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关于反腐败阶段性发展的几点探讨

　　在当代中国的各项伟大事业中，反腐败堪称是一场重头戏，这场政治大戏的历史地位与战略影响十分重大，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兴衰成败。

　　但是，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一样，反腐败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尽管目前这项事业轰轰烈烈、成绩辉煌，但实际上仍然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根据有如下几个：

　　其一，在类型上还没有做到全覆盖

　　腐败历来不只局限于金钱范畴，在经济问题之外还有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因此就类型而言，腐败包括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和思想腐败等几个大类，具体展现和表达方式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易。

　　当前阶段的反腐败重点是权钱交易，主要指向经济问题，各级干部只要经济上没有问题，鲜少因为后两种交易而被查处。近年来权色交易现象在反腐败案件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因为性资源的分配与占有同财产的分配与占有一样重要，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一概都如此。既然权力同金钱之间可以交易，那么权力与肉欲之间自然也能做交易，这是权钱交易一种自然的延申。应该说，这两种形式的交易都属于比较低级的腐败方式。

　　真正高等阶的腐败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易，而这样的交易往往又建立在一定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因此属于政治腐败和思想腐败。对于任何统治者以及任何政权当局而言，这样的腐败更深刻也更严重。近年来所查处的腐败案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表述，譬如“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等，但反腐败的主打仍然指向经济问题，只要没有经济上的腐败，单独就政治腐败、思想腐败而量纪问责的案件非常少。

　　也就是说，目前阶段反腐败重点依然紧盯经济腐败，主要查处权钱交易，连带涉及政治和思想问题，在反腐败的类型上还没有能做到等量齐观，距离将政治腐败、思想腐败当重点，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其二，现阶段上还处于初步的进程中

　　众所周知，中纪委所大案要案逐年上升，为此经常展现“周末打虎”、“深夜打虎”的靓丽风景，极大地慰藉了人们痛恨腐败、渴望清廉政治的心理期待，如此突出的工作业绩，理所当然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许。

　　但换一个角度加以思考的话，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诘难，难道中纪委的业绩不是党和国家的悲哀吗？如果各级纪委查办的大案要案持续多年一直都在上升，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吗？从这个角度出发，纪检委的工作具有这样背反属性，那就是自我淡化，工作应该越干越轻松而不是越干越繁重，具体表现在案件数量上应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现如今显然还没有迎来这样的战略性拐点，而只要不迎来这样的拐点，反腐败形势就将一直十分严峻，形象地说，就仍然处于相持阶段，而不是胜利的战略大反攻。当前军工、医疗等若干重点行业塌方式腐败的现象，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此，就逻辑的发展路径而言，大规模疾风暴雨的反腐败必然要以查办大案要案为核心，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迫切需要这样一场秋风扫落叶般的涤荡，但落叶不能无穷无尽地扫下去，扫了一个阶段后，就应该只剩下零星漏网者，而不能是前赴后继、一浪更比一浪强。实现这样的转折可算作是反腐败走完了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过渡到制度规范制约、思想价值约束的层面，那才算作是挺进到了反腐败的高级发展阶段，而目前虽然在“不能腐、不想腐”的层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到前述的高级阶段，这也就是说，反腐败工作现阶段依然还处于初步的历史进程当中。

　　其三，不能简单地将反腐败与自我革命划等号

　　反腐败当然是自我革命的一部分，没有急风暴雨般的反腐败，把腐败分子一扫而空，所谓的“自我革命”就是无稽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构成“自我革命”的基础与前提，为“自我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但仅有反腐败也是不够的，没有“自我革命”的升华与扬弃，反腐败的成果难以得到真正的巩固，中国历朝历代的反腐败之所以最终都归于失败，就在于封建朝廷不想也根本不能进行“自我革命”，所以朱元璋拨皮萱草也好，嘉庆皇帝铲除和珅集团也好，都只能救当前一时之急而无法兼及长远，更完全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明确辨析反腐败与“自我革命”二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反腐败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我革命”，反腐败是“自我革命”的一部分，是其初级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还有第二、第三阶段。

　　概括描述“自我革命”的各个阶段，大致上是如下路径：

　　首先是大规模反腐阶段。在这个阶段内，中心任务是严厉打击大小各类腐败分子，一要真正严惩、切实震慑，而目前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在震慑方面还存在失能失效的短板，怎样进一步补上这块短板，还是相当突出的问题；二要切实提高发现与破案率，让那些贪腐的人大部分都落入法网，而不是仅仅抓住一些倒霉蛋。目前看这个问题也存在相应的不足，也是一个突出的短板。只有补上和补足这两块短板，才能真正达成“不敢腐”的效果，前赴后继越反越腐的问题才能在总体上得以解决。

　　其次是进行深刻的制度革命。当今中国迫切呼唤像中国历史上“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那样真正深入人心、落实到位的制度革命，而不是浮皮潦草地出台一大堆写在纸上然后基本束之高阁的文件规定。所谓的“制度”其实就是上层建筑的一种表象，而这种表象的根基是经济基础，所以，“制度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落脚于社会存在，坦率地说，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将释放欲望当核心，一切围绕金钱财富而展开，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天下为公的制度体系，因而制度革命的本质是社会革命，只有当社会革命发生了历史的回归，“自我革命”才能应运而生，不然的话，任何制度都将流于形式。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一大批真心实意践行主义与信仰的干部队伍的支撑下，所谓的“不能腐”才可真正地得以实现。

　　最后是高水平的“自我革命”。这种革命是深入灵魂的东西，关键在于“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要进行自我淘汰扬弃，要自我内在完成，而并非是外力压迫的结果，所要达成的是思想价值境界，用中国古代传统语言来描述就是要做到“内圣”，用现代政治语言表达，就是用高尚思想与信仰武装起来。真正做到这一步，那就是真的能百毒不侵、百魔不惧。这样的境界对于一个人很难，对于一个政党更是难上加难，迄今为止失败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应该属于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因此，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系统的“自我革命”，远不是现在就能提出相应的方案和办法。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此言含义隽永，思想十分深刻，这意味这项事业没有止境，将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必须一直挺进到历史的深处。而当前的现实是，这项事业仍然处在其发展的低级阶段，还要不断攀登新的台阶，不断向“自我革命”迈进，只有将反腐败进行到底，才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文/张志坤，大学教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