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理解“历史周期律问题”？

——兼评陈先达老先生的言不及义之论

马 志 远

　　陈先达先生，生于1930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我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辈理当称其为老前辈、老先生。2016年，陈老先生应人民出版社邀请，写成《马克思主义十五讲》一书，该书第十二讲题为“历史周期率问题”(见该书第174—192页)。读过之后，觉得陈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言不及义甚至存在严重错误，大有值得商榷乃至批评之处，故不惮浅陋，遂成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并就教于陈老先生。

　　一

　　什么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陈老先生说：“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这么说来，陈老先生这个第十二讲标题“历史周期律问题”中的“率”字确实应当写作“律”才对。1945年7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延安访问团成员之一，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结束，毛主席在自己居住兼做办公室的窑洞里接待了黄炎培先生，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当毛主席问及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感受时，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史家所称的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先生讲得对。作为一代大教育家的黄炎培先生当然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他至少是从现象上观察到了中国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某种规律。我们看——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往往都是事业初创时励精图治，表现得生机勃勃，而一旦霸业成就，又往往懒散怠惰、逸豫亡身，以至于许多王朝的垮台不过在一夜之间。这一现象仿佛已经形成为一种历史的规律。黄炎培先生把这种规律称为“历史周期律”。所以，这个“历史周期律”之“律”，确实应当写作“律”，而不应当把它当作类似于数学上某个数值与另一个数值的比率，不能写作“率”。

　　原本以为陈老先生把“历史周期律”之“律”写作“率”是一时一处之笔误，及至读罢这个“第十二讲”，方才发现原来通篇若此，这恐怕就不是笔误，而是对于“历史周期律”有没有正确理解的问题了。鄙人妄自猜测，老先生把“历史周期律”错写为“历史周期率”，大概是联想到了“圆周率”，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也如同圆圈一样循环往复，也有一个转动一周需要多长时间的“周期率”吧。

　　把“历史周期律”之“律”写成“率”的，也非陈老先生一人。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剧《换了人间》，在再现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窑洞对”时，字幕上也是把“律”错写为“率”。不过，电视剧的编导人员尤其是字幕编辑人员把字幕文字写错，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怪。

　　“历史周期律”之“律”确实应当写作“律”，而绝对不能错写为“率”。为防此谬借着陈老先生这样的理论大家、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国家级大出版社之名和收视率极高的央视首播的电视剧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在此特地指出。本文以下行文因均系援引陈老先生原文，故仍写作“历史周期率”。

　　二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陈先达老先生是如何解释“历史周期率问题”的。

　　陈先达先生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偏隅延安，……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紧迫性，但毛泽东开的‘民主’这味药，应该说是高瞻远瞩，极具政治远见的，至今仍是有效的良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向全党敲起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后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毛泽东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涉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巩固政权，不要走历史上农民革命因进城而腐化的老路……”陈老先生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有问题的是下面的一些话——

　　“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以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历史周期率问题，也是毛泽东考虑的重大问题。……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生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如何巩固政权上。他开展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口号下进行的。”很显然，陈老先生在这里虽然说毛主席防止“历史周期率问题”出现的思想是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但又认为毛主席采取的政策、方法是错误的。

　　他接着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这里，我们且不讨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理论术语的含义，只是他说的这些“‘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就大有商榷和批评之处。从中国工农红军初创到八路军、新四军坚持八年抗战，再到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有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仅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是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们的英雄事迹、光辉形象和历史功勋已经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铭记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随着革命的胜利，当初立下汗马功劳并有幸活下来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骄傲起来了，他们忘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严厉警告，不仅仅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当官做老爷，而且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类人物、这类“老同志”中的典型代表。

　　刘青山、张子善这类人物的出现，不是个别的，而是出现了一大批。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建国后不久，就有许多群众来信寄到党中央，揭发当地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的现象。有的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干部让群众给他盖了房子却不给工钱，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甚至还有不少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们联合起来向毛主席告状，“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不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情况的。”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多起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具体事例。比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糜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还有，“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再如，“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是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毛主席是让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记载了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的劣迹。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起就一直担任煤炭工业部长。但是这位煤炭工业部长不仅无视毛主席认真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问题的指示，放任矿难一再发生，反而大吃大喝、多吃多占，“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而那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原来这是个禽兽不如的人。还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学校老师……怕她出事，就把她母亲找了来。……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

　　上述刘青山、张子善这类高级干部贪污腐化、变质堕落案件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些案件表明，有相当一批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的王国。革命胜利了，他们便以功臣自居，要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些人已经变成了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面对这种情况，除对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绳之以法外，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什么错吗?批评教育、整党整风，甚至组织群众同这些现象和人物作斗争，就是对“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的伤害吗?

　　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等文章中讲得很清楚。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是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加以改造。批判旧他们身上存在的那些剥削阶级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应该的吗?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这么简单的道理，身为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陈先达老先生，竟然没有弄明白?或许不是不明白，而是陈老先生本人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吧。

　　“经验证明，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来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历史周期率，不仅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无助于民生的改善，最终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巩固。”陈老先生如此讲话，就几乎武断了。什么经验、谁的经验证明了这个结论?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证明，要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真的不行。

　　陈老先生又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忍饥挨饿，但社会总体仍然安稳，人民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感恩之心、怀有战胜困难的必胜之心。……”“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农民能永远安于贫困和饥饿吗?人民能在缺乏法制的政治生态下长期‘安定团结’吗?不可能。感恩之情不会永远不消退，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的恶化而不断弱化。毛泽东逝世前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生活老是贫困、商品老是匮乏、人民处于名义上当家作主的地位，他们能长期无条件地、一贯地拥护社会主义吗?不会。全部中外历史经验都证明，历史周期率的作用，就是在人民逐渐积累的不满中完成它的周期的。”这几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陈先达老先生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理解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陈老先生这里，“历史周期率问题”不再是一个政权由初成之时的励精图治发展到后来的懈怠腐化招致人民反抗而灰飞烟灭的规律性现象，不再是黄炎培先生的本义，而是变成了人民群众因为暂时的生活困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

　　稍有一点常识和良心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的人民生活与今天相比确实比较困难，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一，在从1840年起的100余年间，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社会财富几乎被劫掠一空;解放战争临近结束，蒋介石逃台，又把大量的黄金珍宝运走，他们留给毛泽东新中国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要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又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不得不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要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积累，这个资金积累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农业;而且，为防止外来侵略，又不得不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军事工业。第三，由于最高领导层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存在分歧和斗争，特别是一线领导人实际工作中的“形左实右”错误，也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损失。第四，生产力水平低，抵御和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比较薄弱，一旦遭遇旱涝、冰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即受到巨大破坏，群众生活就更加困难。第五，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开始逼债、“卡脖子”。凡此种种，都是当时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历史原因，而不是如同陈老先生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所致。

　　即使是在上述各种不利因素造成的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还是建立起来了，并且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都是有史可稽的，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虽然困难，但是，人口增加迅速，从建国初的不足5亿增长到七十年代末97，092万人(见国家统计局1980年4月30日《关于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仅人口增长一项，足见新中国前30年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比解放前已经大为改善的状况。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各人民政府，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并没有因为自身的腐败招致人民群众的不满。1976年4月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已有大量材料证明是有人背后唆使，并不是“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

　　陈老先生说：“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感恩之心、怀有战胜困难的必胜之心。”难道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党就没有感恩之心吗?

　　这就是陈先达老先生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解释。陈老先生这番解释，不仅已经言不及义——远离黄炎培先生“历史周期律”追问的本义，而且都令人感到有点不怀好意了。

　　三

　　陈老先生还用“历史周期率问题”来解释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及教训。他说：“我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打的江山。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能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难以想象的。”陈老先生在这里完全是自说自话。谁“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打的江山”了?毛主席无论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向全党引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严厉警告、1949年3月进入北京前把进京比作“赶考”，还是签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提出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打的江山”，而是始终如履薄冰，时刻警惕糖衣炮弹对干部队伍的侵袭，防范堡垒从内部攻破，老人家甚至都把写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至于陈老先生这句话的后半句，则近乎是一个病句，不知道老先生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呢，还是跳不出。“可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0年后出现的历史大倒退和东欧剧变，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无产阶级政权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其亡也忽’。”从这段话语义来看，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跳不出“历史周期率”，那么，把前句中的“是难以想象的”几个字删除，就很通顺、意思就很明了了。

　　陈老先生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巩固的。”老先生得出此结论的根据是“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放松过阶级斗争，曾经采取严厉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可谓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70年后苏联还是解体了，……”斯大林生前确实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但他并没有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如果斯大林当年“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的话，怎么会出现赫鲁晓夫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呢?再者，斯大林也没有“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巩固社会主义，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已经雄踞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后来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它的基础就是斯大林奠定下来的。陈老先生在后面也说“十月革命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慌失措，”“斯大林执政以后，苏联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见该书第178页)，这里怎么就说斯大林“单纯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巩固”呢?作为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老先生讲话如此前后矛盾当然是非常不严谨的。

　　陈老先生继续说：苏联在“十月革命……70年后解体。从这里得出的教训，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后应该如何建设的问题。”“按照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一个是取天下，一个是治天下。用贾谊《过秦论》中的话叫‘攻守异势’。夺取政权是只管往前冲，不用治国，不用管饭。取得政权以后是自己当家，即要管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要行良政、善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任务是不同的：一为破，一为立，一为革命战争，一为社会主义建设。……”陈老先生在这里虽然口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把“取天下”与“治天下”、“攻”与“守”、“破”与“立”、“革命”与“建设”截然分割开来了。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阐述的“攻守异势”观点，此处不论，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来看，是通过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政权建设的实践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这些革命政权建设的实践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是边“取”边“治”、边“攻”边“守”、边“破”边“立”、边“革命”边“建设”的，是“取”中有“治”、“攻”中有“守”、“破”中有“立”、“革命”之中有“建设”的。这些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不仅管了根据地人民的饭，解决了根据地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也为创建全国政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绝不是像陈老先生说的那样“夺取政权是只管往前冲，不用治国，不用管饭”。至于老先生说的“要行良政、善法”，显然是暗指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是没有“行良政、善法”，因而导致“毛泽东逝世前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了。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其亡也忽”，陈老先生说道：“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和对他的个人迷信，作为一个长远因素说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他们斯大林逝世后的当权者，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影响的同时，结合俄国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时候另一条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变为丑化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领导者们在理论上和舆论上对此采取放任态度，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没有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这种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泛滥，使人民思想极度混乱，无所适从：最后，当苏联领导人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所谓新思维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方针时，人民面对苏联共产党解散，社会主义失败，或袖手旁观，表现为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或走上街头积极参与，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主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历史规律在社会主义苏联同样在起作用。”这就是陈老先生运用“历史周期率”对苏联解体所作的理论解释，也是这一讲第二部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的中心思想。

　　陈老先生的这番理论解释，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是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斯大林之后执掌苏共领导权和苏联国家权力的赫鲁晓夫之流，之所以“走的时候另一条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变为丑化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本身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堕落成了新的剥削阶级的代表者。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尖锐地指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由于他们自己一屁股就坐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他们才选择了丑化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阶级立场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陈老先生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想必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老先生对此不着一墨、只字不提，甚至连赫鲁晓夫这个人的名字都不提。讲“载舟覆舟”的道理很对啊，这个道理在苏联应验，最根本的是当时的苏联社会产生了一个同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其中的特权阶层。这个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为了实现他们的阶级利益，当然要丑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选择“走另一条路”，不是由于他们的智慧不足，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使然。

　　“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一步一步筑就的。由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由叶利钦彻底破坏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残垣断壁，由两个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当权人物来埋葬苏联和社会主义，以最生动的实例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埋葬社会主义的只能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本身及其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陈老先生如是说。老先生的这段话和他上一段话一样，都在强调路线问题，初看也无大错。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当着我们讲共产党的路线的时候，都是讲党的阶级路线，而不能离开阶级属性抽象地讨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错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如果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当然会选择为苏联人民服务的路线，而当他们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时候，必定要选择一条统治和压迫人民的路线，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亡党亡国。

　　陈先达老先生由于离开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而他讲的并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而是假马克思主义。他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解释，不仅偏离了黄炎培先生追问的“历史周期律”的本义，甚至走到了相反的方向上去了。这对于一个有着“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称号的一级教授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失水准、大煞风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