木兹，相反，当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抵达这里并要求其国王臣服时，霍尔木兹早已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枢纽。

　　▍强权登陆：葡萄牙对霍尔木兹的武力征服

　　葡萄牙早就知晓霍尔木兹的富庶，多年来一直企图将其据为己有。15世纪末，早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抵达印度、证明非洲南部存在海上航线的十多年前，葡萄牙就已向当地派遣间谍，搜集该岛的财富和战略位置情报。佩雷斯·德·科维良（Peres de Covilhao）秘密搭乘他所称的“摩尔人”（泛指非基督徒）的本地船只，先随商队抵达亚丁，然后再航向卡利卡特、果阿，最后返回霍尔木兹。曼努埃尔一世听他描述了当地繁忙的贸易景象后，便力主开辟一条绕行非洲通往印度的航线，避免像科维良那样被迫搭乘摩尔人的船只。当达·伽马在16世纪前夕绕行非洲返回里斯本时，葡萄牙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并非因为他发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为葡萄牙开辟了一条避开最大竞争对手奥斯曼帝国的新航道。在教皇的祝圣下，曼努埃尔一世加冕为“葡萄牙国王、几内亚领主，并领有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权、航海权与贸易权”。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佯装不屑，轻蔑地称他为“杂货商国王”。

　　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是一位勇敢的海军将领，曾在北非对抗穆斯林的战役中战功显赫。他是葡萄牙王室某位非婚生成员的后裔，渴望获得因其出身而被剥夺的贵族荣衔。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头衔，他必须为国王完成一项大胆的壮举。阿尔布克尔克与宫廷关系密切，早已和曼努埃尔一世共同制订了控制印度洋贸易的秘密计划：攻占霍尔木兹和亚丁这两个经典的咽喉要道，切断伊斯兰世界与东方的贸易。由于将自己的使命视为某种十字军东征，阿尔布克尔克后来将霍尔木兹的多民族居民——无论其出身或信仰如何——概称为“摩尔人”，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一称谓与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结束时被最终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族群名称完全一致。“摩尔人”这个术语是七个世纪战争的遗迹，原本用于指代伊比利亚半岛及其以外地区在文化上属于穆斯林阿拉伯人的主要对手（大多来自北非）。葡萄牙与西班牙一样，都经历了冲突和扩张的磨难，变得更加强硬。这是一个“为战争而组织的社会”，其基础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民兵组织，他们在战术上往往优于敌人，手段极其残酷，能够击败大量对手。葡萄牙人凭借配备了易于操控的三角帆的轻型卡拉维尔船（一种拉丁式大帆船），以及对海洋风向和洋流的掌握，积累了数百年的海上扩张经验，又在主要由穆斯林控制的港口统治了数十年，此前他们已攻占了北非海岸的多个城市。他们并不认为绕行非洲航线比取道红海或波斯湾更好——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后者。阿尔布克尔克未能实现攻占亚丁、入侵麦加并直击伊斯兰世界核心的雄心壮志，这令人失望，但霍尔木兹和海湾贸易仍是宝贵的战利品。葡萄牙人在1505年后定期派遣舰队（多为盖伦帆船和卡拉克大帆船）前往印度。在1500—1650年，有超过1000艘大型船只从里斯本驶向印度洋。许多船只（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在随季风航行时需要在阿拉伯半岛沿岸或波斯海岸停靠，这凸显了霍尔木兹的重要性。它还可以被用作钳制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工具，阻断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野心，包括控制印度通往地中海和欧洲的全部贸易。

　　▍难驭的枢纽：世界主义文化消解霸权野心

　　乍看之下，葡萄牙对霍尔木兹的征服及其国王的臣服似乎会颠覆整个波斯湾-印度洋体系，破坏其贸易自由：商人们可能会逃避购买航行许可证，并担心被奴役或强制皈依基督教。然而，并非所有葡萄牙总督和海军将领都像阿尔布克尔克那样受宗教热情驱使，许多人抱有务实的动机。事实上，1509年阿尔布克尔克奉曼努埃尔一世之命成为印度总督后，前任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曾上书反对这一任命。与阿尔布克尔克不同，阿尔梅达将这一职位视为为自己和其他商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专注于发展贸易和建立商站，而非追求天主教议程。相比之下，阿尔布克尔克是理想主义者和十字军式的人物，心中始终怀揣着更宏大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与葡萄牙雄心勃勃的新角色紧密契合。正如16世纪中叶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iz de Camoes)所描绘的那样，阿尔布克尔克自视为基督教扩张的先锋:

　　阿尔布克尔克之手将驯服

　　霍尔木兹帕西人心中的敌意，

　　他们拒绝温和统治，视其为耻辱之轭。

　　……

　　因我们的主必助吾等，

　　传播母教会的神圣信仰。

　　在海湾地区传播“母教会”信仰的承诺并未实现。阿尔布克尔克死后，他那狂热的传教使命被利欲所取代——预言让位于贪欲，宏图大略屈从于眼前得失。霍尔木兹再次成为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会聚的枢纽，成为葡萄牙的战略与商业滩头堡。16世纪，为扩大当地贸易，葡萄牙甚至寻求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在葡萄牙设有堡垒的巴士拉自治帕夏提议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展自由贸易后，葡萄牙随即派遣使节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宫廷。然而，对那些追求帝国和解的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一示好遭到奥斯曼帝国宫廷大维齐尔的回绝，此人似乎对收受贿赂的兴趣远大于认真对待和平倡议：

　　[印度总督]雷东多伯爵(Count de Redondo)……派遣具备充分资质的绅士安东尼奥·特谢拉(Antony Teixeira)担任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于当年[1564年]进入奥斯曼帝国宫廷，沿途抛撒金币。接见他的大维齐尔正坐在地上缝制帽子，宫廷的贵族会以高价购买这些帽子。使节告诉他，巴士拉帕夏已向印度总督提出一项和平条约，并允许奥斯曼帝国臣民自由贸易。大维齐尔头也不抬，一边继续缝制帽子，一边回答说:“我不向任何人求和平。如果葡萄牙国王想要和平，就让他派一位宫廷要员过来，自当有人听取。”大使将这一回复带回葡萄牙，而葡萄牙宫廷认为无须回应，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土耳其人其辞倨傲如王者，非匠作之卑。

　　这个故事反映了葡萄牙在海湾地区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虽然从务实层面和地方层面看，和平可能惠及葡萄牙、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商人，但在全球层面维持冲突的战略图谋阻碍了这一共同利益的诉求。即便治下臣民彼此通商，波斯的什叶派萨法维王朝、伊斯坦布尔的逊尼派奥斯曼帝国、印度的哈乃斐学派(Hanaf)莫卧儿王朝，以及天主教葡萄牙，仍在陆地和海洋上为争夺印度洋经济的主导权而战斗。大国争霸往往妨碍利益获取。不过，在这个所谓“火药帝国”的时代，未被任何一方直接控制的海湾地区仍找到了获利之道——成为走私火器贸易的理想场所。

　　1554年，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附近的阿曼湾战役中于马斯喀特击败奥斯曼人，此后他们在海湾地区的势力似乎越发稳固。这场战役对印度洋军事史的重要性，堪比20年后勒班陀战役对地中海的意义。但即便葡萄牙人在海上赢得了胜利，他们也始终未能赢得霍尔木兹及其他受其控制的港口城市人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