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你配得上做毛主席的儿子，你才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核心提要：岸英的一生，无愧于世界人民，更不负毛主席的期望：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同时参战对抗过纳粹德国与美帝国主义这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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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岸英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而弟弟毛岸青暂时还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
兄弟俩从小就在一起，这是毛岸青第一次离开哥哥，俩人少不了为了分别而有些伤感。但岸青知道，不久他也要回到中国去，还会和哥哥在一起的。
岸英回国是一次偶然。自从父亲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他就经常患病，中央特意向斯大林请求苏联派医生来为父亲治疗。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受苏共中央的支援指派，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随机抵达。岸英突然接到通知，让他跟着苏联医生，兼做他们的翻译、乘飞机秘密前往延安。
毛主席听说儿子也回到了延安，带病来到机场迎接。
身穿干净明亮又威严的苏联陆军上尉军服，岸英走下飞机，主席看到阔别十八年的儿子“从天而降”，惊喜万分……
他走上前去，和快步走过来的儿子紧紧地握住了双手：“你长这么高了！”
傍晚，主席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岸英也出席了晚宴。
宴会后，主席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让国际儿童院院长师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及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全抵达。
从1927年8月34岁的毛泽东与睡梦中5岁的岸英告别，一直到23岁的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站在自己面前，这中间长达十八年之久，孩子的这段成长过程在毛主席的记忆里是一道长长的空白。
主席看着儿子，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将23岁与5岁的两个人联系起来，如果不是从岸英那张酷似母亲的脸庞上找到心爱的开慧同志的影子，他说什么也认不出这就是自己的骨肉至亲。
日夜思念的儿子终于回来了，不仅长得高大结实，而且还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地——苏联，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颇有军人气质，这都让主席欣慰不已。
苏联医生为自己看病时，岸英在旁边那一口流利的俄语翻译让主席心里多了许多宽慰。
在儿子身上，毛主席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书生意气的影子，自信而果断，坚强又富有“主义精神”。
在与儿子交谈中，主席发现他的母语说得很太好，已经没有什么湖南口音，倒是带有一点上海味。
而涉及母亲的事情，岸英总是不肯多说，因为母亲被反动派残忍杀害，这在他记忆深处是一个永远的痛，即使是和父亲也不愿意多谈。
不过，要是说到莫斯科，说到苏联轰轰烈烈、拯救了全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以及说到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毛岸英便一发不可收，汉语夹着俄语，滔滔不绝地和父亲说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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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2年5月，年仅20岁的岸英就请示斯大林：“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苏联国土，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批准我的要求！”
斯大林没有立即回应，当时的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更是直接回绝：“您是中国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上战场是不合适的。”
青涩的岸英则毫不畏惧，施展雄辩：“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共产国际这几个字怎样解释？”
没等将军回答，他又说：“共产，表示世界走向一种大同，叫做共产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种族的成员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我父亲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同志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
一番话把曼努意尔斯基驳得哑口无言。
之后，在离开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岸英终于如愿走上战场，被授予苏联红军中尉军衔，服役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1945年4月进攻柏林前夕，正是岸英率领他的坦克连，解放了捷克、并推进到波兰，为1月15日红军解放华沙奠定了重要的纵深基础。
战争结束后，回到莫斯科的岸英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斯大林还赠予他一把手枪，作为参加卫国战争、保卫苏联人民的最高奖赏。
二战与抗美援朝这两场战争，均是为捍卫主权和和平的无产阶级军队、无产阶级群众，在苏共和中共党的领导下对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发起的主动防御的反侵略战争。
没有坚决坚持党的领导，纳粹德国和美帝国主义是断然难以被苏联红军和我人民志愿军击溃驱逐的，这是战争之所以胜利的最核心密码。
2015年5月7日，大大在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时，在俄罗斯《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中。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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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英战后归国，无疑对毛主席病情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修养，主席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有了明显好转。
不久，主席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
岸英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住下，这里吃住条件非常好，本是给伤员和一些外宾记者住的，毛主席自己等一些领导同志都不住在那。
这个决定，办公厅谁也没有告诉，包括毛主席。
但不久后，还是被主席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儿子回到延安过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时任司令员，亲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边的警卫班。
贺老总当时还生怕警卫班的人对毛岸英不好，亲自给警卫班长交代：“你的任务是要把这年轻人照顾好、保护好，绝对不允许出任何问题！”
看着班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这年轻人是谁，要受这样的待遇？”贺老总不得不告诉说：“他是毛主席的孩子，叫毛岸英！”
班长这才明白过来，立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岸英在贺老总处住了下来。
因为在苏联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不太吃得惯中国饭菜，贺总便让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饭。
中灶是部长、处长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两菜一汤，比战士食堂多了一个菜。
在贺总看来，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顾，岸英基本就等于半个外国人，让他全部中国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饮食上慢慢改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万一毛岸英在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岂不是对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吗？
结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无意中交谈时得知儿子在贺总的部队上中灶吃饭，又发了火！他立刻指示：“把我儿子送下去锻炼！”
主席的想法很朴素，但也很严肃，他就是希望岸英能从最底层学到东西，了解人民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是让他一回国就凭借着特权享受好的待遇，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特权子女、特权分子。
趁着儿子回延安来看自己，主席对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讷作比较，那时李讷只有五六岁，每天跟着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饭，主席的意思是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都这么大了还要搞特殊化，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提醒你吗？
受到责备，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但父亲的话必须要听，何况父亲的话是对的！
回去后，不论谁劝他，岸英再也到过中灶吃哪怕一次饭，坚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饭。
毛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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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胡宗南军队进攻边区，延安县委书记去了吴满有家好几次，要求当时住在吴满有家里的岸英赶紧回延安。
再次回到父亲身边，这时的岸英已经和陕北青年农民没什么区别了。毛主席摸了摸儿子的手心，满是老茧……
从不夸奖儿子的主席满意地说：“你这一手老茧啊，这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1948年5月，毛主席与中央机关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岸英完成了土改任务，又回到了父亲身边。从此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收官阶段。
主席到西柏坡后，先指挥了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十万大军以阵地进攻、运动进攻、运动防御、阵地防御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先攻下了河南省会开封。
豫东战役胜利的消息让毛主席等领导人大为高兴，他对此战役作了有趣的形象比喻，“我们的军队这样猛攻猛打，就怕黄河水也要跟着咆哮了。”
西柏坡，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一眼望去充满了华北平原乡村的田园景色，实际上村子里的每一块砖石、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这一伟大时刻的印记。
决战千里之外，一个个指令、一封封电报穿梭于西柏坡与前线之间，小小的西柏坡成了指挥解放战争的司令部，三大战役由此拉开序幕，毛主席的工作也进入异常紧张也令人亢奋的阶段。
前线决战，后方土改，中央在解放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士改运动，一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在沉睡了5000年的中国土地上打响了……
土改运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就铸下的理想，而今终于到了付诸实践的时刻。
对于土改，毛主席倾注了很多精力。在此之前他为了更多地了解土改、做好推向全国的准备工作，将身边的人全部都派到各地搞试点工作——正像上面所说的，年轻的岸英也是被派去搞土改的干部之一。
奉父亲之命去土改工作组的岸英迎来了好运，爱情竟也翩翩向他走来。
缘分突如其来，不给人以任何准备。
当时一起被派去搞土改工作的有很多是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其中就有刘谦初烈士的女儿，刘思齐。
思齐，这个名字是刘谦初因怀念山东老家而为女儿起的。
1948年，那年的思齐才十八岁，花季盛开、情窦初开的年龄；而大她八岁的岸英和她在一个工作组里，加之他们在延安就认识，这一层熟悉的关系让思齐觉得岸英像大哥哥一样可以依靠和信任。
而岸英也对这个单纯而清秀的小姑娘自觉多一份责任，每天早上从驻地下乡时都来叫思齐一起走。
年少不知忧愁，在紧张的土改工作中，充满欢乐的他们被颖超同志察觉了，她把发现告诉了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希望几个老同志尽量从中帮忙，成全此事……
但岸英自己心里明白，无论长辈们怎么做工作，他都是要告诉父亲的。
回到西柏坡见到父亲后，岸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但走到父亲住处得知他才刚刚睡下——毛主席一连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
岸英想了想，这件事晚一点说也没有关系，就暂时搁下。
说到刘思齐，其实主席对她是熟悉的。
思齐从小生活在延安，也是在延安长大，她还参加过文艺演出，在剧中扮演孤儿的角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思齐跟着母亲和继父要去苏联，但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扣押，她随母亲在敌人的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的铁窗生涯，继父也和毛泽民一起在新疆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
1946年抗战结束后，在党中央的努力营救下，思齐和母亲张文秋终于回到延安。
因为毛泽民也在新疆被杀害的缘故，毛主席对刘思齐母女的印象尤为深刻。
在康克清的“游说”下，毛主席终于是给儿子这份情感传来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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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岸英和思齐的恋爱关系确定了下来，西柏坡中央机关的人也都知道了这桩事，两个年轻人以为确定了恋爱关系下一步就该结婚了，周围的人也觉得办喜事是顺理成章的事，便把洞房都布置好了……
一切安排就绪，岸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来找父亲。
走进主席的办公室，父亲正埋头批阅文件，头也没抬，“嗯”了一声就算打过招呼了。
被晾在一边的岸英突然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在父亲的办公室绕了一个小圈子，试探性地问：“我们的事情，您都知道了吧？”
主席依然头也没抬，“嗯”了一声。
岸英又等了会，主席才放下手里的笔，准备与儿子谈话。
显然，毛主席对他们要结婚的事情思想准备不足，眨了眨眼睛，望着儿子，反问了一句：“你们要结婚？”
岸英点点头。
主席眼睛睁得更大了，问思齐多大岁数…
因为在毛主席眼里，思齐还是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他一时还不能接受儿子要跟她结婚的现实。
当主席知道思齐已经18岁了，还是有些不相信：“是虚岁还是周岁啊？”
岸英只能实话相告：是虚岁。
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女干部结婚必须年满18岁，这个岁数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女人可以结婚的最小年纪，是对女性权益的保护，防止侵占幼女的旧习发生。
毛主席严肃地对儿子说：“18周岁，差一天也不行！我这里忙得很，你走吧！”
下了逐客令后，就走到桌前，又忙那一堆工作去了。
岸英仿佛从头到脚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心里难过极了，想和父亲争几句，可他从回国的这几年里已经深刻地领教了父亲的秉性——说一不二。
对儿子的这种态度，让主席身边的警卫们都感到失落，私下里悄悄说：“毛主席啊，他真是对身边的人都比对他儿子要好！要不知道的，都会觉得这毛岸英同志不是他亲生的！”
但大家谁也不敢找毛主席评理，只能安慰愁眉苦脸的岸英。
返回驻地，岸英和谁也不说话，蒙头大睡。
而毛主席批改完文件后，想起了和儿子刚才的一段对话，还是忍不住去问了警卫员：“毛岸英，他现在干什么呢？”
警卫员回答说：“他很难过啊，回自己房间睡觉了。”
主席一听似乎放了心，说：“规矩就是规矩，有什么想不通的？他一觉睡醒就想通了！”
第二天，康克清知道了这件事，特意将岸英和刘思齐找来安慰他们说：“结婚就是早晚的事情，再等等也没关系，主席啊这次没同意不等于下一次他还会反对。”
那几天，恰巧前线无大战，电报来得比较少，主席有了休息的时间。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在不断找机会让岸英和刘思齐能与主席谈一谈。
终于，卫士长李银桥给岸英通电话，让他们过来。
毛主席见到他们，先从现在工作的形势和他们该承担的学习任务入手，告诉他们结婚是会影响工作和学习的。
结果他的这个担心被两个年轻人否决了，他们认为只要安排得好，结婚反而会促进工作和学习。
毛主席见他的第一条没有说服力，就又来了第二条，说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是1930年生的，大了八岁，年龄相差大，要思齐考虑清楚。
而思齐回答说：“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主席见他的所有理论都站不住，但又觉得孩子们也要给他一个台阶，于是对他们说：“刘思齐啊，你到18周岁就差几个月嘛，这几个月就不能等等吗？我是同意你们结婚的，但要等到思齐18岁我才同意！”
思齐见主席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再非要坚持现在就结
婚也不太礼貌，便“见好就收”，向岸英递了一个眼神，岸英见父亲实质上已经同意他们结婚，只是让他们再等几个月，当时也就答应了。
但让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年轻气盛的岸英居然又跑了回来！
不等父亲开口，岸英开门见山表明态度：“我现在要求结婚！我是不想再谈恋爱分心。再说，我今年快27岁了，这件事应该由我自己做主。”
岸英这一态度激怒了主席，“我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岸英坚持，“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这让毛主席更加生气，“你找谁结婚是由你做主，可女方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你做得了纪律和制度的主吗？”
岸英反驳说：“岁数不到，我看结婚的人多得很呐，你怎么不管他们光管我！”
毛主席更严肃了：“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岸英无言。
毛主席最后又强调：“她刘思齐，不满18周岁，不许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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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刘思齐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是在1949年的秋天，也是毛主席的这个坚持让岸英和思齐的婚礼有了特别的意义：他们的婚礼正是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并定都北京的时候，婚宴也由西柏坡挪到了北京城，挪到了中南海。
这一次，毛主席没有再说任何话，但是他对儿子的婚礼还是下了一道特别指示：不摆婚宴，不收礼金，由岸英自己出钱，请几个人吃一顿饭就行了。
1949年10月15日，这是北京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岸英和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举行。
该来的都来了，大家都带来了小纪念品，朱老总送的礼物价值极高，他将自己手腕上戴了几年的缴获的日本手表送给了岸英做纪念。
主席送给毛岸英的则是一件青色的海军呢夹大衣，这件礼物也是他即兴想起的，大衣的袖子短，而他的手臂长，一直穿着不合适，就没有穿，这一次正好当做结婚礼物。
为此，他还幽默地说：“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两人都有份！”
1950年5月，岸英受父亲的派遣，到长沙板仓拜祭母亲亡灵，看望从小抚养他的外婆。
他在离板仓数十里时就下马步行，深入群众中嘘寒问暖。
乡亲们在杨公庙列队欢迎他，他却从后门进了母校，也不坐专门为他准备的新做的桌椅，直接走到戏台前沿站着向乡亲们问好致意。
乡亲们都称赞他是毛委员和霞姑娘的好儿子，岸英却说：“过去，我在这里读过书，是小学生，这次回来是向大家学习还是小学生。今后，永远也是大家的小学生。”
去过长沙后，他去了韶山，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道，经滑油潭，翻过黄田坳，来到大坪唐家圫曾外祖文家，看望各位亲朋戚友。
陪同他来的是两位族兄，他们各自牵着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谈笑风生。
没有人会想到，这第一次回乡探亲，竟然也是最后一次与故土的诀别。
7
婚后的甜蜜并没能持续多久，美国法西斯在朝鲜点燃的战火就烧碎了岸英的爱情之梦。
1950年6月，朝鲜半岛战事爆发以后，在祖国主权极可能被践踏、革命果实极可能付诸东流的万分严峻时刻，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要求及中国人民的意愿，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迅速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顿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岸英和中国的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样，坚决请愿奔赴战场，义无反顾地要求走进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行列。
1950年10月1日，思齐因阑尾炎住院开刀，许多天内，病床上的她居然都没见到岸英来探望自己……
她哪里知道，岸英这时候已经接到了去朝鲜战场的任务，这是他硬生生要求拿下的前线重担，去对抗比保卫柏林老巢时的纳粹德军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军队。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成了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兵。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二天。
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彭老总终于有了点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已一天一夜没有合眼，躺在火炕边的一张小行军床上睡着了。
岸英坐在火炉子边，正在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四周似乎很宁静，可是这样的宁静只维持了一个上午……
中午11点，四架美军轰炸机突然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司令部作战室的参谋们侧耳倾听，觉得声音越来越远，认为敌机去北面轰炸了，都没有太在意，各自继续忙手里事情。
在洞口值班的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却很为作战室里的安全担心，特别是彭老总也在作战室里面。他觉得，美军轰炸机不会无缘无故地从这里经过，万一发现地面目标再折回来怎么办？
于是他匆匆走到彭总面前说：“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恰在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跑到作战室。他也是看到敌机后怕出意外，匆匆赶了过来。
洪学智毕竟是副司令员，一催促，在场的所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进防空洞。
岸英正和高瑞欣参谋收拾电文，落在了最后面——说时迟，那时快，四架轰炸机突然又从北边折了回来，转眼就扑到了作战室的上空，并从机肚子里甩下了上百个闪着银色的凝固汽油弹………
四处奔散的大伙回头望着作战室的熊熊大火，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急出了眼泪。彭老总挣脱警卫员的手，去指挥灭火和抢救，并焦急地问：“有哪些人没有出来?”
大家快速一阅：只有毛岸英和高瑞欣没有出来。
……………………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从灰堆里扒出了两具遗体，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辨认出：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的遗体。
站在岸英的遗体前，彭老总惊呆了，许久没有说出话来……随即，他去向北京的中央起草了电报。
在去年11月初播出的官方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后一集中，首次披露了彭老总当时写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原件：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25日16时
这封电报已是毫无保留地交代了岸英牺牲的场景原貌，也将杨迪2003年时在《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中其个人创作的所谓“翻译同志在炒饭”、“还有三位同志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谣言，永远钉在了地摊史学的耻辱柱上！
回顾过去二十年，每每话题涉及到岸英同志，“蛋炒饭”之说就会阴魂不散地袭来，矛头当然不仅是要对准岸英，而是要向岸英同志背后的毛主席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泼污。
对岸英的造谣抹黑，比如“蛋炒饭”等，在极多场合下也是与“镀金说”、“继承说”相挂钩。
这种言论非常的反智且忤史。
如果毛主席真有想让岸英“镀金”，我不妨来模拟一番该怎么镀：1945年回国后，去给林彪同志当参谋，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再当个师政委，随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几个胜仗蹭一蹭，提拔当个纵队政委，再占领某地区当地委书记：党政军资历齐活！
这才叫“镀金”。
然而主席让岸英干嘛？参加劳动学种地，参加土改做文秘。
打垃圾国军不镀金，打强大美帝去镀金？有这么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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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为毛主席卫士的李家骥回忆：“主席当时听到消息后，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丢那儿……回过头，他又点烟。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还在口袋里找。他泪汪汪的啊……但是不明显地，让你看出来他在哭，可是我们心里明镜得很，他的泪水比我们还要多，还要疼，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啊！”
然而面对垂首的同志们，痛失爱子的毛主席强忍泪水：“唉，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次年3月，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又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我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他也是共产党员呐！”
痛失爱子的巨痛中，毛主席还比普通人还要更多一些苦痛。他既无亲人可以诉说，又没有人可以和他一道分担无法尽情流露的伤感。
岸英的生母杨开慧早已牺牲，和岸英相依为命的弟弟毛岸青幼年在上海流浪时被警察打坏了脑袋，神志时好时坏，主席更不能将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他；而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年纪还小，不大懂得生死问题；江青虽知此事，也一直安慰主席，但作为继母终究隔着一层……
唯一可以告诉也应该告诉的人，便是岸英的妻子刘思齐。
可是，思齐正在补习高中课程，为考大学做紧张的准备，再说思齐才20岁，和岸英结婚刚一年，让她现在就承受失去丈夫的悲痛，毛主席于心不忍。
他想来想去，只能自己独自承受这个巨大的不幸，尽量推迟告诉思齐，或许能减轻一些对她的精神打击。
正因为毛主席的隐瞒，使得思齐知道岸英牺牲这个噩耗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两年多。
这两年里，思齐完成了高中课程，顺利地考进北京大学。唯一让她揪心的，就是岸英很长时间没有来信了，这对于新婚不久的恩爱夫妻来说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
可是思齐学习特别紧张，加上年纪也小，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实在想象不出岸英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1952年初，她还从摄影记者侯波那里看到一张岸英穿志愿军军装的照片。
但是，对岸英长时间的音信查无，思齐仍有一种不祥之感。她多次想问父亲毛主席，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总看见父亲那副安祥且安静的神情，不由得打消了疑虑，觉得自己多疑了，因为她相信父亲一定不会对她隐瞒实情的。
就这样，她在担忧一放松一又担忧一又放松中，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到1953年夏天，她的不祥之感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所证实——毛主席感到再也不能瞒着她了，想了很多办法来说明这件事。
那一段时间，毛主席煞费苦心，颇费口舌，先向思齐谈到他们家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好几位亲人，有岸英的妈妈杨开慧，有岸英的两个叔叔毛泽民、毛泽覃，有岸英的姑姑毛泽建，还有岸英的堂弟毛楚雄，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等……
但是，始终没有说出岸英的牺牲。
“说话听音，锣鼓听声”，思齐回去后难以入睡……
几天后，她又一次到了中南海，这一次她一定要问清楚岸英究竟怎么了……
正好，恩来同志也在场，毛主席便当着恩来同志的面，把岸英已于两年多前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思齐。
年轻的思齐，只感到心被抽去，整个躯体留下的是一个涌血的大窟隆。
她放声大哭，两年多的期待和担忧化为泪水，为失去亲人痛哭，为失去爱情痛哭，也为自己命苦痛哭。
其实，毛主席的心何尝不在痛哭？
但他是领袖，为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是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他的的哭必须是无声的。
直到卫士长李银桥拍打思齐的肩，轻声而着急地说：“别哭了，别哭了，主席的手都凉了。”
她这才从痛哭中回过神，泪眼婆娑地望着坐在旁边、同样承受着失去亲人苦痛的父亲毛泽东。
她哭着摸摸父亲的手，这双曾经让她感到温暖的大手已变得冰凉冰凉的。思齐使劲屏住气，哽咽着……不让自己再哭出声来。
当思齐提出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主席犹豫再三，还是摇了摇头：“我只有那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跋
岸英的一生，无愧于世界人民，更不负毛主席的期望：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同时参战对抗过纳粹德国与美帝国主义这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战士。
由此也揭开了一层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面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人类军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际共运史的一部分。
而岸英参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线和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朝鲜战线，均不仅是以军人、同时还是以一个光辉的身份——党员，走上正义的战场。
早在1943年1月，岸英就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党员。
战后回国，他又转入中国共产党，听从父亲的教诲，成为新中国基层建设的一员——“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岸英同志为何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为党和人民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更在于他作为一名党员，以极为特殊的「毛泽东的儿子」的身份，却始终在践行着最为平凡的党员职责——不论是吃大锅饭，还是参加劳动，亦或是与爱人的婚礼，直到最后的走上战场……
他自始至终心如止水：这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毛泽东」这三个字给予过岸英丝毫的特殊感，那也只是他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多做一些。
正如他的自问：“做毛泽东的儿子，我合格吗？”
纵使内心地动山摇，心中永远只装着人民的毛主席，当真对爱子的亡去，如人前般那样平静吗？
1990年，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遗物时，发现一个柜子，里面竟然是他珍藏的毛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和军帽。
这些遗物不是工作人员收拾的，甚至从没人见过。
从岸英牺牲到主席逝世，间隔二十六年，期间五次搬家，但这些遗物，主席却瞒过所有人。
二十六年间，一个个灯下的夜晚，他是怎么度过的？
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啊…
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你配得上。
你才是新中国亿万人民，真正的儿子。
11月25日，深彻缅怀，永存敬意。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阳春白靴Dream”，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