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的路径选择

2020-05-05
作者: 安生 来源: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后发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过程不是顺理成章,而是极其困难的。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除了拥有足够的资源,路线选择也极其重要。

  先发国家具有科技、军事、资源、经济优势,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竭尽全力打击后发国家。

  自古以来,后发国家挑战发达国家,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拿破仑法国挑战英国,德国两次挑战英法,苏联挑战美国,都没有成功。

  近现代以来,成功取而代之,只有美、苏取代英法。

  如果广义来看,汉朝击溃匈奴,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攻守形势转换,也可以认为是汉朝夺得亚洲霸主地位。再向前看,秦国作为落后国家,最终兼并相对发达的其他六雄,统一天下,也可以认为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

  后发国家能成功挑战发达国家,往往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军事实力压倒对方、长期经济发展积累实力、社会矛盾平缓可以耐心等待时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不住的外援。

  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么后发国家是没有可能取代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从来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使用一切手段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如果发达国家具有军事优势,必然会采用军事手段维护现有地位和利益。在军事实力没有绝对有势以前,主动挑战对方,把冲突摆到桌面,是不明智的。

  法国挑战英国失败、德国挑战英法失败、苏联挑战美国失败,在军事上都没有取得成功。

  美苏取代英法,靠的不是二战英雄的虚名,而是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美苏没有诉诸武力,是因为悬殊的实力差距,让英法无力诉诸武力。汉朝取代匈奴,不是靠和亲,而是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彻底毁灭对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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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实力取决于经济基础,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独立于发达国家。否则,与对方高度融合,经济发展亦步亦趋,经济实力很难超越对方。对方经济出现问题,本国经济也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比对方困难更大,自然没有实力取而代之。

  拿破仑法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在经济上,都没有取得优势。

  二战前的美国和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尤其是美国,19世纪末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上,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在战争期间,才能显示出惊人的产能——工业时代的战争,高科技产能决定胜负。汉朝农耕文化对匈奴的游牧文化本来就有经济优势,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大汉的具装骑兵收割匈奴的弓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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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矛盾缓和,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激烈的社会矛盾,必然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政治、经济动荡,甚至爆发内战。生产力发展停滞,内斗不已,这样的后发国家自保都难,是不可能取代发达国家的。

  调节社会分配,厚积薄发,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反之,希望向境外转移矛盾的方式,缓和国内危机,往往选择冒险、盲动、机会主义路线。

  拿破仑法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都不愿意对国内大资产阶级(高级官僚)开刀,而是希望向外转移矛盾,走上军事冒险的路线,在不断的战争中,或是被毁灭,或是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当年,美国和苏联,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一方面,美苏都有广阔的处女地,社会矛盾较弱,一方面,推行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政策,主动缓和社会矛盾。

  与美苏类似,汉朝经过秦朝灭亡、楚汉争霸之后,地广人稀,社会矛盾缓和。刘邦、惠帝、吕后、文景两帝的接力,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时代,为了获得军费,垄断盐铁、推出算缗令和告缗令,施行人口向关中迁移。武帝的政策,客观上都起到了打击富豪,抑制阶级对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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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后发国家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实力较弱的时候,取而代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效果。反之,在本国经济危机,对方实力强盛时发生冲突,则可能彻底失败。

  不愿打击国内豪强,缓和社会矛盾的后发国家,无法耐心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这些国家把缓和国内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成功的军事冒险上,希望获得境外资源,缓和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发动军事冒险的时机,往往是自己最困难的时期,却未必是力量对比对自己有利的时期。这样的军事冒险,往往诱发发达国家的全面打击,形势对比不利时,全面反水。

  还有些国家,连军事优势都不具备,盲目扩张,必定面临更严重的失败。

  拿破仑挑战英国,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机都不理想,但是在国内高压的前提下,已经不得不动手。

  美苏接受二战的时机是被动的。但是,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国内矛盾没有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他们既可以被动接受战争,也可以主动采取孤立主义继续耐心等下去——随着时间的发展,力量对比的发展方向是对自己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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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经济、缓和矛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都需要摸清基本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力量,比如买办,显然不能作为后发国家崛起的基本盘。还有一些境内势力,拥有强大的资源,向上富可敌国,向下压榨苍生。这些势力控制的资源不为国家所用,只能为私人或小团体攫取更大利益激化社会矛盾。历史上,这样的势力往往勾结境外敌对势力作为外援,比如申侯勾结犬戎杀死周幽王,比如韩王信勾结匈奴。这样的势力与卖国者只有一线之隔,没有成为卖国者无非是暂时风险太高收益不足而已。这样的势力显然也不能作为基本盘。

  拿破仑把大资产阶级作为支柱,德国保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苏联维护高级官僚的利益,这些国家,都没有把基层群众作为基本盘。这些利益集团都拥有强大的资源,但是都没有和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

  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美国就抑制大资产阶级;苏联把工农作为基础;汉代初期沿袭秦朝的制度,重本抑末,限制富豪,汉武帝打击豪强。放弃极少数人,把绝大多数劳动者作为基本盘,维护他们的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国家才能有效刺激生产、集中资源、缓和社会矛盾、奖励耕战。

  当然,国家的基本盘是辛勤的劳动者,而不是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一面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一面推行“人在家中坐,馅饼天上来”的政策,与扶住劳动者的政策,差值秋毫,谬之千里。这样的政策并不能鼓励生产、集中资源,只能加重劳动者的负担,败坏社会风气,加速社会秩序的土崩瓦解。

  外力可以锦上添花,可以助长声威,但是不能共克时艰。第三方力量,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见利忘义,顺风依靠,左右摇摆、骑墙,见利忘义,朝苏暮美,插标卖首,抱大腿。顺风时,攀亲认友,板荡时,落井下石,顺手牵羊。

  不能把第三方的力量作为基本盘纳入双方力量对比,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必须立足本国国力。否则一旦板荡,第三方力量立即反水,全局力量对比瞬间逆转。

  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普鲁士立即反水。德国战场失利,德国的盟友,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先后投靠盟国——许多国家还是在德国在当地有驻军的情况下。苏联遭遇困难,东欧剧变,北约东扩。

  美国本国的国力可以直接碾压轴心国,苏联的国力可以直接战胜纳粹德国。天助自助之人,自己的力量足以战胜对方,外力才会坚定地支持,而不是临阵反水或者加入瓜分者的行列。

  西域各国,可以助力汉朝攻打匈奴,但是很难坚定地和汉朝站在一起。一旦汉军遭遇军事挫折,西域各国很容易从各自利益出发,退出联盟,甚至公开采取对汉朝敌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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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国家拼资源是拼不过发达国家的,如果没有制度优势,那么不可能取而代之。正确认识并坚持制度优势,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

  秦国是推行军爵制最彻底的国家: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名田制,打破旧贵族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经济基础;奖励耕种,调动民间积极性;无功不爵,无爵不官,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秦军成为虎狼之师,所向披靡,不是侥幸而是有内在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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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六雄的君主,不是不知道秦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彻底割舍与既得利益集团(旧贵族、大商人)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知道自己最终将被秦国吞并,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不断割地贿秦,换一夕之安寝。

  说到底,其他六雄的君主没有解决好孰重孰轻的问题。

  认清基本盘,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经济,加强经济独立性,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成功的国家基本都选择了这条道,失败的国家基本都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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