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去年笔者写了一篇《中国能成为发达国家吗？》一文，当时笔者写到“中国不追求在全球价值链中依靠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增加值，而是不断打破原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以求摆脱不利局面。中国将以现有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医疗系统和更高的人均预期寿命为目标努力，但并不追求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国家，甚至以后将再无发达国家。”今天我们再来聊聊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以及为什么二战之后只有极个别中等规模以上规模的经济体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

　　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不光有物质产品的再生产，同时也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是主要的生产关系，即是说，资本主义想要继续生产，就需要自由且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而如果将视角放在当今的世界市场上时，则将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维持一个等级分明的体系。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

　　一些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线性过程，从低收入，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迈入中等收入，之后要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要么无法跨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落入陷阱的原因则是：道德沦丧、法治崩溃等等。

　　但如果我们想知道最初的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从何而来，就需要将时间拨回到一个始点，如1900年，我们看到的将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而后世的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是由殖民和被殖民演变而来的。正如亨廷顿所说：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也曾自豪地说：“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那时，一个世界体系即已存在。

　　即使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纷纷解放独立，面临的也是这样一个局面：几乎没有工业，甚至连年战乱只余废墟；而前宗主国有着产业和资本两方面的优势。一些低收入国家通过向西方贷款、引进产业的方式发展经济，不少国家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实际上，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过程，往往是中心国家资本外溢的扩散过程，是较为容易的；但一方面，股权和债权受制于人，为日后埋下祸根；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想要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需要国内资本的集聚，而这是因为二十世纪至今，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中等收入陷阱，则是垄断资本主义排除潜在竞争者的表现。

　　价值转移和压制机制

　　在之前的文章《苏联解体三十年，资本主义却活得很好？》中，笔者简要介绍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并说明了价值将由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向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部门转移。而考虑一个时间断面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交往时，这个经济规律同样重要。

　　中心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高，可以以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进行生产，因此广泛地存在着由低收入国家向中心高收入国家转移价值的现象，被称为不平等交换。一些经验研究显示，大量低收入国家向外转移的价值高于该国所创造价值总量的20%，最高甚至超过40%[1]。

　　同时，垄断也是相当重要的，中心国家通过垄断全球价值链上多个重要节点，有力地控制了整个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当中，大规模的垄断寡头通过市场优势地位，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较小规模的普通企业则不断地承受由垄断带来的损失。

　　因而仅有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非小型经济体日韩，实际上依靠的是在世界市场当中可以参与寡头垄断竞争的多个大型企业，同时，这些企业和国内金融资本高度结合。

　　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挤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和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高度相关的，要么自身塑造一个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核心，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要么由国家彻底控制这些可以为帝国主义所用的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无法由中等收入再进一步的。

　　甚至于，即使是被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对日，曾有广场协议和贸易战，而对韩国，则有亚洲金融危机，而同期其他正在起步阶段的亚洲四小虎，损失更为惨重。可以看到，在由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这一过程的重要手段：外资贷款和外国投资，此时成了一把双刃剑，甚至由于美元周期的放大作用，向后发国家的一面更为锐利。

　　当然，如果没有这种压制机制，原本的中心国家实际上也无法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发展势头：一些观点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所面临的滞胀，滞就是因为德国日本挑战美国在世界市场当中地位所致，而胀则主要由于国际油价这一外因。总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无法维持这一等级体系的结果对中心国家是灾难性的，所以要倾尽全力维持这一体系，反过来也会使得后发国家越发地难以应对这一压制机制。

　　新疆棉花事件

　　今年3月份，曾有一次关于新疆棉花的风波，BCI（Better Cotton Initiative,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以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为由，牵头组织了一次抵制新疆棉花的运动，H&M、阿迪、耐克等多个国际品牌参与其中。

　　结果是，BCI撤下了相关声明，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遭遇重大损失，整体上看这是一次“意识形态入脑”、轻率的“意识形态攻势”造成的商业损失，但其实，这件事本身也带有着经济上的意图。

　　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由非政府组织发难，商业公司紧跟其后，对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生产过程进行人道主义层面上的指责，是一种惯用伎俩，只是这次好死不死在中国的敏感问题上盲动，又踢到了铁板，才造成了损失。

　　但如果是对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发展中小国，他们的意图往往能够达成，一面要求改善劳工权益，提高待遇，另一面却绝不会在收购价格上给与任何帮助，这样做既可以赚取道义上的美名，同时又能够挤压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利润，使其无法积累，让非洲人永远当矿工，让东亚人永远当裁缝。

　　因此这也是在算经济账，而且是最大的经济账，倘若让发展中国家完成了产业升级，像中国一样，不仅没有羊毛可薅，还要多个竞争对手。反过来说，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欧美资本家会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最为形象生动的体现，不过欧美内部的一批有识之士也正在反应过来，也提醒我们，在未来，我们还要经历很多冲突和考验。

　　人均GDP也是不平等交换的反映

　　有一个经典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中国服务员月收入3000人民币，而一个美国服务员月收入能达到4000美元，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不同吗，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不同吗？在一般的情况下，两者并无不同。显而易见，虽然中国GDP美元计价已经是美国七成，但如今人均GDP才刚过一万美元。这就决定了中国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上限。除去人口数量数倍的差异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今年人民币升值呼声很高的情况下，今年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最低值也才到6.35左右。

　　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随便升值？为什么世界上大部分货币曾经升值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众多国家往往又会陷入货币贬值，经济崩溃的局面？

　　我们需要先来看汇率是怎么来的。中国企业为进行贸易，如进口，需要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并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而出口时，则出口商品获得美元，再兑换为人民币；其他国家的企业同样需要进行外汇兑换，大量企业的集体行为会表现为高频的双边外汇交易，如果是自由化的汇率，汇率直接由这一交易过程生成；或者参照国际收支确定固定汇率或者汇率中间价，我国即为后者，实际上，固定汇率或者汇率中间价也不能长期偏离国际收支代表的合理值。

　　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反过来会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当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出口迅速发展时，汇率也会随之上升，汇率上升会使得该国商品以其他货币计价时涨价，竞争力下降，反过来也会部分抑制出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如果想进行工业化，就只能让汇率长期维持在低值，一但像拉美国家一样一段时间发展的不错然后汇率上升，往往最后都会出口不畅，难以偿还外债，产业崩溃，经济被收割，并且伴随着严重的就业问题，最后还是导致汇率崩溃，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汇率低的问题在于会很不利于该国进行资本积累，而我们都知道，后发国家想进行工业化和产业升级，保持资本的高积累和高投资是前提，在汇率低的前提下，只能保证本国的高储蓄等积累方式实现资本积累。如果一但在积累过程中被西方进行金融收割（典型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资本积累就会中途失败。

　　我们再来看日韩，日韩之所以能成为二战后仅有的新兴非小型发达经济体，关键在于他们在七八十年代之前就完成了资本积累，而且直接得到了美国的产业输出和扶持。即使在被收割和打击之后，也能因为身处西方体系的重要一环的优势恢复过来。

　　回到人均GDP的问题，美国较高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不在于批发、零售、餐饮等等国内服务业和国内环节，这一部分仅是和可贸易部门交换，分割一定的总增加值，而两国的这些服务业部门，效率也是接近的。差距其实主要还是在美国高端制造业产品、高端服务出口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国家的产品的交换比例，以及美元的金融霸权优势。

　　从产业方面来说，美元计价的GDP更多的反映的是一国可贸易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以及跨国垄断寡头具有的垄断地位。中国2020年进口了以2.06万亿美元的商品，也并非生产这些商品付出了如此多的劳动，而往往掺杂着垄断等因素，如民航客机，中国仍需高价进口，再如澳洲的铁矿石，售价曾一度达到成本价的6-7倍。所以，进行科技和产业升级，搞进口替代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道路。

　　你死我活的竞争

　　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有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殊不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种激励机制并非锦上添花式的，做得好会多得一些；而是一种生存胁迫性的：竞争不过就会万劫不复。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实际上越来越是如此，和平共存的空间越来越少，你死我活的竞争越来越多。

　　而当中国逐渐逃离不平等交换（被转移价值由40%降低到15%及更低），甚至成为竞争对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不过要注意，很多人所谓的国际环境、友邦惊诧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所谓国际仅包括以G7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国家。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我们需要加强进口替代，以此寻求更为公平的国际贸易；当然，豺狼当道，寻个公平也不容易，美国的实体清单上已经遍布“僭越”的中国企业。中国当然要走和平发展的路，但也要能抗住“有组织的暴力”的威胁，希望我们能够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真正打破这种不平等，终结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还是那句话，没有霸权和垄断，没有帝国主义，对我们很重要。

　　[1]冯志轩.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个经验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02):6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