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系列 · 第十六篇｜史诗《东方红》

　　曙光系列 · 第十六篇｜史诗《东方红》

　　1964年7月底，距离国庆十五周年只剩下两个月。

　　这时，《东方红》还只是一个名字。没有一支为它磨合成熟、随时可以登台的队伍，没有一个能把几十年历史收进一夜的完整结构，也没有谁真正见过它最后的模样。

　　从旧中国的黑暗，到五四运动的曙光；从井冈山的星火，到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从东北流亡者的悲歌，到黄河两岸的抗战烽火；再从解放战争的炮声，一直走到天安门城楼下——几十年的道路，要在一个晚上化成音乐、舞蹈、朗诵和不断变换的舞台画面。

　　历史有几十年。

　　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月。

　　一、两个月，并不是从零开始

　　听上去像是不可能的事。

　　几十年的历史，三千七百多人，七十多个单位，要在两个月里合成一部从未有过的大型史诗——只要细想一下，就会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

　　可这两个月，并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

　　它的种子，几年前就已经埋下。1960年，一位将领在国外看到一台用战争年代歌曲串成的大歌舞，深受触动，回国后便组织部队文工团，编出了一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把几十首革命歌曲连成一条线。1961年，它在北京首演，随后又应邀到上海演出，反响很大。1964年春天，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沿着这个思路，排出了规模更大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千多人登台，已经相当成熟。

　　这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这台演出，当即决定：以它为基础，重新改编，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的献礼，搬到北京的舞台上。

　　后来，他用三句话概括《东方红》的来历——

　　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

　　所以，那两个月真正要做的，不是凭空创造，而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收拢起来，再往上抬一大步：把上海的底本扩展成更大的格局，把分散在各地的歌曲、舞蹈和人重新编排到一起，把原来的“表演唱”“大歌舞”，提升成一种此前还没有名字的形式——音乐舞蹈史诗。

　　更何况，那些歌，本来就不需要从头去教。

　　《松花江上》《保卫黄河》《十送红军》《南泥湾》……这些旋律，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传唱了二十年、三十年。它们诞生在窑洞、田野、工厂和战场上，被无数普通人唱过，早就长进了人们的记忆里。

　　要在两个月里完成的，从来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把一条已经流了很久的河，第一次，整个地抬上同一座舞台。

　　二、三千七百多人向北京汇拢

　　决定作出以后，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汇集。

　　全国各地和军队七十多个单位的文艺工作者陆续到来，其中有成名已久的歌唱家，有专业舞蹈演员和乐团演奏员，也有部队文工团员和首都高校的普通学生。加上舞台、服装、道具和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创作与演出的人数超过三千七百人。

　　许多人此前从未见过彼此。

　　有人从南方赶来，有人来自东北，有人长期生活在部队；有人已经站过无数次舞台，有人只在学校礼堂里唱过合唱。如今，他们被放进同一张时间表，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共同完成一部横跨几十年的大型史诗。

　　剧本在重写，曲目在挑选，旧有的旋律要重新编配，舞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排，朗诵词也要一句句推敲。与此同时，服装、布景、道具和幻灯背景已经开始制作，人员的住宿、交通、排练场地和每日饭食也必须一并安排。

　　没有哪件事能够等另一件事完全结束之后再开始。

　　一段朗诵还在修改，合唱队已经分声部练习；乐曲的速度尚未最后确定，舞蹈演员已在排练场里数着拍子走位；服装一边赶制，一边根据动作幅度重新调整；舞台画面还在变化，负责布景和道具的人已经要为下一次合练做好准备。

　　北京城里，许多地方同时响起了歌声。

　　学校礼堂里，学生们一遍遍磨准音高和节奏；部队与各文艺单位的排练场中，演员们反复练习抬手、转身和队形变化；乐团在另一处磨合音乐，编导和创作人员则守着纸稿，在深夜里修改一个场次与另一个场次之间的连接。

　　电话不断响起，写满时间、人员和场地的纸张在不同单位之间传递。汽车把演员从住地送往排练场，又在深夜把他们接回去。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数字舞台，也没有能够即时传送排练画面的通信工具，许多安排只能写在纸上，记在人脑中，再靠一次次实际排练来验证。

　　两个月太短了。

　　短到一段动作刚编出来，很快就要同音乐合在一起；短到前一天深夜改过的朗诵词，第二天便要重新放进整场演出；短到任何一个环节稍微慢一点，后面的灯光、舞蹈、换景和合唱都可能被堵住。

　　可舞台就在这样的紧迫中，一点点长出了形状。

　　三、先唱好自己的那一句

　　最初，每个人看见的，只是自己面前的一小块。

　　一个大学生站在合唱队里，只知道哪一句该从哪里换气，哪个字必须咬清，自己的声部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入。他听不见整部史诗，也看不到最后的舞台，只能把眼前这一句唱准，再把下一句接住。

　　一个舞蹈演员每天面对的，则是排练场中的一段距离和一串节拍。他要记住从侧幕走到舞台中央需要多少步，音乐响到哪里时转身，灯光亮起的那一刻，自己应该朝向哪一边。

　　乐手守着谱架反复练习，朗诵者调整每一句话的轻重和停顿。后台的工作人员则对照舞台图，计算一批演员从哪里退下，另一批演员从哪里进入；几百个人怎样在有限的通道中交错，却不能相撞，也不能在幕布边缘露出半点慌乱。

　　他们身处不同地方，很多人还没有见过整部演出的模样。

　　但每个人都在等同一个节拍。

　　各单位的节目逐渐成形后，分散排练的人开始一批批汇合。各高校的合唱队先集中起来，专业演员与业余学生的声音再接到一起；乐团同合唱磨合，舞蹈跟随音乐进入，朗诵则被放到不同场次之间。

　　第一次联合排练并没有立刻出现后来那种恢宏的效果。

　　原本单独看起来很完整的部分，一旦放在一起，问题便全部露了出来。这边快了一拍，那里慢了一步；前一批人还没有退尽，下一批人已经堵在台口；一首歌单独听很动人，放进整体里却显得太长；一句朗诵写在纸上很有气势，真正从大会堂里响起时，却接不住下一场的音乐。

　　于是重新拆开，再练。

　　四、深夜里的人民大会堂

　　真正的大合练开始以后，人民大会堂成了许多人记忆中最明亮、也最疲惫的地方。

　　演员们下午乘车出发，排练往往持续到深夜。灯光亮起时，几百个人同时涌上舞台；一场结束，人群迅速退入黑暗，另一批演员已经守在台口，等着下一个音符。

　　任何人都不能只顾自己。

　　独唱要等身后的合唱托住，舞蹈要踩准乐池里的节奏；前一个人如果慢了一步，后面整排人的位置都会被挤乱。几百人的进场和退场，看上去只是一片人流，落到每个人身上，却是早已练过无数次的步数、方向和时间。

　　一遍不行，便再来一遍。

　　歌声唱哑了，喝口水继续；动作没有对齐，退回原处重新数拍；换景慢了，后台的人便再次调整路线。彩排结束时，常常已经过了午夜，演员们在大会堂吃过夜宵，再坐车返回各自驻地。车子穿过安静的北京街道，许多人靠在座位上便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前一夜出现的问题，已经被一条条记下来。这一夜必须改掉，新的问题也会继续出现。

　　周恩来常常坐在台下。

　　他并不是等作品全部完成以后，才来观看一次结果。从整部史诗怎样划分历史阶段，到一段朗诵是否准确、一件道具是否合适、一组舞蹈有没有破坏整体画面，他都反复推敲。临近正式演出的那些夜晚，他一次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甚至亲自坐在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直到天色发白。

　　舞台上的人一遍遍唱，一遍遍走位；台下的他则一遍遍看，一遍遍记。彩排结束后，编导和各组负责人继续开会，前一晚发现的问题，第二天便要带回各自的排练场重新修改。

　　三千七百多人，来自几十个不同单位。有人负责历史结构，有人只负责一句歌词；有人站在舞台中央，有人守着幕布和灯光；有人调整一个舞步，也有人在深夜准备饭食和车辆。

　　每一件事单独看起来都很小。

　　可少了其中任何一件，第二天的排练都可能停下来。

　　五、没有另外计算的一份报酬

　　参加《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并没有另外计算一份片酬。

　　三千七百多个人的名字，也不可能全部写在醒目的位置。

　　成名的艺术家会被观众看见，站在合唱队最后一排的学生，却很难被人分辨出来。群舞中的年轻演员可能只在灯光下出现几十秒，观众还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已经随着人群退入幕后。

　　可排练开始以后，没有人因此少唱一句，也没有人因为站在后排，便少用一分力气。

　　歌唱家在练，普通学生也在练；专业舞蹈演员要把一个动作重复几百遍，负责合唱的年轻人也要把自己的那个声部磨到准确为止。有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人声音已经嘶哑，有人深夜回到住处，衣服还没来得及脱，便坐在床沿睡着了。

　　第二天集合时，他们仍会站回自己的位置。

　　没有额外报酬，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留下名字。

　　但自己的那一句必须唱准。

　　自己的那一步必须落下。

　　因为站在舞台中央的声音，需要身后千人的合唱托住；灯光中最明亮的舞姿，也要靠乐池里的节奏、后台的换景和无数双手接住。一个人的部分也许很小，可少掉这一小块，完整的画面便会出现缺口。

　　许多年后，当年的学生和年轻演员大多已经白发苍苍。有人记不清青春时代的许多事情，可熟悉的前奏一响，身体仍会本能地挺直，嘴里准确地唱出自己当年的声部。

　　那两个月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演出。

　　声音、脚步、灯光和深夜的北京，早已一起进入了他们的记忆。

　　六、幕布拉开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正式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

　　从最初的设想，到三千七百多人站进灯光，前后不过两个月。

　　幕布拉开时，台下的观众看不见这两个月里发生的一切。他们看不见分散在北京各处的排练场，看不见深夜返回驻地的车辆，看不见磨破的舞鞋，也看不见一段朗诵、一件道具和一个动作，曾被推倒重来多少次。

　　他们只看见舞台。

　　黑暗中，歌声缓缓升起。

　　旧中国的苦难被重新唤醒，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走入画面；井冈山的星火在夜色中亮起，红军踏上万水千山；《松花江上》的歌声带着失去故乡的悲痛传来，《保卫黄河》的怒吼又把悲痛推向反抗。

　　历史在歌声中继续向前。

　　它穿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穿过解放战争的炮声，最后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刻。

　　那些原本诞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歌曲，被放进同一条历史长河。有些最初来自山沟里的民调，有些曾伴随红军行进，有些从流亡者的胸中涌出，也有些曾在窑洞、田野、工厂和战场上，被无数普通人唱过。

　　如今，它们被三千七百多人重新唱响。

　　可台上的许多人，并不是在演一个遥远的故事。

　　那段历史，离他们并不远。

　　合唱队里上了年纪的人，亲眼见过旧社会；年轻一些的，也大多是在战争的尾声里长大的。有人记得旧中国的饥饿，有人家里有亲人牺牲在那几十年里，有人小时候见过被战火烧毁的城镇，也有人还记得新中国成立那天，街上是怎样的欢呼。

　　所以，当《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唱的人并不需要去想象什么叫失去故乡——那种痛，许多人是真的尝过的；当《保卫黄河》的怒吼涌上来，也不需要谁去教他们什么叫愤怒，什么叫不甘。

　　他们脸上的激情，不是排练出来的。

　　那是离得太近、还没有冷却的记忆，被歌声重新点着了。

　　后来的人一次次重排这部史诗，舞台更大，技术更好，动作也更精确。可有一样东西很难再有：那一代人和那段历史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台上站着的，本就是从那段苦难里走出来的人，他们唱的，正是自己和父辈刚刚走过的路。

　　这大概是《东方红》能够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

　　它不只是被演出来的，更是被记得、被亲身走过之后，唱出来的。

　　当歌声最后走向天安门城楼，几十年的苦难、牺牲和胜利，终于汇入同一片灯光。

　　一部史诗，就这样站在了舞台上。

　　七、十月十六日

　　正式演出后的第十四天，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千里之外的罗布泊荒漠，一道强光突然撕开天空。

　　巨响随之传来。

　　火球升起，蘑菇云在西北的天空中翻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几个小时以后，《东方红》的几千名演职人员聚集在人民大会堂。那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同大家合影。

　　许多年轻演员仍沉浸在兴奋之中。

　　两个月前，他们还分散在不同的学校、部队和文艺单位；如今，他们共同完成了一部大型史诗，又第一次这样近地见到国家领导人。

　　可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天下午三点，西北大漠发生了什么。

　　周恩来走到众人面前，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喜悦。他先笑着提醒大家，等一会儿听到消息，可以鼓掌，可以欢呼，可不要把人民大会堂的地板跳塌了。

　　人群安静下来。

　　周恩来大声宣布：

　　“今天下午三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话音落下，大礼堂里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

　　戴着红军帽的合唱队员，穿着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服装的舞蹈演员，相互拥抱，痛哭、呐喊。有人把帽子、鲜花和手中的道具高高抛向空中，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几乎掀起整个屋顶。

　　就在十几天前，他们还站在舞台上，用歌声和舞蹈讲述一个民族怎样从苦难中走出来。

　　如今，西北荒漠的一声巨响，在现实中接住了舞台上的那句唱词。

　　人民大会堂里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原子弹制造过程中的全部细节。

　　他们不知道科学家在纸上计算过多少遍，不知道工人制造和检验过多少零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隐姓埋名，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荒漠、矿山、工厂和实验室里。

　　他们也未必知道，那声巨响背后，曾经有过多少失败、等待和无人知晓的牺牲。

　　但他们懂得它意味着什么。

　　就像他们也懂得，三千七百多人为什么能够在两个月里，把原本分散的声音、脚步和劳动，合成眼前这部史诗。

　　一边是人民大会堂，一边是西北大漠。

　　一边，几千人把分散的歌声、动作和劳动，合成了一部史诗；另一边，无数人把隐姓埋名的知识、汗水和岁月，合成了一声震动世界的巨响。

　　让这两件事成为可能的，是许多人先做好自己看不见的那一小块，再把这一小块，交给共同的事业。

　　舞台上是这样。

　　大漠里，也是这样。

　　那一天，许多人的眼泪很久没有停下来。

　　一个人一生中，很难再有另一个这样的时刻：自己的青春、同无数人共同完成的艺术，和国家的命运，竟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紧紧合在了一起。

　　许多年后，他们还会记得人民大会堂的灯光，记得身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记得周恩来宣布消息时的声音，也记得那阵几乎要将屋顶掀开的欢呼。

　　那两个月，他们把过去唱成了一部史诗。

　　十月十六日，西北大漠的一声巨响，使舞台上的那句唱词，获得了现实的回声。

　　唱词里的那句“站起来了”，是真的。

　　而史诗，并没有就此结束。

　　它只是翻到了新的一页。

　　【文/哲学余子，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