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粗话与称谓

　　粗话与称呼原本不是一回事儿，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二者却被特殊的机缘巧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凡在本党内部或由共产党建立的各种政权组织内，党员非党员之间一般都以同志相称。

　　至于党内担任某种领导职务的，可以有两种称呼，一种是姓字前面加上职务，譬如“某书记”、“某部长”等；另一种主要是在郑重的会议场合或交际场合，对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者的介绍往往是在担任职务后面带上任职者的名字，名字之后再加上同志。譬如“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等。对党外人士，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知识分子等的称呼，一般都用“先生”相称，个别候对民主党派人士也可以以同志相称。

　　八十年代，《人民日报》副刊栏里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同志颂》的文章，据说作者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革命。文章一经发表，即刻引起巨大反响，很多党内人士纷纷为这篇文章击掌叫好。文章的主要内容而今已记不太清楚了，但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却记忆犹新。文章作者好像是一位曾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他说那个时候在敌后工作，大家都时刻带着一百个小心说话行事，为的是不让敌人识破自己。更多时候，明明是自己的同志却不能以同志相称，都是按照临时伪装的职业或身份相称。如果啥时候在某个极特殊场合，周围环境特别安全，在场的全是党内同志，大家便不再谨言，径直以同志相称。文中说，这难得的一刻，令所有的人都分外激动，顿感一股暖流贯穿全身。由此可见，“同志”一词，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个极其特殊的环境里，是多么珍贵，多么亲切，多么郑重，多么富有深意。一声“同志”的称呼，包含着多深多高的革命友谊与崇高信仰，同时也潜伏着多大的风险与危机。因为，在敌后工作，一声不小心的“同志”称呼如被敌人闻听，招来的不仅是自己的性命之忧，更多的有可能是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同志”这一称呼在生活里逐渐被淡化了。旧中国乱七八糟的陈旧称呼开始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夜慢慢浸润到共产党的机制之内。随着个体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形形色色的小老板遍布城市乡村，大街小巷，老板一词成了许多个体工商户最普遍的称谓；西方影视剧逐渐译介到我国，剧里面称大小领导叫“头儿”的时髦风气也慢慢时髦到共产党的体制之内。也就是从那时起，凡是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在非郑重场合一般都不再按照以前的称呼喊了，均以流行的新称谓取而代之。什么“老板”啦，“头儿”啦，等等，已经贯行于实际生活之中。一个单位的一把手，私底下常被属下如此称呼“咱们老板怎么怎么”啦，“咱们头儿今天去开会”啦，等。从前的党政职务称呼和“同志”一说，慢慢退居边角，不再被人提起。在非正规场合，属下对领导以“老板”、“头儿”称呼，领导不仅不反感，反倒觉得很受用，人人都满面春风顺理成章地愉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