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
【油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春节前，一位贾姓作家之女的新闻在网络上流传。看到此女写的某些诗句，如果这也能算是诗句的话，说得客气点，是带有五谷轮回之所气味的文字。当然，这种五谷轮回之所，还是那种老式的未经清理与打扫过的。
这里，我有个问题不太明白。这些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对于书籍的出版管理甚严，现在如果要出版书籍，一个书号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书号，就无法出书。但不知道为什么，像贾女这样的文字，居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书号，因为她出了不止一本诗集，看来出版书籍对她来说轻而易举。这里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新闻出版署是不是有责任去查一查。
当然，现在出版社都是企业了，不是原来的事业单位了。企业出什么书是有自主权的。但是，新闻出版署对书号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对于书号的发放，到底有什么标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些似乎公众都不是太清楚。贾女之所以能出这么多的书，而这些书又都是带有这种不雅气味的，这其中原因何在?新闻出版署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贾女写的诗是如此档次的，却得到所谓文学界某些人的极力吹捧。这里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的。那么多的无耻吹捧，不排除对贾女之父的逢迎与拍马之嫌。因为贾姓作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颇有一些权势。这样的吹捧与逢迎显然是要从贾姓作家那里得到些什么。至于要得到什么，只有这两方人士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贾女写出这样的文字，以及那些吹捧这类文字的文字，居然在今天中国文学界畅通无阻，这样的事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说其怪，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今天的中国，与今天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格格不入，而却能得到黑白颠倒之美誉;说其不怪，是因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些领域，或者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就在自己观念的小圈子里打转。他们脱离中国人民，脱离中国的现实，在自己构造的小环境里怡然自得。这种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文学界的那么一些人，做出这类的事情，自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自八十年代，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之后，这种自由化的思潮在文学艺术界逐渐泛滥开来。当时在文代会上，就有人欢呼说，这下子文学艺术再也没有人强制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了。人们的创作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似乎是说，过去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不自由的，是受约束的。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在所谓创作自由的口号下，优秀的文学艺术的作品是更多了呢，还是减少了呢?如果从绝对数量来看，优秀的文艺作品确实有了不少，但从相对比例来看，优秀作品的比例是大大地下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以来，背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在文学艺术界似乎大行其道。什么只从个人的感受来创作，什么为下个世纪的人来创作，这类鬼话在文艺界是有着很大一片市场的。然而，在这个市场里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似乎更像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各类丑陋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作品在文艺界几乎比比皆是。这次所曝光出来的贾女之作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艺术界确实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后来，虽然在当时某些极“左”的气氛下，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对极“左”影响的批评是必要的。然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把应当坚持的正确的革命文艺思想也一概加以否定，则是这几十年来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年来，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使这些优秀的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这也是革命文艺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现在情况虽然有那么一点转变，但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那些在貌似宣传正能量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塞进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私货。这样的问题似乎还在愈演愈烈，而且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例如，我们过去的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品，从来不称呼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战士为什么“弟兄”，统统都称为“同志”。只有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在日本侵华时期的伪军中，那里的官兵们才称兄道弟。称兄道弟并不意味着在这种军队中有什么官兵平等，而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平等。而在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才是真正实现的官兵平等和官兵一致。不要小看一个称呼在使用权上的变化，这里蕴含着是不是认可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那种真正的反映革命队伍中民主与平等的本质与内涵。
文艺创作是允许自由的，正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样，文艺创作上也是需要某种限度的。所谓完全的和绝对的自由从来都不存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从未存在过。在中国本土上获得过所谓世界级文学奖的那位作家，在那个奖项对其作品的评价上，充斥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诋毁和诬蔑。这样的奖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有什么积极意义吗?那不过是一个反面教员，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是我们应该抛弃，而不是吹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