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评《神探之痕迹》：谁成就了崔寻？

　　“但是，他们无疑不能充当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精神之父’角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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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寻（张译 饰）是《神探之痕迹》的主角，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崔寻的师父徐明海（王劲松 饰）。

　　徐明海初次亮相，就给人深刻印象——

　　崔寻奉命侦破色魔连环杀人案，渺无头绪，认为只有在干校农场劳动的徐明海出山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在伪满时期就开始搞痕迹鉴识了。

　　农场干部陪同和崔寻去找徐明海，他正在喂猪，见到来人即打了一个立正：“报告！我是学习份子老徐！我跟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猪高兴，我就高兴！”

　　短短一段报告词，充满了戏谑、玩世不恭、对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造的不屑、以及某种洞悉一切的精神优越感。

　　当年，下放干部、设立干校，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转变立场，与群众建立感情，防止他们蜕变为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乃至变成新的剥削者、压迫者。

　　徐明海对此显然不以为然。他的这句“我跟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究竟在暗讽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崔寻与徐明海是何时相识，又如何结成师徒关系的，影片没有交代，但看得出来，他们两人非常熟稔，且感情深厚。

　　崔寻把徐明海接出干校，见四下无人，即从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递给他，徐咬了两口，说“就这？”崔随即递上一瓶白酒，徐开盖狂饮，崔又急忙夺下。

　　这些细节，信息量非常大：

　　其一，崔寻深知师父好酒，所以早就备好了；

　　其二，崔神深知师父有胃病，又不准他多喝；

　　其三，两人一旦独处，立刻换了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意即此前公事公办的样子，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两人自有不愿为外人所知的亲密关系。

　　影片中，没有提到崔寻的父亲，但徐明海无疑扮演了崔寻“精神之父”的角色，不仅教他痕迹鉴识技术，也教他做人。

　　徐明海经常念叨一句话：“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这句话表面是痕检技术原理，实则是做人准则：万物皆有客观事实，不能靠猜想、直觉、主观好恶去定一个人的罪。

　　在闷热的实验室，师徒二人啃着干面包，收集上百份咬痕样本、翻阅千份病历，反复比对牙印。

　　哪怕所有人都凭感觉锁定嫌疑人，徐明海坚持：没有物证支撑，就不能下结论。

　　他矫正了崔寻潜藏的冲动：办案不是为了证明“我猜对了”，而是还原事实，不能冤枉无辜。

　　徐明海有老胃病，工作时，经常疼得难以支撑，崔寻反复劝他去看病。徐明海的回答：受害者能等吗？

　　这是最生动、真实的身教。他用生命示范：这份职业不是谋生手艺，不是彰显才智的舞台，而是一份信仰。

　　从精神到技术，徐明海从两个方面塑造了崔寻；

　　从精神到技术，崔寻从两个方面继承了徐明海。

　　徐明海带崔寻回到猪场宿舍，掀开木板夹层，取出私藏多年的旧勘验工具箱——拿出工具箱这个动作，就是徐、崔衣钵交付的开端。

　　徐明海去世后，崔寻接过工具箱，把师父的名言“凡是经过，皆有痕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他又收下牛猛等徒弟，复刻了这一条传承链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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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崔寻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获得了“七一勋章”这一崇高荣誉。

　　崔寻的成就和他的高尚人格，都不言而喻。

　　影片所要回答的终极问题是：崔寻何以成为崔寻？他为什么认真？为什么坚持？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崔寻的原型崔道植。

　　崔道植，1934年6月生于吉林梅河口，七一勋章获得者、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国内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

　　旧社会，他是个苦孩子，4岁丧父、6岁丧母。1946年，家乡解放了，12岁的崔道植就当了儿童团长。

　　1951年，17岁的崔道植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担任朝鲜语翻译，入朝参战。

　　1953年12月，崔道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崔道植转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正式踏入刑事痕迹检验岗位，是当年省内唯一刑事技术人员。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道植一共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鉴定结论零差错；白宝山、周克华、张君等大案，都有他参与痕迹鉴定；晚年还自主研究枪弹痕迹识别系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退休后，崔道植仍持续办案，80多岁还参与疑难案件鉴定。

　　2021年，崔道植被授予七一勋章，是公安系统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崔道植和崔寻，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没有类似“徐明海”这样的师父——他之所以能够掌握过人的痕迹检验技术，靠组织培养、靠自己努力钻研、靠实践经验积累。

　　崔道植本人最常说是一句话，并不是“凡是经过，皆有痕迹”，也不是“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而是“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愿意把一切奉献给党”。

　　质之崔道植的一生，这绝非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而是无限深情的肺腑之言。

　　试想，他6岁就成了孤儿，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如果不是党拯救、培养了他，并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在饥寒交迫中倒毙于东北的冰天雪地之中，很可能就是他的命运，更不要说会成为举国瞩目的英雄人物了。

　　现在，问题来了。

　　崔寻既然以崔道植为原型，导演陈思诚为什么对这一切惜墨如金呢？为什么影片中没有一位足以作为“党的形象”出现的人物，比如老政委、老局长呢？

　　简言之，为什么要把党为崔道植所做的一切，归功于一个背景复杂的“徐明海”呢？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英雄模范影响几代人。

　　崔寻无疑称得上“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如果观众能够在崔寻宿舍的墙壁上，看到一张哪怕不甚清晰的白求恩画像，也会觉得导演还是敬畏历史的。

　　还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徐明海很可能当过伪满警察。

　　伪满时代，整个东北只有伪满警务系统才开设痕迹鉴识培训，民间没有任何渠道学习显微镜比对、指纹、牙痕、枪弹痕迹这类技术。

　　当时伪满警务部有专门鉴识部门“指纹管理局”，教授照相、微量物证、牙痕、弹痕检验，“师父”都是日本技术警官；

　　一个中国人在三、四十年代就能掌握这套专业痕检，只能是进入伪满警察体系，接受日方技术训练。

　　这里，并不是要否认新中国成立后，的确留用了一部分来自旧社会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否认其中一部分人在经过脱胎换骨改造之后，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是，他们无疑不能充当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精神之父”角色。

　　更何况，崔寻（崔道植）到公安部门工作时，已经有了近十年革命经历，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受了战火洗礼——这样的人，会把一位伪满旧警察奉为精神上的“父亲”吗？

　　中国革命是辉煌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涌现出了无数崔道植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杰出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连那些不太认同新中国的人也无法否认。

　　既然无法否认与抹杀，那就把他们表现成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那就对他们的成长重新解释，重写说明书，重做标签，重建档案——我在《神探之痕迹》中，看到正是这种努力。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