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福 李智超 | 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审思与时代启示
【摘要】构建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初始构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担文化使命、推进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在艰难探求民族复兴的历史境遇中，毛泽东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领、以“文化改造”为实践进路、以东西方文明互鉴为价值取向，在系统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同革命与建设关系的基础上形塑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的雏形，完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初步构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运思探索，对于新时代更好地肩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命题，并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概念由此进入学界视野。
一个民族唯有在其演进历程中形成具有自身标识的独立文化形态，才能在世界上扎根并被纳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立足人类发展走向和民族进步趋向，不断培塑体现自主性、独立性、创新性的文化生命体，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质疑，西方外来文化轮番登场，多元文化形态的碰撞交锋使得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日益丧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承续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于革命、建设、改革的社会实践，清醒认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逐渐形成对于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体意识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初步构建起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我们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境遇
从文化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历史嬗变进程上看，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基于时代条件演化而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面临着迥异的现实问题，其所承担的使命任务也有阶段性差异。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摆脱文明蒙尘的泥淖，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对中华文明转型的思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指引下，毛泽东妥善处理文化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创造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
（一）文化主体性式微引动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思
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化反思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近代以降，欧风美雨“遂破吾数千年久闭之重关，惊吾久睡之大梦”，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西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幻想被彻底打破。国人对中华文明的心态由长期持守的优越感跌落为“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日渐式微。
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中国走过了从锻造先进器物到模仿西方政治体制再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几个阶段，造就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面对积贫积弱的国情和以先进外观出场的西方学说，近代知识分子重估中华文明及其价值，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审思，希图通过全方位拜师西方来挽救文明危机。
然而，一战的爆发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利宣告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破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放弃中西文明“二元对立”的立场，主动纠偏，积极探讨建设“新文明”的可能性。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急剧变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保守与激进交织，落后与进步并存，为他深入了解中西方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相对自由的思想环境。
在学习“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生涯中，青年毛泽东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有了初步的认知。经过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密切接触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将探寻新文化的目光投向俄国，尊称其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和“一枝新文化小花”。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关注“东西文明会合”的问题，同时打破了“出洋”的迷思，认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对于中西方文明的认知更加理性。
在创办报刊、批判旧式婚姻制度以及发起文化书社等一系列实践探索中，毛泽东深刻反思中华文明于近代衰落的社会土壤与思想根源，形成了通过“大规模改造社会”来根本变革全体国民的陈腐观念、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思想雏形。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孕育出新的文化生命体
受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近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统一的全国政权。国内外多重政治势力并存争竞，呈现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多种文化形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大力推行文化“围剿”和文化侵略政策，严重威胁着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阻碍着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唯一选择，而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即“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面对波谲云诡的革命形势，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思想”“精神”等观念形态的能动作用，统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革新旧的话语、思想和文化，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实现了对既有文化形态的超越，创造了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标识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新民主主义文化。
作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并通过《白毛女》《逼上梁山》《小二黑结婚》等优秀文艺作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文艺创作、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主体地位，成为支撑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精神武器。
此外，新民主主义文化还在民主革命纲领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张力，“纾解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中国文化现状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坚守了新文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其社会主义方向，又能最大限度地巩固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团结包括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积极力量投身革命事业，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赋予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
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终结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铲除了反动文化联盟赖以存续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出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前景预设和发展指向。他认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华民族将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久经战争蹂躏的中国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经济和科技水平极不发达、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等问题亟待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繁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全新的使命任务。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转折点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迫切需要，主动肩负起“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时代使命。
工业化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正确处理关涉工业化发展的重大关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将扫除文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冬学运动、速成识字法、注音识字运动等方式提升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从文化上“站起来”。与此同时，他以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为根据，加快推动新中国的文化形态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本质。
二、毛泽东对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主动探索
尽管毛泽东未就“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概念本身进行系统论述，但无论是青年时代对于“新文化”“新村”和“新社会”的朴素向往，还是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关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的孜孜追求，都深刻体现出他对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主动追求和美好憧憬。
基于对文化发展和文明建设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毛泽东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历程。
（一）理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塑文化自信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中华文明，是重塑文化自信的首要前提。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自我”构建逐渐被“他者”的解构所取代，文化自信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锋中陷入迷失。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确认识东西方文明提供了辩证立场和科学方法。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学习历史遗产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历史命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前者代表了“历史之中国”，后者则开启了“今日之中国”，二者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主张正视中华文明的古今关系，一方面在文章和演讲中引经据典，身体力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坚决反对割裂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历史联系的“凭空捏造的乌托邦”。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华文明，是重塑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和方法论指南，也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创造了必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引起毛泽东对“以苏为师”的反思，他提出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从“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再到“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重塑了中华文化自信。
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二）现实关照：系统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同革命与建设的关系
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革命战争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然存在着与其生成和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土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衍生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新中国不仅是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更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国家形态。为了给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彻底终结了阻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彰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
在以暴力形式破坏旧世界的同时，毛泽东还意识到文化古迹对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格外关注革命战争中的文化古迹保护工作。1949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致傅作义公函时将“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作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并要求攻城将士制订周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精神文化的飞跃质变是实现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早摆脱贫困落后面貌成为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只能是空中楼阁。基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解决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难题，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创造了物质条件。
“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文化教育性质、教育发展方向、新闻舆论以及科技文艺等多个方面擘画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蓝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事业，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概念形塑：初步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的构建是从话语批判开始的。在担任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期间，毛泽东通过撰写《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文章来否定旧式婚姻制度及其话语体系。他认为，破除旧的文化桎梏必须从话语批判入手，“‘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要跳出“婚姻命定”的封建话语陷阱。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竭力鼓吹儒教价值标准，“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儒学化”和“法西斯化”重构，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为应对来势汹汹的文化复古主义，毛泽东深入剖析其生成的阶级基础，明确提出“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针对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改变了用“彻底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来阐释党的文化取向的做法，在实践中以“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宣传普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毛泽东坚持“破旧”与“立新”同频共振，完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的初步构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依据现实任务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表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为指引，提出建立捍卫民族尊严和独立、带有民族特性且具备民族形式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日俱增。毛泽东基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充实调整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提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坐标，在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分期及其名称是一种历史叙事最显著的表征”，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由遮蔽向重构转变的分水岭。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除了肯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涵，毛泽东还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五四运动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前后时期的划分以及对五四运动本身的定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对这场运动的官方解释”，从话语叙事维度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相伴而生的面相。
（四）价值取向：以东西方文明会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正视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正确态度。毛泽东自幼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而“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谈及留学的问题，认为当前多数出洋留学的人都是“糊涂”且“莫名其妙”的，“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不能忽视中华文明的地位和作用。
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更为客观科学。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与丰厚的文化积淀，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944年7月，毛泽东回答了英国记者斯坦因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他认为“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注意甄别封建时代的文化，既要祛除封建主义的东西，又应保留其中具有人民性、反封建的内容。针对“废止中医”的论调，毛泽东从赓续中华文脉的高度予以批判，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要尊重我国的文化遗产。
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坚持“洋为中用”，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钥匙。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之问，而这一“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彻底打破了中国人膜拜西方文明的迷思。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反对将中华文明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认为西方文明绝非完美无缺的，“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关于如何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也应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不加批判地全盘加以接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指出“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存在着缺点与不足，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针对部分中国人头脑中残存的文化自卑等主体意识缺失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其生成的世界观根源，指出：“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
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鼓励吸收借鉴西方文明，但他对于“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的现象嗤之以鼻。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不能丢失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特色，这是确保文化自信自强和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一种理性自觉。
（五）实践进路：以“文化改造”建设新文化并夯实文化领导权
作为毛泽东探索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抓手，“文化改造”的主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亦有所分殊。从整体上看，“文化改造”既着力于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探索，又包括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等旧文化形态的彻底批判。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办《湘江评论》，批判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宣传科学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向导》《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进步报刊，“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充分发挥红军“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借助传单、壁报、标语等方式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文化压迫政策，并将“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列为未来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文化改造”的核心意涵更为具象化。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中国仍处于“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的被动局面，文盲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严重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面对“文化翻身”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意图通过“文化改造”使白纸变为“最新最美的图画”，将重点放在扫除文盲和文字改革工作中。一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确立了“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的目标，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夯实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并推进了文字改革的“两步走”策略，即“第一步用简体字，注音字母，第二步拼音化”，提升了新文化的宣介和接受效率。
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改造”逐渐侧重于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揭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基于对国内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此外，毛泽东还领导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现象。
三、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启迪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对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还不成熟，但他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总结毛泽东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更好地肩负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价值。
（一）开创党的理论创新新境界以勇于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造成了结构性冲击，不仅凸显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先进性，而且呈现出西方文明的比较优势。值此中华文明的危急存亡之秋，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文化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则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立场、观点、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中华文明，充分尊重人民在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独立自主地完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初步构建。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聚焦建设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面对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积极借鉴毛泽东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效做法与基本经验，牢牢把握“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既要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又要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在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南与实践遵循。
（二）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探索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既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又坚持“上层建筑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它本身还可以成为经济基础发展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政治宣言中宣布，新生的人民政权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建立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任务要求。
经过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我国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显著增强，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立足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文化需要，我们应该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与文化支撑。
一方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厚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完善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以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毛泽东尤其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党的主张、传播中华文明，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从埃德加·斯诺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到亨利·基辛格，毛泽东坚持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相统一，使用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话语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
在同外国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通过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山雨欲来风满楼”“天有不测风云”等成语或传统诗词来解释自己的观点。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在探索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等范畴，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概念雏形，初步构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善文化主体性话语叙事体系既是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应有之义，又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立足于新时代伟大实践，以中华民族为话语叙事主体，“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元素、丰富内容中摄取文明精髓”，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坚持“陈情”与“说理”相结合，创新对外话语传播与表达方式，深入阐释中国的和平观、天下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等重要理念，妥善应对当前国际舆论场的话语之争、叙事之争，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
（四）秉承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以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文明直接关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发展走向。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将中国作为一切行动之根本，提出为学之道应注重先中后西，“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文明，既持守中华文化自信，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坚持文化自觉，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要求重视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提出“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围绕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但也要避免出现盲目套用的西洋化倾向，要通过中西方文明互鉴“织中国的帽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时代价值，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其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则“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面对赓续中华文脉和推动文明互鉴的新形势，我们应坚守毛泽东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提出的文化既要独立自主又要开放包容的辩证统一立场，不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主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以文化自信自强的姿态传承中华文明、建设文化强国；而且要弘扬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观和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核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破解人类文明困境指明新的价值路向，提供独特的解决视角。
（作者：王增福，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研究院研究员；李智超，男，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