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娅被罚13.41亿背后的税收使用问题

　　近日，网络主播薇娅因偷逃税款，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这一消息迅速传遍网络，朋友圈里纷纷转发，可以说是今年最为热门的社会新闻之一了。舆论一边倒地批判薇娅的偷逃税行为，而且无不感慨一个网络主播居然能如此暴富。

　　薇娅事件，反映了中国人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包括反对不劳而获，反对一夜暴富，对两极分化发自内心的不接受，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语）。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中国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早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建立于传统社会小生产的基础上，带有浓重的皇权主义色彩，认定天然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容辩驳的权威。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如果要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剔除掉其中的国家主义因素，加入民主主义的因素（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目标之一），西方启蒙时期所宣扬的“无代表，不纳税”在唤醒个体权利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马克思所肯定过的，只不过法国大革命后工农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才创立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讲了这么多，简单地说，无论是吃瓜群众，还是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想想杭州市政府会把这笔直接来自于薇娅、间接来自于民众的钱花到哪里去，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对这笔钱的去向要个说法。

　　按照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门，根据国家预算，一方面把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上缴的税金和利润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预算收入；另一方面，又通过预算支出的形式，把这些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到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国防建设、行政管理、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和对外援助中去。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90年代后期开始，有个词经常出现在政府报告当中，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很明显，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事实上成了市场经济的助推器，但是由此改变了社会主义财政最重要的两个属性，就是财政收入支出的有计划性和公益性。

　　朱镕基时期，政府财政成了吃饭财政，行政费用支出占了大头，而且很多时候还发不出公职人员的工资。工人大面积下岗，农民被三提五统压得喘不过气来。

　　后面，房地产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有了一大笔预算外的政府基金收入，就是土地出让金，这个大大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困难，这个时候也是公务员热的开始。

　　财政政策的这种转向，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无计划性，有人说，中国有四百个市长，就有四百个经济发动机，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官员为了政绩，会抱着“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拼命借债“发展经济”，所以就会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怪事。贵州省独山县财政收入仅仅十个亿，就敢举债400亿进行城市基础建设，这种四十倍的杠杆率让一般的资本家都自叹不如。重复建设和烂尾工程造成的浪费、政府采购中存在的腐败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不可言说的潜规则。一个最为明显的问题是，政府采购的产品总是比个人在市场上买的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一截。

　　其次，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财政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完全让位于经济发展。举个例子，孩子三岁前的抚养一直是个痛点，牵扯了大人的相当多的精力，以前国企和集体企业会有公办的托儿所，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但随着传统国企的瓦解，现在这种托幼责任完全甩给了家庭，各地政府近年出台政策想重新发展托儿所，主要是还是想依靠市场举办、政府补贴的方式，且不说这种托儿所价格昂贵、质量难以保证，就是资本愿不愿进入这个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行业，也难说，至少就我所在各大城市有限的观察，没看到哪个地方有托儿所，不论民办公办的。还有就是农村老人养老，也是个大难题，农村地区养老院价格在每月2000元左右，这个是农村居民很难承受的。城市的公办养老院，老人排队排到死都不见得能进。政府财政收入为什么不能多建一些养老院呢？这也是财政使用的一个大问题。

　　还有改造农村厕所，本来应该算是个德政。但有记者在辽宁省沈阳市采访发现，由于设计缺陷大、工程质量差、后续保障弱，5年来，政府投入过亿元改建的8万余个厕所弃用超过5万个。惠民工程成“伤心工程”。央视的《经济半小时》也曾报道过安徽阜阳农村新厕所成摆设。即使整改过，但浪费的钱是追不回来的。

　　最后，人大代表无法有效监督财政预决算，说起原因来也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预决算的报表。网络上搜索“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包括深圳市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大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止一次反映过财政预算报表过于笼统，根本看不出来这笔钱该不该花。

　　关注财政支出，在中国的意义是很大的。202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是100.9万亿元，与GDP基本持平，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是18.2万亿，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9.34万亿，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778亿元，广义上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8万亿，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8％。

　　在没有健全的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占社会总财富比重过高的财政收入，如果缺乏正确使用，那也是无法实现财政的目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吃瓜群众也不必因为薇娅被重罚而过于激动。

　　总之，薇娅事件反映了中国人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如果剔除掉其中的国家主义因素而加入民主主义的因素，就仍然是中国今后可能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基础，而在加强民主参与和监督的基础上，把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为目标转向构建覆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食堂五大领域的福利体系，仍然是薇娅事件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