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析“赴港追星女孩被取消低保”


AI摘要
  • 江西赣州一名中专在读女孩全家每月依靠约2000元低保金生活,她用打零工积攒及节省补助的钱,凑了约3000至5000元赴香港观看爱豆演唱会。
  • 女孩赴港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复核机制,导致全家低保被取消;她的出境消费并未被禁止,取消低保源于动态复核结果。
  • 女孩不甘于被低保困住,却通过追随主流消费主义追星文化寻求突围,结果不仅经济上更加窘迫,还被视为任性、不懂事。
  • 资本通过打造偶像、制造情绪产品、贩卖幻想来收割注意力与金钱,低保家庭成员因此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双重支配与榨取。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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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双重统治的结果,是被双重榨取,直到最后一文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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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州一女孩,全家靠低保为生,“因为去香港看喜欢的爱豆的演唱会”,导致全家低保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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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条消息后面,一条高赞评论这样写道:

  “我觉得女孩没错,人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不能因为低保而困住女孩的人生!如果因为低保而不让出境消费,那是对贫穷人的歧视!”

  这句话,听起来掷地有声,但其实是不对的。

  其一,“不能因为低保而困住女孩的人生”,当然没问题。但这句话内在逻辑理应是女孩要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实现脱贫,而不应是追求不符合低保评判标准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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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歧视”的指控用在这里也并不准确。事实上,没有人禁止她出境消费,她也的确出境消费了,只是由此触发了低保动态复核机制,而导致了全家低保被取消。

  所以,在这条评论下面,一条更高赞的评论是:

  “女孩没错啊,国家取消低保也没错啊,大家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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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无意对女孩做更多的苛责,只是痛心于这样一个事实——“女孩是赣州一名中专在读生,全家每月靠约两千元低保金生活;她用暑假打零工攒下的钱,加上平时省下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三千到五千元赴香港看演唱会。”

  “三千到五千元”,取中间数,算四千元吧,相当于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暑假打零工攒下的钱”,可见来之不易,称之为血汗钱也不为过,难道不能用来做更有益的事情吗?为什么非要去追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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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星,在旧社会被称为捧戏子,和赌博抽大烟逛窑子一样,都被视为富家子弟的堕落行为。

  低保户追星,就如同旧社会的穷人也硬要一掷千金捧戏子一样,相当违和,也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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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充满悖论和张力的现象,折射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

  女孩不甘于“被低保困住”,但她并不知道怎样突围,而只能去追随主流的消费主义追星文化,但她并不知道(或不愿意面对),这并不能使她摆脱困境,而只能使她更深地陷入困境。

  事实上,她果然也陷入了更深的困境——经济上更窘迫了,贫困之外,她还被人视为任性和不懂事。

  这里,有必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著名论断: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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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主义当然是资产阶级建构的意识形态,因为它确保了商品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变成利润回流到资产阶级的囊中。

  追星,则是消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具体是这样运作的:资本打造偶像,制造情绪产品,贩卖幻想,收割注意力与金钱。

  对那些穷人/低保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追星”意味着自己被收割,他们把“打零工攒的钱”投入到应援、买周边、打榜,却放弃了对自身成长的投入。

  低保女孩香港追爱豆,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个偶然事件,却令我们清楚地到,穷人,不仅在经济上被统治,在文化上也同样被统治,被双重统治的结果,是被双重榨取,直到最后一文血汗钱。

  无产阶级要摆脱被统治地位,实现平等和解放,首先要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觉醒,是寻回自己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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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味把消费视为勇敢,视为追求平等——如那条高赞评论那样——则真是糊涂虫,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到。

  公众甚少表示对这位女孩的同情,恐怕也是由于在潜意识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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