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南北一线，龟蛇锁江——读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1927 年春大革命危局，毛泽东登临黄鹤楼写下《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诗中，龟蛇锁大江：龟山（汉阳江北）、蛇山（武昌江南）两山夹峙长江，把长江中游水道收紧，形成天然江防隘口。指武汉居中控扼长江东西水道。横向长江是东西水运主轴，上游川渝、下游江浙物资、兵力必经武汉；自古兵家定论：得武汉则控长江中游，接南北、联东西，是全国地缘枢纽。

　　沉沉一线穿南北：平汉 + 粤汉铁路（今京广线）

　　词中 “一线” 并非川汉铁路，而是贯通华北、中原、华中、华南的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北平 — 汉口）、粤汉铁路（武昌 — 广州），两条铁路隔长江天堑，后由武汉长江大桥连通为完整京广线毛泽东最看重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南北交通的贯通。早在1920年，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信中就特别强调：“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1927年，毛泽东在这首词表达了他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判断：长江横向贯通东西，京广铁路纵向连接南北，两条大动脉在武汉十字交汇，武汉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总枢纽，是能牵动全国局势的棋眼。与此相较偏居西南、连通性有限的川汉铁路，京广干线辐射全国腹地，战略价值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大革命失败前夕，椐毛泽东回忆：“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2]毛泽东的判断：四川虽有天府之国物产、山地屏障，但地理封闭，自古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仅能做后方割据根据地，难以辐射全国、联动南北各大革命区域。西南四川是偏隅之地，华中南北干线才是全局支点。

　　两湖、武汉地处中部，依托京广铁路、长江航道，向北可抵中原华北，向南连通华南，向东衔接赣皖江浙，向西辐射川陕，是打通全国革命版图的核心通道，掌控这里就能形成全国联动的革命格局。

　　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地缘认知偏差：过度高估四川一隅的战略权重。长征途中，张国焘坚持主力南下、“赤化四川”，主张依托川康山区建立根据地，否定中央北上、打通西北连接华北抗日前线的战略。

　　客观来看，川陕根据地曾短期壮大，但地理封闭，只能局部割据。南下四川的战略最终破产：百丈战役惨败，红军困于川康狭小区域，物资、兵员、战略机动空间全面受限，证明单纯依托西南封闭盆地，无法支撑全国革命大局。

　　二者对比清晰凸显毛泽东地缘视野的差异：张国焘着眼一隅山川自保，毛泽东立足全国水陆干线，以中部枢纽统筹全局。

　　毛泽东这套地缘政治思路贯穿中国革命与建设全程。

　　革命年代：牢牢抓住中原、两湖、京广沿线。

　　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始终重视鄂豫皖、中原解放区，紧盯平汉、粤汉铁路沿线，把武汉、中原作为南北拉锯的核心战场；1938 年毛泽东专门部署力量经略鄂豫皖，依托铁路干线牵制日军、分割国民党兵力，正是早年 “一线穿南北” 判断的延续。

　　建设时期：落地 “一桥飞架南北”，兑现早年地缘构想。新中国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桥址特意选在龟蛇两山之间，贯通京汉、粤汉铁路，完整打通京广大动脉，完美实现 1927 年词中 “一线穿南北” 的战略图景。

　　水调歌头·游泳

　　（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时隔近三十年，对武汉十字枢纽地缘价值的再次确认。

　　龟蛇锁大江：武汉扼长江东西水运，掌控全国东西物资、兵力通道；

　　沉沉一线穿南北：京广铁路纵贯国土，打通南北战略纵深；

　　两江一铁在武汉十字交汇，造就武汉独一无二的全国枢纽地位，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看透的中国地缘核心；

　　1927 年拒入四川、长征时期反对割据川康，均源于同一套战略思维：革命与治理必须依托贯通全国的中部交通主轴，不能困守封闭西南一隅，局部地利终究抵不过全国干线枢纽的全局价值。

　　毛泽东一生都重视地缘政治（那个时代叫“地理政治”）的研究和运用。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23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小时）和地理（4小时）。”他讲述了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了要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

　　1915年他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方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毛泽东给萧子升写这封信时才22岁，而同年的张国焘时已任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还热衷于街头讲演。结果知识有，但只是浅尝辄止，功夫也下的不深，当革命进入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就“掉了链子”。

　　历史证明，革命和建设，仅靠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有扎实的学问尤其是地缘政治学问的基础。毛泽东的功夫下到了，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就将革命带向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2卷，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