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枝：一幅闽东山水的风情画——读苏仲辉新作《破晓》

　　今年5月由中国国学研究会出版的古田县知青作家苏仲辉先生新作《破晓》，以自己的生平为主线，记述了闽东北千年古邑古田县近百年的乡土风情，抒发了作者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深情回望。全书466面，41万多字，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它既不是一部散文集，也不算回忆录，更不是自传体小说，竟然是一部“三不像”的杂糅之作。笔者曾经在古田县插队并工作14年，《破晓》书中一些人物还是笔者认识的，读起来倍感亲切引发共鸣。

　　一、以肺腑为墨、真心为纸，书写对故土的无限眷恋

　　古田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建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已有1385年历史。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古田溪梯级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1年一级电站动工，至1973年4个梯级电站先后建成投产。1959年6月8日，拦河坝关闸蓄水，形成面积37.1平方公里、蓄水6.41亿立方米的人工湖。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田县城（旧城）沉睡湖底，共计8019户、43154人的库区移民奉献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苏仲辉先生出生在旧城的外公大厝里，《破晓》第一章“故乡古田”以九节篇幅，全景式笔触描摹旧城模样，还将城郊的景致一一铺陈，字里行间都倾注了对旧城的无限眷恋，也深藏着对故乡的刻骨感伤。作者自称“以肺腑为墨、以真心为纸”，字里行间饱含赤子之心，无法放弃心底对故土从未褪色的魂牵梦萦。

　　《破晓》从癸己年（1953）腊月入笔，展示了作者的出生地——古田县旧城外公家、一位工商业者的大厝里。清乾隆《古田县志》对旧城有这样的记载：“邑北有翠屏，东挹龟山，西枕北台，南际五华，涧壑溪流，潆洄如带，洵山水奥区也。自唐迄今，文物声名，日新月盛，齿繁产裕，地灵人杰有以夫！”宋景德年间，古田县令李堪曾推崇“玉田八景”：翠屏朝雨、仙岭樵唱、文峰夕照、蓝洞归云、华顶秋霞、西山晴雪、剑溪渔唱、玉滩月夜。元代古田本土翰林学士张以宁著《翠屏集》吟咏古田山水，道不尽千年古邑的钟灵毓秀。

　　新中国成立后，古田人民却以“舍小家为国家”的决绝，数万人毅然搬离千年旧城，连同四万多亩良田一起沉睡于人工湖底。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的原型故事：1963年，福建省龙海县榜山公社社员，以淹没自己200多亩即将收成的小麦和甘蔗，拯救了下游三万多亩受旱土地，成为“共产主义风格”的美談，经过媒体大量宣传，最终编为革命样板，拍成电影风行全国。其实，福建省时间更早、规模更大的“舍小家为国家”行动，是古田县开始于1957年底，基本完成于1958年12月的库区移民，真正的“大跃进”速度。然而，古田人民的壮举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扬。《破晓》第二章“跃进移民”，苏仲辉先生发出自己的“湖殇”之叹：“1958年，旧城被淹没了，那场移民搬迁的痛与苦，是古田史册上最悲壮的一页。那辈人当年的颠沛、撕心的别离、安家的窘迫，细数来句句戳心。翻阅尘封的移民资料时，更为那时千年古城的廉价、古田百姓的无奈无助而扼腕悲戚。”

　　古田溪梯级水电站一级大坝

　　二、为民请命的县委书记，终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

　　《破晓》追述1953-1962年担任中共古田县委书记的靳苏贤（其中1958年后改任县委副书记，1962再任县委书记），坚持多年不断为库区移民向上反映问题，为民请命，令笔者大感诧异。古田溪水电站的库区移民“三年任务，一年完成”，淹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20.09%；房屋761802平方米，移民平均17.9平方米。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难免存在“共产风”及“强迫命令”等问题。在补偿标准过低的情况下，仍然节余585万元。在当年普通职工月薪二、三十元的年代，这笔从移民牙缝里挤出来的“余款”，差不多相当于四万名库区移民半年工资的总和。

　　《破晓》如实记录了南下干部、县委书记靳苏贤为民请命的全过程。1962年4月18日，中共古田县委发文《关于迫切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报告》上报南平地委和福建省委。5月15日，古田县移民委又以“周大方”个人名义，向福建省首任省委书记、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寄《请求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信，直言四万移民“五多五少”；征购多，口粮少；平调多，补偿少；劳动多，收入少；移民多，住房少；死亡多，人口少，甚至有的“家破人亡”。6月18日，张鼎丞同志批复后，福建省委派出调查组到古田县，发现移民问题确实极为严重，其根源在于移民补偿标准过低。1962年9月，中央将1959年收回的古田库区移民补偿款结余1700万元拨还给古田县。但“四清”运动时又被上缴585万库区移民补偿尾款，至到1969年底，省里才退还这笔款项。1985年12月1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解决古田溪水电站水库移民住房补偿遗留问题的批复》（闽政〔1985〕宗584号），解决遗留问题，历经三十年的库区移民问题才彻底解决。

　　靳苏贤为民请命功不可没，但也存在明显过失。靳苏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能顾全大局，审时度势在基层尽量化解矛盾，妥善解决移民问题，却激愤扬言“要是哪一天生活无着的移民愤而围攻古田溪水电站，破坏发电设备，谁也制止不了”，“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看来只有到苏联大使馆去告状喽！”一位县委书记讲话如此“出格”，明显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62年7月，靳苏贤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同年10月，靳苏贤被开除党籍、撤职、行政降一级。1966年，靳苏贤被送到建瓯县茶厂监督劳动。2002年，靳苏贤在福州病逝。靳苏贤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惨重代价。

　　三、从“红小兵”到“红卫兵”，见证动荡岁月

　　《破晓》第五章“革命串联”至第九章“一中往事”，以较多篇幅记述了古田县文化大革命中的点点滴滴。苏仲辉于1966年小学毕业，“文革”初期只是“红小兵”，“复课闹革命”后到古田一中读书，“破四旧”已成过去式。他所经历的不过是“稚童的闹剧”。苏仲辉在“引言”中坦承：我小学毕业后，上中学并不是读书，而是参加了“革命串联”，复课闹革命，成立“造反组织”，参与“造反运动”。书中描述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拦街背语录，剪发为省电，抄家烧古书，破四旧砸寺庙，批斗牛鬼蛇神，跳忠字舞，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都给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笔者赞同毛泽东主席的“三七开”，也赞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感慨“毛主席当年是对的”。凡是按照党中央文件（如“十六条”等）进行的各种活动，如“炮打司令部”、“破四旧”、“革命大批判”、“革命大串联”、“革命大联合”乃至“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等等，都是符合党中央战略布署的。与打砸抢、两派对立武斗，甚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都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恶意行为，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苏仲辉先生搜集了大量文革史料，包括省城福州的两大派“革造会”和“八二九”的主要负责人，如姜观、王泉金、郑火排以及庄志鹏、王云集，还有陈佳忠等人的生平，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都一一详细介绍。《破晓》还引用了笔者拙作《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亲历记》中关于1967年“8.13”福清“八派”二万人赴福州武装示威、“保韩拥军”的忆述。

　　《破晓》第七章“动乱岁月”记述的古田县文革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如“1.26”夺权，“8.22”、“8.31”两派武斗，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全部真人真事、真姓真名写出来。

　　古田县的“1.26”夺权，同福建省大多数县一样，“夺权派”多以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战士为主体。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何况还有“支左”部队——古田县武装部的支持。古田县各公社（乡镇）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都是原公社（乡镇）武装部长。因此，“夺权”是历史的产物，并非“老区派”夺了“山西派”的权。

　　《破晓》详细记录了古田县在“1.26夺权”后两派分裂，发生两派武斗的过程。苏仲辉重点着墨“8.22”、“8.31”两大武斗事件，至今仍令人心痛。1997版《古田县志》“大事记”记载：“8月22日，两派在县气象台动用枪支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城乡交通中断40余天”。

　　四、“九大”之后，古田县“抓革命，促生产”成绩斐然

　　1968年全国各省、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实现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蜕变。《破晓》记载：1968年10月，福建省革委会委派福州军区政训科长仇恒章任古田县人武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同年11月7日，古田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党的“九大”后，古田县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非常给力。1969年5月，古田县革委会和县直机关干部倾巢而出，全部下乡到各公社各生产大队“支援春耕”。全县尚在插队劳动的约两百名大中专学生，全部离开生产第一线，同县直机关干部一起，组成驻生产大队宣传队（工作组），宣传“九大”精神，重点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主要是矮秆良种和合理密植）。当年全县农业大丰收，原来高杆水稻亩产约300斤，改种矮杆水稻后亩产猛增到500斤以上。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阶段工作，而《破晓》作者苏仲辉尚在古田一中读书。

　　难能可贵的是，苏仲辉先生还是以自己的耳闻目睹，记录了党的“九大”后，古田县发生的两大重要政治事件。

　　其一，1970年7月21日，《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的《“五七指示”的大道越走越广阔-—福建古田县一中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文章。在顶级的中央党刊发文，对古田县革委会成立后文教战线的丰硕成果，古田县第一中学在教育革命中贯彻“五七指示”、开展勤工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报道和肯定，意义非凡，轰动全国。

　　其二，1971年2月开始的“反骄破满”整风运动，由宁德军分区政委葛志勤同志带队，率领“五级党委调查组”（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组、宁德军分区党委、宁德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组、古田县人武部党委）赴古田县开展工作。由于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错误，所以不上三个月就草草结束。笔者当时刚好在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被抽调到县“整风办”。尽管《破晓》对此叙事不够完整，但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场政治风暴。

　　1975年6月，中共古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古田县武装部长仇恒章同志调任宜春军分区司令员。

　　1976年5月仇恒章同志（前排左四）回古田县看望干部群众

　　照片提供者：原鹤塘公社团委书记林能和（三排左一）

　　五、插队知青，农田水利建设显身手

　　《破晓》第十章“难忘经历”第十一章“那年那月”，第十二章“东长水库”，記录了作者下乡插队，和知识青年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参加兴修水利和发展农村“小水电”的往事。

　　据统计，1970年初，福清县“老三届”初高中学生1225人远赴古田县插队落户，加上前前后后古田本县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者，总人数达七千多人。古田县党政机关曾多次发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上山下乡知青，尽力做到干部关心、群众热心、知青安心、家长放心”。上山下乡知青为农村注入了青春的气息和知识的血液，为农村的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体育、娱乐等都带来生机，成为一支“战天斗地”的生力军，他们和村民一道，开荒种田、修渠筑路、建水电站、办社办厂场，每一寸土地上都倾注了他们的血汗。2020年12月，“古田县知青文化展览馆”在大甲镇林峰村开馆，展出大量当年福清和本地知识青年在古田县上山下乡的照片、资料、实物，重现了50年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壮丽诗篇。

　　位于大甲镇林峰村的“古田县知青文化展览馆”

　　苏仲辉最初和几个插队知青一起，参加了凤埔公社“东溪水库”的测量。接着又远赴杉洋公社参加“白溪水库”及水电站的测量，逐渐成为为一名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测量员。在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兴水利水库工程，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的背景下，苏仲辉参加了县水电局举办的“水利规划培训班”。蓄水100万立方米的凤埔公社“院洋水库”，是苏仲辉在培训班毕业后参加测量的第一座中型水库。随后参加测量的凤都公社蓄水100万立方米的“东长水库”，苏仲辉力主套用“院洋水库”图纸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六、“战火纷飞”中的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破晓》第十三章“书记的女儿”；第十四章“拨云见日”，记述了苏仲辉婚恋往事。苏仲辉坦言：

　　我的感情，是在时代的“战火纷飞”中悄然萌芽、笃定，没有浪漫的铺垫，只有现实的淬炼。这段关系里，我曾深深困惑于“门当户对”的桎梏、阶层差异的隔阂，以及彼此价值是否对等的叩问。这些交织着迷茫与坚守的复杂心绪，是独属于我的爱情注脚。

　　苏仲辉的妻子谢国英，父亲谢义亨文革前是杉洋公社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挂牌戴帽批斗时，11岁谢国英陪在父亲身边。1972年谢义亨复出担任凤都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个老区镇的两派斗争空前激烈。苏仲辉协助被禁錮中的谢义亨逃出凤都，隐藏在古田县城。谢国英是古田四中教师，被送进教师学习班。苏仲辉抽空找谢国英到松台塔山游玩，一句“合照纪念”的提议，得到谢国英回应“还是去照相馆拍吧”，两人由此定下终身。

　　但是，粉碎“四人帮”后，本来站队“正确”（反夺权）的苏仲辉，被水电局工作的舅舅牵连，被送进“清查学习班”，水利测量队的工作也被辞退了。准岳父对“无业游民”苏仲辉说：你们还年轻，个人感情的事儿先别急着考虑，你还是先找份工作，稳定下来再说吧。苏仲辉几乎陷入绝望，他对谢国英说：“这世界怎么这么假啊？原以为亲情是避风港，友情是磐石，可到最后都靠不住……那爱情，还能成归宿吗？我还有路走吗？”在谢国英鼓励下，1977年苏仲辉参加高考，结果仅因参加过“清查学习班”，政审不过关而不能录取。但谢国英考上了。1978年苏仲辉第二次高考，政审只要街道盖个章就可以了，苏仲辉终于考入福州大学，挣脱了令他爱恨交加的古田县。多年的爱情长跑也结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破晓》实录的都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和目睹耳闻的实事小事，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字里行间依然折射出对家乡的深沉热爱和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邃思考。尽管对某些具体事件的看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真实反映闽东风土人情的好书，值得更多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