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对于两位杂文新星陨落的伤感

　　由于手头活忙很少点开QQ群看群友转发的文章了。昨天是2016年9月16日，农历中秋节后的家庭团圆日。因为来人多静不下心来无法干活，只能看看网上文章，于是便点开了冷落多时的QQ群看看有没有可看的文章?在点开20多个群里发现了《杂文家徐怀谦、朱铁志自杀之谜》。读来感触颇多，遐想无边了。结果上桌晚餐的欲望也没了。这俩人的名字我才听说，当然谈不上认识和接触了。但是看了他们的遗言就觉得心相通了。由于联想到自己当年，就更加理解和钦佩了。为之悲哀和伤感已经无济于事了，他俩也看不见我给他俩写的文字了。由于我已经是他俩父辈的人了，在我和儿女们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他俩的父母啊!此刻若是没有这个悲剧的话，他俩肯定携妻帯小回到二老身边合家欢聚，共赏天上银轮的。

　　徐怀谦，男，汉族，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柴沟一个普通农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中国社科院文学硕士学位，生前任《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主编。因患抑郁症，2012年8月22日下午2时，跳楼自杀。死时年仅44岁。

　　论年龄，他和我3号的孩子(儿子)同龄，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进修，竟然做到国家头号大报文艺部主办的副刊《大地》主编。这个职位够高了!他能不满足吗?回想当年(上世纪70年代)我给《大地》投稿3篇杂文，有《可恶的黄藤子》、《算盘珠的启示》、《小议“嘴力劳动者”》，其中《小议“嘴力劳动者》给留下了待发表。我见到回信高兴了，同事们看见了也为我高兴。那年头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县无一人呢。可是等了一阵子没有见报，我好个失望。但是，我竟然对文友们赐予的“海龙县的鲁迅” 誉称感到一丝安慰。日月穿梭时光流逝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有幸在人民日报一个子报刊工作，结识了文艺部主任还谈及了这件往事呢。因为觉得没赶上鲁迅的时代杂文可以随意写但苦于不能遂愿发，逐渐转向写小说和写文艺评论了。但是到“改开”年代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一篇《社会效果要放到社会实践中检验——评沙叶新的两篇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和《陈毅市长》)被当成靶子招到批判，从此弃文从政，与文学绝缘了。直到2002年退休后不甘寂寞，便搞起了传记文学。 以前是抱憾没赶上鲁迅的年代，到了“改开”年代写杂文的素材随处可见，但是这个领域更成了自身难保的“雷区”。“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竟然出自于一位顶级大报文艺副刊主编之口，我是绝对没想到的。他44岁的年龄就戛然而止了，倘若活到我的年龄还有30年啊，这颗新星就成了巨星也是不无可能的。现在跳楼、上吊的不是新鲜事儿，可是衣食无忧、地位显赫、前途无量的中年咋就到了毫无希望无路可走的绝地了呢?

　　再看下一位!

　　徐怀谦2012年跳楼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好友，著名杂文家、《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同志还前来祭悼，没想到四年后，朱铁志却走向了徐怀谦同样的自杀之路。

　　朱铁志(1960-2016.06.25)，吉林通化人，中国共产党员，著名杂文家。曾任《求是》杂志副总编、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2016年6月25日，朱铁志没有上班，晚上9时许却从家里来到单位，26日凌晨1时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

　　对于后一位我更觉得太可惜了!我的老乡啊!若早知道的话，我一定去看看他的，不是有求于他，而是祝贺他。自从“7、24”通钢那“石破惊天”的工人革命爆发后，我就为咱通化人骄傲了。在参加活动时我不说是梅河口人，也不说是吉林人，就说是通化人。为之匹配，我不说住北京，就说住通州，我自嘲是“双通人”。通化日报有一个“天南地北通化人”专栏，我都被采访发表了，若早知道北京还有个在《求是》杂志当副总编的老乡，我一定去看看他，鼓励他继续干下去，咱们通化人出了个文化部部长，他若再干若干年那都是说不定的事儿!他今年6月25日就离世了，我已经回老家避暑了。阴差阳错失去了相见的机会，抱憾了!倘若人间相见，我是会推荐给《通化日报》的。我这人不惧见高官，因为我对他们无所求。准确说是无私求。作为《求是》杂志的副总编已经算是高官了。文革期间，中央精神是通过“两报一刊”传达给全国人民的。那一刊就是《红旗》杂志，是跟人民日报平齐的。这就能想到副总编是啥级别了?但是自从给刊物改名为《求是》并且换了题名人，这个杂志就贬值了。这也是我不知道这个刊物副主编的原因。

　　“著名杂文家”这已经够高了，倘若发展下去，那就成“大师”了。别看鲁迅都未称大师，但是在我心目中就是文学大师。从杂文行当说，那就该是祖师爷了。再看看现在，到处是大师，遍地是教授的年代，我们通化就该出个杂文大家或大师了!可是，这颗新星陨落了，悲哉、哀哉!因为回北京的车票已经买了，不然的话我就设法跟《求是》杂志社(我另有认识人)联系，找到他父母家的地点，去慰问一下：祝贺他们养育了这样一位良心未泯、忧国忧民忧党的好儿子!

　　不多说了，把原文附后吧，让大家看是很有必要的。昨晚我给20多个QQ群贴上了，也给200多网友转贴了。但还觉得不够，今天想把它推荐给红色网站，以便让广大网友看看，体制内还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因为“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代言在他们俩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体，他俩力图调节这样的矛盾，然而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双方各不让步，尤其是统治者，这使他俩陷入彻底的绝望。”他俩绝望了，是因为他俩是体制内的。我们不能绝望，不仅仅是以因为我们已经夕阳西下了，不在岗了，但是还在共产党内。所以虽然不算体制内了，但也不是体制外。我对这个党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徐、朱二位这样的人还未都自杀，他们还在坚持无产阶继续级革命呢!

　　好久未发表文章了，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家吧!

　　杂文名家徐怀谦、朱铁志自杀之谜

　　2016-09-15乐土

　　什么是杂文?杂文就是批判、揭露、讽刺现实社会阴暗面的短小文章。杂文未必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提出问题本身就有无量的价值。可是，统治者不喜欢杂文家，认为他们的言论是“添堵”，甚至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统治者就很讨厌他们。而写杂文的人最需要的是面对这种“讨厌”的勇气。毛主席曾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徐怀谦，男，汉族，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柴沟一个普通农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中国社科院文学硕士学位，生前任《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主编。因患抑郁症，2012年8月22日下午2时，跳楼自杀。死时年仅44岁。

　　他生前说过的话在网上流传：

　　“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只允许一种声音，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称不上盛世的……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愚乐的时代，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徐怀谦《酷的脸》

　　事实上，徐怀谦的话代表了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为盛世中国辉煌外衣所包裹着的社会丑恶而焦虑;厌恶虚伪却又不得不参与虚伪;厌恶体制却又不得不依附于体制;想有所作为却又裹足不前，四处碰壁，无路可走。——这就是徐怀谦所谓的“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一个人长期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不出心理毛病是不可能的，不患抑郁症也是不可能的。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想心理健康的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脱离体制，尽情享受“敢想敢说敢写”的快意人生;要么泯灭良知——彻底地泯灭良知，就像屠夫一样，既然干了这一行，杀猪宰羊时就要无视鲜血与哀嚎。

　　徐怀谦不算是自由派，更不算是新左派，他就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良知与他赖以生存的体制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他在这矛盾中无法解脱，导致精神崩溃。

　　作家徐坤留言：“徐怀谦先生走好!今年春天的时候与先生一起在某著名文学杂志当评委，他发言中思维敏健，固持内心，是唯一一个表示不投大BOSS票的人。唉!可惜，可惜啊!叹人间……”

　　杂文学家不懂理论是悲哀的，单靠文学思维的感性是难以解释特殊的历史现象的，对于文革就是这样，他说：

　　“为什么当年会出现伟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自觉自愿地一起‘发疯’?因为‘文革’有群众基础，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很多群众心理不平衡，甚至有大恨、有怒火，他们渴望权力的再分配，‘文革’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徐怀谦杂文《缘何要为“文革”讳》

　　我想再有文革发生，他会因此复生。

　　徐怀谦2012年跳楼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好友，著名杂文家、《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同志还前来祭悼，没想到四年后，朱铁志却走向了徐怀谦同样的自杀之路。

　　朱铁志(1960-2016.06.25)，吉林通化人，中国共产党员，著名杂文家。曾任《求是》杂志副总编、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2016年6月25日，朱铁志没有上班，晚上9时许却从家里来到单位，26日凌晨1时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任何官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论你官至何级，都不过是人民公仆而已。所谓‘公仆’，就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把本该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各种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吃肉’，吃的是自己的肉;骂娘，骂的是贪官污吏的娘。‘吃肉’不是皇恩浩荡的结果，是人民自己的创造;‘骂娘’不是“吃肉’必须丧失的权利。如果哪位官员昏庸到以为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乃是他阁下的施舍，以为可以用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堵住人民的嘴巴，岂不太可笑了。”

　　“一言以蔽之：吃自己的肉，骂贪官的娘，有何不妥!”——朱铁志《吃谁的肉，骂谁的娘》

　　生前好友朱健国说，2004年8月，我们在长春的全国杂文笔会上敞开胸襟，探讨“小杂文”(讽刺小人物的国民性)与“大杂文”(直言体制病与君王病)，“鲁迅风”与“胡适风”，“体制内”与“体制外”。近三年，几乎看不见他的杂文了，大约“什么梦”不但容不了“大杂文”与“鲁迅风”，即便是“小杂文”与“胡适风”，也涉嫌“妄议”。

　　涉嫌“妄议”?何谓不“妄议”?谁来界定?你认为是“妄议”，我认为是不“妄议”。问题是让不让“议”。

　　在朱铁志身上，喉舌与批判者的角色，构成了其生命中撕扯的两极。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朱铁志负有意识形态解释和传播的重大任务。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在我心中，这份职业是一份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用我有限的智慧和能力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通过自己笨拙的笔触努力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找到了结合点，为此感到踏实和自豪。”

　　另一方面，朱铁志又是一位深具批判意识的杂文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敬佩鲁迅，向往文学。30多年间，他写作出版了《固守家园》、《精神的归宿》、《沉入人海》、《思想的芦苇》等近20部杂文集，共计200余万字。2002年，他以《精神的归宿》一书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被誉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去年，他还主编了30卷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书系”。在发布会上，朱铁志说，“我个人认为杂文家是知识分子当中特别可爱的一群人，不管社会对他褒也好，贬也好，初心不改，痴心不改，他们是中国的良心，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群体当中有这样一批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希望，我们的文化更加充满希望。”

　　朱铁志是在与群众的交流中，感受到了群众的呼声，感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了问题。

　　朱铁志临死前曾说：“不解决医保、义务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以及官员腐败问题，任何意识形态的争论都是苍白的，任何关于理论的对错以及先进与否的争论都是虚假的、徒劳的。世界上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解决了医保和义务教育的问题，只有中国不解决，而且现在有钱也不解决，却还要扣除每位公民高额的工资、消费税和滥收各种停车费、通行费等高额公用费。这哪怕从资本主义伦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主义之争回避不了现实的群众利益，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这也许对于群众并不重要，群众要看到的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谁来决定分配?那些不劳而食、高高在上的人为什么独享分配权?如果拿着社会主义去骗人，拿着资本主义去吓人，那是别有用心的卑鄙伎俩。

　　这就是徐怀谦、朱铁志所面临的困境：体制内的身份要求在思想上时刻紧跟，并恪守严格的纪律，与体制共进退;杂文家的身份又要求一定程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锋芒所指，正是前一种身份所代表的权力体系。如果仅仅是一个的官僚，大可选择做艾希曼，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仅仅是一个杂文家，大可选择批判性的立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去做鲁迅。对体制的依附，批判者的独立意识，两者可谓天敌。徐怀谦、朱铁志将这两种身份、两种特性汇集于一身，就仿佛是难以控制、不可调和的左右互搏，无法解脱。

　　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代言在他们俩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体，他俩力图调节这样的矛盾，然而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双方各不让步，尤其是统治者，这使他俩陷入彻底的绝望。

　　徐怀谦、朱铁志的自杀是他杀，是共产党人的正直和良知害了他们。

　　二人之死，也标明了社会的断裂，这个断裂是从良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