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从史诗记忆到时代经典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长征组歌》迎来了它的“诞生礼”。当首演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台下的长征亲历者们无不潸然泪下。在场的多数观众当时并不知晓，这部组歌的词，是萧华将军在杭州病榻上，伴着30年长征记忆与滚烫热泪，一字一句写就的12首诗。

　　萧华的长征记忆与创作初心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时任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的萧华率部出发，这一年他只有18岁。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番号被撤销，人员合并到红一军团，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负责军团的组织工作。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8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长征组歌》之《遵义会议放光辉》（图片来源：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萧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江西兴国县萧屋村，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时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委员，17岁时任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他亲历了告别苏区、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土城战斗、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中的重大事件。

　　1964年4月，萧华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赴杭州疗养。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当年10月恰逢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纪念，军中多家刊物纷纷向他约稿，希望他撰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回忆文章。事实上，那段充满艰辛与悲壮的历史，始终在萧华心中激荡——只是数十年来戎马倥偬，他一直无暇将这份情感诉诸笔端。当时他身处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休养，却常因怀念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而夜不能寐。思虑再三后，萧华觉得，相较于其他文体，诗歌凝练隽永、意境深远的特质，更能承载他对长征历史的深沉情愫。于是，他从杭州新华书店购来所有能找到的长征相关书籍，又到图书馆借阅《唐诗三百首》《宋词》《千家诗》等经典，如饥似渴地翻阅、摘录，为创作组诗做准备。在查阅资料时，黄镇的《长征画集》深深吸引了他。萧华后来回忆道：“翻阅这本画集时，我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那些画面瞬间将我拉回从前的岁月，让一幕幕永生难忘的场景重现在眼前……多少同志永眠于终年不化的冰雪之中，多少同志用鲜血染红了长征的征途。”那时萧华已48岁，距离他踏上长征路恰好过去了30年。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将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各写一首诗，每首独立成篇——从告别根据地、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到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再到最终的大会师，12首诗串联起来，完整呈现出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8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长征组歌》之《大会师》（图片来源：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对于当时的写作情形，他后来回忆道：“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禁不住落泪。”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8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长征组歌》之 《过雪山草地》，领唱者：贾世骏（图片来源：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为便于记忆、朗诵与谱曲，萧华创造性地采用每段四个三字句搭配八个七字句的结构（每段共68字）。一诗一韵，既保留诗词的韵律之美，又突破平仄对仗的束缚，语言通俗却极具感染力。他不顾病痛缠身与医生劝阻，历时数月反复琢磨推敲，终于完成长征组诗的创作。初稿完成后，他逐句核对史料，力求不刻意拔高、不空洞说教，历经近十次反复修改，方才定稿。组诗的标题亦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定毛主席《七律·长征》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标题。

　　定稿后，萧华将诗稿分别送给周总理、在京的元帅及部分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诚恳地请教，期望他们提出创作建议。周总理看后当即拿出其中的两首，交给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谱曲，并将其安排在排演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1965年7月，《解放军报》全文发表《长征组诗》，《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很快，军内外广为传播，成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之一。

　　两个版本的谱曲与艺术探索

　　1964年11月，萧华邀请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副团长晨耕，商讨《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曲事宜。他明确要求两个团分别创作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文工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萧华明确提出创作原则：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好听、易唱、亲切、动人。为了让作曲者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他还叮嘱：“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正是由于萧华有言在先，两个团的版本在歌词上就略有不同。

　　1965年的春节刚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亲自来到文工团作动员讲话，要求文工团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多向老红军和萧华同志请教，学好长征，唱好长征。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红军、唱红军、誓做红色接班人”。动员会结束后，成立了由团长晨耕总负责，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担任作曲，唐江担任指挥的主创班子。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对长征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回忆录，采访了众多的长征亲历者，力求准确把握每一个细节、每一段历程的情感内涵。为满足演出和传播的需要，符合舞台艺术的完整性，他们反复揣摩萧华诗歌的意境，力求用音乐完美诠释诗句中的情感。因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的内容，他们只为前10首诗谱写了乐曲，并在总题目下添加了副标题——“长征组歌”。创作中，四位作曲家巧妙地把中央红军经过的地区民间音乐——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与侗族大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青海藏族民歌、陕北绥德秧歌与信天游等，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糅合在一起，初步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

　　1965年4月下旬，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并将10支曲子逐一试唱。萧华听后十分满意，逐段讲解了历史背景与情感基调。他根据自己所在的中央红军的经历，还介绍了其他长征部队的情况。李遇秋后来回忆：“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四位作曲家开始酝酿写总谱。时年35岁、科班出身的李遇秋承担大部分合唱与全部器乐总谱的写作重任。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李遇秋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1965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没有电风扇的小屋里，他没日没夜地创作。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印象深刻，恐怕很少有人了解其中凝结了李遇秋的多少心血。

　　1965年5月初，战友文工团开始排练《长征组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亲自挂帅，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徐向前、聂荣臻、孙毅、杨成武、杨得志等几十位长征亲历者专程来给演员们讲述长征故事，要求他们做到“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态度”。排练现场悬挂着一幅红军长征路线图，用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以增强演员们的感性认识。在每次排练演唱前，演员们还要先选读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排练，7月7日晚，廖汉生再次审看了《长征组歌》，并决定于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试演。当时，廖汉生和副政治委员张南生陪同正在天津休养的萧华审看，这也是萧华第一次观看《长征组歌》。没想到，第一首《告别》刚结束，萧华就已经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只好暂停。演出结束后，萧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23日，廖汉生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审看《长征组歌》，并提出了相关意见。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终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迎来首演。毛泽东通过电波聆听了这场演出，欣然称赞这是一台好节目，并鼓励创作人员不断打磨、精益求精。随后，演出团队奔赴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深深烙印在当时一代人的音乐记忆里。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采用宏大的交响化配器，巧妙融合舞蹈与戏剧表演形式以及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音乐结构也更为复杂精巧。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总政歌舞团为彼时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献上了两场汇报演出。周恩来与萧华共同审看后，评价其与战友文工团的版本“各有千秋”。然而，随着“文革”爆发，该版本未及公演便戛然而止；原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留存的计划也随之夭折，导致曲谱与影像未能广泛流传。此后，该版本再未公演，其中的歌曲与音乐也未能流传开来，故而鲜为人知。

　　周恩来与《长征组歌》的不解之缘

　　周恩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长征，对《长征组歌》的创作和排练过程，始终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他特意让萧华将曲作者与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的办公室，亲自为大家讲述歌词里涉及的长征史实，还针对每一段唱腔，逐一提出了细致的意见。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观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并对唱法、表演、服装乃至灯光布景均提出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他指出，《告别》不应“雄赳赳”，而要唱出“战略转移的沉重与无奈”。后来，周恩来请贾世骏逐句教唱《过雪山草地》，直至完整掌握。据专家统计，周总理先后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演出。

　　1965年8月24日的晚上，北京格外闷热。周总理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在秘书的陪同下，悄然来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长征组歌》。演出已经开始，总理为不打扰观众，便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员席就座。直到中场休息，灯光亮起，观众才发现总理的身影。全场立刻起立鼓掌，纷纷请他到前排就座。总理却婉言道：“这是公演卖票，我坐在后面就好。”当晨耕告知前排留有艺术指导的座位时，总理才同意，并嘱咐秘书：“这是公演，记得去补一张票。”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上舞台，与演职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到指挥唐江被汗水浸透的演出服，总理风趣地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一句话引来满堂笑声。总理热情地表示：“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走对了——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提高，既要好听，又要好唱，还要适合每位独唱演员的特点。”他接着说，“我听了两次，比上次更有进步，很亲切，很感人，容易学，也容易传播。我都可以学嘛！”总理还特别肯定了这部作品的艺术创新：“合唱加表演，别开生面。合唱从来都是死板的，这是个创造。”他还提到，整部作品中每个地区的音调只用一次，而第八曲《祝捷》巧妙地通过一位湖南籍老战士之口来表现，既独特又不显重复。总理的讲话赢得阵阵掌声。“来，合个影吧！”他说着便站在领唱贾世骏身旁，而不是正中间，与大家合影留念。拍完后，总理特意叮嘱摄影师：“不要登报。”因此，这张照片多年来鲜为人知。直到30多年后，当年参加首演的马子跃在清理团部仓库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1965年，时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长征组歌》在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长征组歌》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其中的主要歌曲迅速地传唱开来。

　　1966年6月1日，周总理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在中南海，观看了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一曲仍不甚满意，总觉得未能充分发挥马玉涛的演唱特色，也未完全传递出红军即将胜利会师时的澎湃激情。他用商量的口吻对作曲家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吗？”不久后，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夕再次观看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肯定。6月16日至28日，周总理率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战友文工团18名合唱队员随团出访，成为新中国外交活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周总理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大概是他当年过草地时曾命悬一线之缘故。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周恩来一下子病倒了。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断然说：“抬！”他把上任不久的军团参谋长萧劲光找来，交代他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提出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伍。陈赓把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向草地进发。

　　川西北草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数变：时而狂风骤雨，时而漫天飞雪，时而烈日灼灼，时而冰雹骤降。大家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更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杨立三轮换着顶替抬担架的战士。体质本就虚弱的杨立三，双肩被磨得血肉模糊，周恩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的杨立三因脑癌逝世，周恩来亲自主祭。他执意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最后一程，并且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的这段经历，在周恩来心中是何等刻骨铭心。甚至到1976年临终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里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1975年复排与经典定格

　　1966年“文革”开始，《长征组歌》被迫停演。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他亲自决策并推动《长征组歌》的复排。这不仅是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恢复，亦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民族精神的有力提振，更是对当时文艺领域僵化局面的积极回应。

　　邓小平建议萧华将部分歌词作变通修改，以利于《长征组歌》复出。萧华根据建议作了两处改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接受任务后，原班人马重新排练。在复排前的审查中，邓小平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特别是第二节《突破封锁线》中的一句：“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邓小平指出，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但当时红军损失惨重，也充满惆怅。他建议将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修改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红军战士在困境中的真实心态，也进一步凸显了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的领导作用，具有深刻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很快，在拥有近两千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连续两个月演出了40场，且场场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这次演出后，为了满足群众需求，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6年2月把它拍成电影艺术片搬上银幕。这一版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影像范本。

　　传承与传播的时代回响

　　自1965年首次登上舞台以来，《长征组歌》在国内外累计上演超千场，吸引观众累计达数百万人次，成为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国内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套曲之一。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在中国合唱艺术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作为歌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艺术杰作，《长征组歌》堪称中国音乐创作史上的一座高峰，携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共同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已然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象征。

　　作为战友文工团的第一代歌唱家，马子跃不仅亲历《长征组歌》首演，更在50余年间潜心搜集、研究相关资料——他珍藏的节目单、歌本、手稿、照片逾千件，被誉为“行走的《长征组歌》博物馆”。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重排的《长征组歌》 自1996年8月30日起在北京公演（图片来源：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2009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复排《长征组歌》。当这部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经典力作重新登上舞台、与全国观众见面时，再度掀起震撼人心的情感浪潮，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历经岁月洗礼历久弥新。同年，《长征组歌》一举摘得文化部首届“全国专业舞台艺术优秀保留剧目”大奖；2021年，它又成功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持续绽放光芒，彰显着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对于《长征组歌》能成为经典，研究者给出了理性的解读：其一是内容厚重，真切映照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精神历程，成为民族精神轨迹的艺术缩影；其二是亲历者的真情书写——萧华以亲历者的视角与诗人的敏锐，将宏大叙事凝练成有温度、有血肉的动人篇章，赋予作品真挚的情感力量与厚重的历史质感；其三是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四位作曲家深入民间采风，广纳博采，将长征途经地的多元民间音乐元素与红军战歌巧妙融合，创造出既亲切庄重又通俗平易的声乐语汇，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普及性的高度统一；其四是历史记忆的集体共鸣——从周恩来、邓小平等长征亲历者的倾力促成，到一代代演员的倾情表演，再到亿万观众的口耳相传，《长征组歌》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早已超越单纯艺术作品的范畴，铸就了中国音乐史与演出史上的奇迹，成为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音乐记忆与永不褪色的时代回响。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