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析

　　大家都明白“科学社会主义”，那谁知道“唯物社会主义”是个啥？别说凡夫俗子，估计专门研究领域也没人听说过；我估计大家也许迷迷糊糊猜测，“唯物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大概含义相近，很可能一回事，两种说法而已。

　　对了！“唯物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的外延和内涵完全一致重合，两种说法而已。这是我今天生造的一个词语，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最近连续两篇《物质、形而上、时间、空间、心灵意识精神、存在》和《中国果真有唯物史观传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文化中“唯物”之“物”究竟啥含义，这个“物”究竟“物质”之“物”还是内涵更丰富？为此我今天再另类视角写一篇，强化一下叙说。

　　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他的内涵极其丰富，穷究道一人三生三世也研究不完，但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怎样简简单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精髓，这也不是个很高的要求，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经院化、庞大化、复杂化，这个简单愿望几乎很难实现。许多研究者、阐述者“博士买驴三纸无驴”，动辄几千上万言，大段大段引用导师表述，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注疏，结果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渐行渐远，可社会主义毕竟要靠我们绝大多数凡夫俗子去践行的呀！还有一个不容忽视问题，大段引用没错，可这些注疏可能远离导师本意。怎样正确理解导师本意，这既是一个学术和方法论问题，也是个态度问题，这两个问题从来就交错在一起，并且始终存在，自打马克思主义一产生就存在。

　　比如谁能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含义说清楚，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我看没几人能做到，都是大段大段引用，到不如我们自己去研读了。依我的看法，要让大家一致举手赞成、心服口服，研究者需要做到这几点：1、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中“科学”含义说清楚；2、要将导师整个理论系统中的“科学”含义说清楚；3、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导师整个理论系统中的“科学”含义与相关词语（表述）的关系说清楚；4、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导师整个理论系统中的“科学”含义与“自然科学”中“科学”的关系说清楚。

　　做到这四条，看来确实不易。依我看，“科学社会主义”中“科学”之意的极简含义应该涵盖以下五“性”，以及一个背景：五“性”包括价值的中立性，事件的规律性，方法论上的可否证性，场景的再现性，结果的可预性，“一个背景”我会放在最后详说。

　　价值的中立性：无论存在还是意识，无论原因还是结果，无论事件还是记录，他应该是价值中立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比如自然界的一切，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飞沙走石，无论四时更替还是四方八角，他们都是价值中立的。人文领域无论社会还是历史、存在还是意识、原因还是结果、事件还是记录，他都是价值不中立的。这个“价值不中立”不必用“阶级”这样一个严格术语去表述，但也不妨做一下比附，更容易理解。

　　事件的规律性：科学所阐述的事件他应该是规律可循的，比如季节的四时更替，比如太阳的东升西落，比如水往低处流，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所谓“没有规律”只是暂时没被发现、没被认识而已。

　　方法论上的可否证性：科学上的事物不应模棱两可、难以确证，而应具有可证性，同时还应具备可否证性。就逻辑形式，可证性是指具备“肯定前件则可导出肯定后件”这样一种逻辑形式，可否证性是指具备“否定后件者导出否定前件”这样一种逻辑形式。科学上的证明应该同时具备这两个逻辑形式。这是很强的要求，我们熟知的许多“科学”常识一般都具备前一种逻辑形式，但未必具备后一种，只是被当做常识认知接受了而已。比如“明天这里下雨或者不下雨”，无论如何捣鼓都无法建立后一种逻辑形式，这句话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错的，他是不可否证的，只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语句而已，他不是科学表述；再比如“凡独身就是没结婚”，也是无法建立后一种逻辑形式，他是不可否证的，其实这只是一句重言式（或同义反复），也不是科学表述。

　　可否证性要求做到：凡被证明的事物，一定要建立一个条件，一旦这个条件成立，该证明就失效。“明天这里下雨或者不下雨”、“凡独身就是没结婚”诸如此类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不是科学；仔细梳理一下可以发现，许多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都象以上两句一样与科学无关，只是习非成是罢了。原因有许多，其中人类的语言是个天然的原因，比如我们语言形式上是“全称”，但逻辑上并非全称，比如“乌鸦是黑的”是个经验认识，语言形式上是“全称”，但不能由此逻辑上得出“天下乌鸦都是黑的”，因为人的经验无法覆盖所有，没法覆盖无限，逻辑上永远没法得出“天下乌鸦都是黑的”，逻辑上没法保证哪一天有那么个人，确实发现一只白色乌鸦。现代科学特别是天体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都不具有可否证性，那么是否就不应承认他的科学性呢？为此科学哲学家们做了许多努力，做了许多修补和强固工作，加强了约束条件，使之成为科学认识，这已超出我们一般人认识，对绝大部分科学认识而言，可否证性应该视作科学的一个核心标准。

　　场景的再现性：科学上的事物只要条件同等，背景相同，限制相同，相同的场景会再现；偶然事件是不能被看作科学事件的，他背后原因复杂，尚被发现之前是无法当做科学看待的。但也有争议，天体观察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具有一次性，比如1994年彗星撞击木星事件，是否被看作科学发现？也许穷尽人类文明只能看见这一次撞击事件，是否被当做科学事件？其实“场景的再现性”还有更强的表述，他能检验偶然事件是否可看作科学，我们这里只是一般公众所能理解。

　　结果的可预性：科学的结果必须是可预见的，成立或不成立都是确定的、可预见的，月晕必雨。不确定的，不可预见的，模棱两可的，同义反复的等等都不是科学。“结果的可预见性”与决定论具有内在关联性，几乎就是等价表述。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给我一组参数，我会返还你一个输出值。决定论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思维，就是拉普拉斯之妖，宗教上的“一神教”亦可看做他的“副产品”――该宗教认为宇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要听上帝的话；马克思学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亦可看作一种决定论，他是人类文明内在规律决定了的，关键是需要我们去探寻这个规律。

　　就这五“性”意义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含义与“唯物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含义是等价的，一样的，因此我今天就用了这么个标题说法。其实我们今天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和科学观，都是这么理解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数理统计调查的方法做检测。

　　这五“性”未必有一根“非此即彼”界线，以此来界分科学或者不科学，其实是个连续区间，存在相当的模糊边界。比如以“价值中立性”而言，总是由价值的绝对中立到价值的绝对不中立，这样一个连续变化过程，中间总是存在一个宽窄不等的、中立性相当模糊的区间。我们说自然界中所有一切都是价值中立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某些现象或事件，对成人世界是价值中立的，对儿童世界也许价值不中立。比如儿童被一块大石块绊倒，那块大石块的存在也许就是价值不中立的，在被绊倒儿童的心理中，那块大石块就代表了某种“恶”，他也许会踢打那块大石块以消胸中气；又比如人类文明早期，许多自然现象和事件都是价值不中立的，特别许多天象与人事是交感的，天是有“意志”的，是会表达喜怒哀乐的，是会惩恶扬善的。

　　我们今天一般可以说：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价值中立的，人世间的事情都是价值不中立的，这绝对可以这么说；然而既使人世间的事价值不中立，可人世间万事万物，价值不中立也有个程度轻重，有些更趋向价值中立，有些更靠向价值不中立，这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判断，他需要许多约束条件。然而具体问题具体判断，寻找约束条件，我们今人往往做不到，许多人潜意识乃至性格形成就是“通一吃万”。

　　由此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申言“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即“价值不中立”的？我读了本坛许多论述，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但大多说透了他的“科学性”，但没有释疑“既然是科学的就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因此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还未彻底解决，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去继续探寻的；亦可能本身是个假问题，是我道一人循环论证造成的：因为我预设了“科学就是价值中立的”这么一个前提，然后强加给“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去继续探寻，我也只是一家之说。

　　同样，其他四“性”也未必有一根“非此即彼”界线，去界分科学或者不科学，也是个连续变化区间，存在相当的模糊边界。比如“场景的再现性”：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条件、背景、限制都出现了，可西欧并未出现“社会主义”，而不曾出现的东方苏联却进入了社会主义，那么还算不算“科学社会主义”呢？我们只能说“科学”本身就是个复杂现象，未必有一根“非此即彼”界线，以此界分科学或者不科学，他是个连续变化区间，存在相当的模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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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篇幅用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应该涵盖“五性”，是个“核”，当然包括而不限于这个“核”。这是我的理解，就这个理解，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也包括但又不限于这个“核”。

　　如果以更凝练的词汇概括这个“核”，我以为非“客观性”这个词汇不可，这“五性”一定能导出人们心目中关于“客观性”这个词汇的理解；如有条件，我们也能用数理统计方法结合其他交叉科学方法去证明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呼应了前两篇《物质、形而上、时间、空间、心灵意识精神、存在》和《中国果真有唯物史观传统？》：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唯物主义”之“物”，并不只是物质（或物质要素）之“物”，而是内涵更丰富又复杂，需要联系上下文和文本背景去做深度理解。

　　这是其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的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很重要，关于该学说出现的背景。

　　“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人类存在过许多“社会主义”学说，我们知道的“基督教”就可看作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他以“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类寓言、格言、箴言等形式表达了这个学说，比如伴随着工业社会到来出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甚至发动“二战”的那位领袖也申言社会主义，也即“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又比如“二战”后一下冒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比如非洲多地从原始部落社会一下进入社会主义，五、六十年代与苏联论战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文革”后所称的“特色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我统统称为“形形式式社会主义”。那么他与马克思主义所称社会主义有何区别？我以为区别的标准非“科学”和“唯物”这些词汇不可，只能站在科学和唯物的立场上，才能将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形形式式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比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他们具有浓烈的唯心主义成份，他的唯心主义成份使之成为一种“应然”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学说；“应然”是无须证明的，他是信仰，而“必然”是需要证据证明的，是故谓之“科学”。

　　这个背景对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的含义非常重要。汉语是一种“二元对举”式语言，充满了“上下”、“左右”、“软硬”、“好坏”、“黑白”等词汇，这些“二元对举”式词汇占汉语的相当大比重，你无法单独的理解“上”或“下”、“好”或“坏”他们的含义，必须在“二元对举”整体环境下，才能理解他们单独的含义；据研究证明，西方人语言中的“二元对举”不象汉语这么强烈，但是他们的思维依然存在强烈的“二元对举”思维。“二元对举”思维很可能是人类进化的特征标志，是从远古人那里继承而来，我们汉族只是以语言的形式固化保存了下来。

　　“二元对举”式语言或“二元对举”式思维很重要，这对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俩字的含义非常重要，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式式社会主义”当做一个整体环境，才能理解其中的“科学”一词的含义；然而我看许多人的做法相当怪异：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步土壤下产生的。不错，恩格斯确实有许多“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表述，甚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整个的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前导，但是一个沙发，你为何只见淡雅的棕色和柔软的皮面，却忽略了他高贵的曲线优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第一推动力，就是与“形形式式社会主义”激辩，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步只不过是第二、第三推动力。

　　我们内地马克思主义普及读本，大都本末倒置，将第一推动力与其他推动力本末倒置，并且配以恩格斯的相关表述，极大的误导了人们，人们思路陷入了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然科学做方法论上的并举，这对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科学”俩字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弄巧成拙、东施效颦；一些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步”，占据了很大课时，意图引导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中“科学”俩字的认识，其实弄巧成拙，这些教授大都“文学系”毕业，懂啥子“科学”，都是速成科学史教材中的那些内容，都是干部培训班读本，怎能让同学们理解。

　　是的！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科学”俩字含义，必须强调他的产生背景，这个背景主要是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激辩。这是我今天的第二层观点。

　　这些激辩今天仍然继续，是压不住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盖棺定论，更不能被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