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二十年

　　当人类发展进入私有制社会，人口贩卖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人口贩卖是私有制这样悠久罪恶的衍生现象。从古代记载来看，先秦时已有合法的人口交易市场，政府设“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市场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贱口制度直到宋朝才开始瓦解。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严厉打击人口犯罪，维系农业社会的再生产，但这种现象在整个旧中国依旧猖獗，归根结底在于土地私有制及其衍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着手消灭了卖淫、吸毒等犯罪现象，而人口买卖这个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偏远地区仍然顽强地存在。这个现象化成一撮死灰，是在50年代末以后，直到70年代中期，这是主流法学界都公认的事实。本来，归功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制度以及对基层的控制，人口贩卖曾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到了78年以后，这项古老的罪恶又随着人口流动而又死灰复燃，并且80年代呈蔓延之势，虽然在83年严打时期有所下降，但其后又迅速反弹，终于在90年代达到顶峰，形成了拐、贩、卖一条龙和设有中转站的格局。本文标题“拐卖二十年”中的二十年指的即是拐卖案猖獗的捌玖十年代。

　　最近，丰县八个孩子母亲一事在持续发酵中，虽然这次当地有关部门应对舆情较为及时，且根据丰县最初的通报，调查组调查后发现，孩子的妈妈杨某侠不存在被拐卖情况，但这些仍无法打消部分网友的疑虑，这不是群众不信任有关部门，事实上，如果你是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稍有了解的人，大概率会抓住该次事件中两个关键信息：

　　徐州；90年代。

　　（注：以上笔者写于三天前，没跟上最新报告。在笔者写到后半段时，关于杨某侠身份问题的调查又进了一步，在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字样，丰县落户合法性存疑。后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徐州，一个苏北的城市，被字体加重在共和国人口犯罪的研究论文里：它是那个时代被拐卖妇女儿童的重要买方市场和中转站，在90年代高峰时，一年被拐卖到徐州的外地妇女高达3000人。

　　这个沉重的话题还得从徐州的铁路交通位置说起。徐州处于京沪、陇海铁路交汇点。

　　我们不妨调动一些初中学过的地理知识进行追溯，徐州可沿着陇海线到郑州这个大枢纽，再往西达宝鸡，南下宝成线，成昆线；亦可从京沪线下到上海，经浙赣，湘黔，贵昆线，无论那条路线，后半段沿途都是一片茫茫的西南山区。

　　当然，这属于逆推上世纪人口贩卖路线的过程。在那个时代，拐卖的主流并不是令城里人恐惧的《盲山》式的大学生“嫁给大山”，相反，“骗到平原”才是妇女儿童拐卖更常见的情况。买方卖方多同是农民，行成了买卖妇女儿童的销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