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臭菲律宾的上香港要饭来了！就歧视你咋地！”
TVB 剧集《金宵大厦 2》，演员黄婉华在剧中“涂黑皮肤扮演菲律宾外佣”，引发了该剧涉及种族歧视的争议。
13日，TVB发声明回应，强调没有不尊重或歧视任何国籍之意。17日，TVB总经理曾志伟也澄清称，演员扮相是剧情需要，不存在种族歧视。目前，有关剧集已从网站下架，据港媒称，这是为了删改内容，稍后会重新上架。
剧组和TVB是否歧视暂且不论，香港的舆论场对此次事件的反馈，却真真是直言不讳的种族歧视，无论是“反中乱港论坛”连登还是亲建制的堡垒论坛香讨，这次居然立场高度一致，都有不少香港网友表示：“我就是歧视菲佣，怎么了？”
能让香港的“恨国党”与爱国党统一立场，菲佣也真是不简单。但如果深入了解过她们在香港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也许就会感叹，这种文艺作品中的“歧视”争议恐怕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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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尼籍女佣艾维亚纳·苏里斯特亚宁斯在返回印尼的飞机上昏倒，同行的另一位女佣发现这位23岁的少女遍体鳞伤，面目全非。
一张憔悴、缺牙的脸取代了她曾经光滑、有少女气息的五官，她的脚被热水烫伤，颜色发黑，并且有严重的疮疤。
事件先由香港本地传媒揭发，再获美国《时代》杂志报道，标题为“外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轰动国际。
2013年5月，艾维亚纳在中学毕业后离开自己长大的中爪哇，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当餐厅服务员，辗转听闻到海外工作可赚的钱更多，于是进入职业转介机构的培训学堂。
受雇期间艾维亚纳多次遭殴打，每天只准睡三小时，雇主甚至不准其与外界和家人联络，还克扣她的工资，工作八个月来最后只获得六千港元（外佣的法定薪酬为每月4010元）。
有些印尼买办专为中介公司服务，他们在地区招募想赚更多钱的农村女孩，大饼画得又香又圆，告诉她们在香港，赚钱很容易，而且过着大都会的生活，不少女孩会受到这些对生活美好想像的诱惑。
这些经理人可以按每个人头赚取款项，把女孩送入培训学堂，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
艾维亚纳在香港无亲无故，她想象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且相比其他雇佣外佣的地方，香港的家佣享有每周一天休息日。
经过多月培训，印尼那边的中介公司会替她们在香港找雇主，被相中后就会安排赴港，而香港的中介公司就会负责之后的工作，他们一般会在外佣到港后立即把她们接走，将一切让外佣知悉权益的资讯手段没收。
与原来想象距离很远，艾维亚纳在来港工作的八个月里，并没能享有一周一天的休息日，她说，虽然香港法例有休息日的规定，但很多雇主却因着外佣共住的便利，不容许外佣放假。
在八个月的时间里，艾维亚纳一直住在富康花园一栋建筑的38层。她一次也没有在宝康路上买过东西，而且也从来没有在新界将军澳附近的海滨自行车道度过一个礼拜天。
在这八个月里，她只离开过这个55平方米的公寓两次。第一次是她在发现领不到工资后试图逃跑。第二次是在2014年1月。这一次，雇主给她穿上了尿布——因为她太虚弱无法去上厕所，还给她穿了六层衣服来掩盖她消瘦的身体，在她的脸上化了浓妆以遮盖瘀伤。然后，雇主开车送艾维亚纳去了机场，把她送上了飞往雅加达的航班。
艾维亚纳的雇主叫罗允彤。
“她看起来好像是个总在生气的人，”艾维亚纳说。“她不笑。”
从一开始，她的工作时间就有些奇怪。她只能下午在一间储藏室的地上睡几个小时。
“她安排我的工作时间，决定我用多长时间打扫某个地方。我必须严格遵照她的安排。”罗允彤和两个十几岁的儿女生活在一起。
尽管条件恶劣，但每个月能挣到数千港币的希望让她留了下来。不过艾维亚纳说，一个月后自己没拿到工钱。于是她决定离开。
但她无处可去。她的护照被没收了。她去所在公寓楼大堂的保安前台，给职业介绍所打了电话。
“职业介绍所把我送回了雇主家里，”她说，“我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护照，在香港谁都不认识。”
艾维亚纳对不得不回去感到“非常失望”，但“别无选择”。
在她试图逃跑后不久，罗允彤就开始打她。第一次，罗允彤打在了她的嘴上。“我在工作期间睡着了，她很生气。”艾维亚纳说。
还有一次，罗允彤打在她的嘴上，打碎了她的两颗前牙。“她用晾衣架打我的头，”艾维亚纳回忆说，“我尽量躲开，所以常会打在我肩膀上。”
艾维亚纳说，在冬季那几个月里，罗允彤有时会让她光着湿漉漉的身子在洗手间里站好几个小时，还用风扇对着她吹。
罗允彤甚至还会把吸尘器的管子塞进她嘴里，然后转动管子。
公寓中有两个小厕所，但艾维亚纳却只被允许每天上两次厕所。为了减少小便的需求，罗允彤只允许她每天喝一瓶水，只有450毫升。她还被要求在塑料袋或桶里小便。
她说自己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而且从来没有因为她的劳动得到过报酬。快到结束时，艾维亚纳的身体已经完全崩溃。“我一点也不能干活了。”
这种种惨剧直到艾维亚纳被解雇送去机场，才被同乡揭发。但香港有司竟以没有人报警为由迟迟不采取行动，最初还将案列作“杂项”处理，“家丑外扬”后，才忙不迭将调查“升级”至伤人案，由重案组接手赴印尼调查。
2021年，香港还发生过一起女教师虐待菲律宾家佣的案件，案情更令人咋舌。
受虐菲佣Eden称，雇主有次发现她忘记指示，没有清洁婴儿玩具，十分生气，直斥身在厨房的Eden懒惰，并向后扯她的头发，直到她撞上厨房的墙上。Eden当时感到十分疼痛，被撞击的位置也有肿起。
Eden喂雇主的小儿子吃粥，但小孩子一直在哭闹。Eden遂将粥放到洗手盘位置，雇主发现后又十分生气，认为Eden不会照顾婴儿。
雇主竟然将洗洁精放进粥内，然后强迫Eden吃下。Eden当时一直在哭泣，害怕吃下该些粥会中毒，但她更害怕对方会继续打她或解雇她，终决定吃下混合了洗洁精的粥，并在事后饮用了3大杯水。
其后又出现类似情况，Eden未能成功喂雇主的小儿子吃粥，雇主遂多次掌掴她，并用锅铲打Eden的肚子及大腿等位置。虽然Eden不断求饶，但雇主仍没有停止。
Eden事后到洗手间检查伤势，发现脸部有红肿，大腿有1厘米的裂伤及瘀伤。
而更令人咬牙切齿的是，这样的悲剧并非个案。有调查显示，最少四分之一的外佣表示雇主曾经违约，包括不支付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不允许他们在公众假期放假。
同时，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外佣表示曾遭到雇主的肢体和言语暴力对待，其中更包括对身体造成永久伤害的性虐待。
201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不少印尼外佣每天平均工时17小时，有时甚至不准放假；每月仅2000至3000元薪酬，低于法定薪酬的4010元；有人甚至没有床铺，要在浴室睡觉。
香港儿歌天后李紫昕在厕所间定做了一张“上铺”床，供菲佣居住
97名受访印尼佣中，三分之二表示曾遭雇主身体或精神虐待，包括不停被辱骂是猪、狗、垃圾，遭男雇主非礼、性侵更时有所闻。
在现代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华丽外表下，这些受难者的膏血正发出无声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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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香港共有40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其中55%来自菲律宾，43%来自印尼，其他地区占2%，她们居住在雇主家里，负责为雇主处理各种家务，例如做饭、清洁及照顾老人小孩等。
几十万妇女去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当保姆，何必呢？
这账得从菲律宾人费迪南德·马科斯那儿说起。
马科斯1917年出生，父亲是一名菲律宾律师，也是当地的议员。
生于政治家族的马科斯从小就在政治领域相当活跃，21岁那年还在读大学的他就替老爸暗杀了一位竞选对手。马科斯当时是大学步枪俱乐部里的神枪手，这个技能被他用得非常充分。
后来日军入侵菲律宾时，马科斯作为美军的一员被俘虏，后来日本人知道他有个好爹，就把他放了，借此招揽他爹为日军效力。
然后出狱的马科斯就重新加入了美军，他老爸则和日军合作，当起了维持会长。爷俩两边下注，不亦快哉。
不料菲律宾的游击队没给马科斯家族的面子，在1945年抓到了老马科斯，一枪就给毙了。
小马科斯想哭不敢哭，别提多憋屈了。
战后，马科斯退役回国。彼时的菲律宾还属于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国，出身高门又当过美军的马科斯，很快得到了重用，踏足政坛。
在担任三届众议院议员后，马科斯在1959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参议院席位，并于1960年成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1965年，马科斯赢得菲律宾总统选举。
这位强人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大打民粹主义牌，为了让自己的支持者看到发展的希望，老哥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搞基建就得花钱，作为一个出口糖、烟草等低附加值原材料的国家，菲律宾积累资本非常困难，所以想要搞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借。
说起来借钱搞建设倒也无可厚非，毕竟那也是个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赤字财政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但是马科斯借钱借得稍微猛了亿一点点。
马科斯政府的支出赤字比前届政府高出70%，这7成真金白银几乎全部来自外国贷款。
如果这样的提前消费能够换到一些成果倒也罢了，但由于马科斯和他附庸势力的腐败，以及继承自殖民政府的低下效率，基建几乎毫无寸进。
几千万美元投入进去，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啊。
马科斯在贪污腐败的愉悦和基建停滞的苦恼中迎来了重大危机。
别忘了，借钱可是要还的。
在马科斯1969年成功连任之后，债务违约如期到来，菲律宾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社会动荡，经济遭遇重创。
在温和反对派与共产主义者的抵抗中，马科斯不愿意放弃权力。于是1972年，他索性推翻宪法，实行戒严。
军事统治彻底摧毁了菲律宾的经济活力。为了得到军队和强力部门的支持，马科斯在腐败方面再次向这些人让步，将国内重要产业悉数交给这些亲信，收入不平等加剧。
根据从1965年到1980年进行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菲律宾的贫困发生率从41%上升到了58.9%，农民收入水平下降了约 25%，而非熟练和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3%。
可怜的工资不足以养家，而更多的人连这点儿可怜的工资都没有。大量贫苦阶层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农田，甚至失去一切。
而菲律宾过去出口的烟草、糖等原材料，则因为西方遭遇石油危机销量大跌。
这个国家在1970年代，已经濒临破产。
于是，焦头烂额的马科斯想到，菲律宾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卖了，那就是人。
1974年，马科斯修改《劳动法》，正式确立了菲律宾的劳动移民计划（卖人计划），主要目标是促进海外合同，以便政府从工人汇款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降低国内的经济压力。
马科斯对这种无异于抢钱的欲望丝毫不加掩饰，1982年菲政府甚至想要通过法律，强制要求海外菲工必须汇回自己工资的70%……
到了1990年代，同样陷入困境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效仿菲律宾修改劳动法，大量印尼女性也投身海外充为家佣。
彼时的菲律宾和印尼正在挣扎，香港却迎来了黄金的年代。密集劳动型产业在60年代的发展让香港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随着内地开始改革，这些产业逐渐北上，香港则转向金融与贸易服务业，走上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劳动密集产业需要壮年劳动力，而大量的服务业公司则对文案工作需求强烈，在这一背景下，香港年轻女性与家庭主妇纷纷走上前台加入劳动力市场，照料小孩等家务就需要找人来填补。
香港和菲律宾时代背景上的互补，让菲佣这一职业应运而生。
一开始，由于赴港人数较少，家佣的工作待遇还不至于太差，但自从外佣人数激增之后，她们的境况就惨不忍言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女性从70年代开始进入职场，这一般被认为是香港女性权益进步的开始标志，但香港女权的进步却是由外籍女性家佣的血泪所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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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迫，外佣不是没有反抗，但无论外佣们作出怎样的尝试想要改善自己在港生活条件，都会遭到香港社会不同势力的无情绞杀。
在外佣面对雇主的虐待时，反抗的手段十分有限。报警往往是没用的，前文中提到的艾维亚纳案，当事情已经被揭发出来，警方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把她的案子当做“杂项”，直到国际舆论大哗，才出来处理案件。
即便报警有用，外佣也不倾向于报警解决问题，而是默默忍住。
因为香港法律规定，如果外佣被解雇，那么她必须在两个礼拜之内找到新工作，不然她就必须离开香港。而曾经和雇主闹掰过的家佣，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
在收入方面，香港本身就是极端注重经济“自由”的金融城市，直到2011年5月1日，香港才颁布最低工资条例。
这一立法尽管向资本做了很大让步与妥协，但也称得上是香港劳工的一次小小的胜利。
可这份“胜利”却把同样在港工作的外佣完全排斥在外。
在这份《最低工资条例》（香港法例第608章）第7条中，竟然专门列明该条例不适用于免费居于工作住所的外籍家庭佣工。
更可笑的是，号称“人权”“民主”的《明报》竟然发表评论称，把外佣豁免于最低工资条例，于法于理都有较强力支持，并且对外佣和雇主来说可以达到双赢局面。
这实在是信口胡说了。因为《基本法》中有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即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但在香港《入境条例》中却特别附加注明：对于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籍家庭佣工不能因此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2011年，3名外佣申请法援，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入境条例》中对外佣的歧视性规定，理由是该规定违反《基本法》。
没想到，这一纸诉状，竟然在香港掀起惊天波澜。
替外佣打官司的大律师李志喜是泛民大党公民党成员，并任党内高位。
香港的政治格局下，这一身份立刻引发了建制派的警觉，他们认为泛民为外佣争取居港权这事不简单，是要拉拢数万到数十万的新居民成为其铁票仓，这将改变香港的选民分布，对自家的选举是大大的不利。
而根据香港民调显示，无论支持建制还是泛民，超过6成的香港市民反对外佣拥有居港权。
如果能够利用市民对于外佣涌港分摊福利的恐惧，就有机会阻击泛民的“计划”，一举翻盘。
说干就干，建制派立刻在舆论场上展开攻击。《文汇报》评论指出“公民党操弄外佣居港权的行径已经激发众怒”，又指公民党欲借此开拓外佣票源。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反对外佣居港权，并在社交媒体建立“反对外佣永久居留权关注社群”专页。
他们进一步宣传，如果政府败诉，会有10万外佣符合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资格，加上子女，合计有40万人符合申请居留权的资格，政府估计当中约有20万人会领取综援。
2011年8月5日《新报》发表评论，指如果外佣取得居港权，公民党可以得到数十万的外佣铁票，而且这些外佣将会抗拒“内港融合”，坚定反中，“是公民党的同路人”。
当月21日，数百人参加由亲建制派团体“爱护香港力量”发起的游行，反对外佣争取居港权，抗议公民党“祸港”。
虽然这不过是鼓动劳动者间互相内卷的招数，但大家真吃这一套。如此下来，香港民怨沸腾。在民意压力面前，泛民几大政党纷纷转变态度，生怕跟这事有什么瓜葛。
就连李志喜本人所在的公民党也一改初期对李大状的支持立场，声明称本党反对外佣享有居港权，李志喜的诉讼是其个人行为。
但是即便是我们外行也不难看出《基本法》该条的规定说得很清晰，非要在上面开口子并不容易。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最后作出了有利于外佣的判决，称香港《入境条例》违背基本法。
然而，当社会上各大有影响力的派别都站在一块，一贯吹嘘的“香港法治”也不堪一击。
最终，终审法院推翻高院的判决，指出外佣在港居留的性质极具限制性，合约限制他们只能服务指定的雇主，并不得从事其他工作，且外佣来港前已经知悉其目的并非以香港为定居地，《入境条例》没有违反基本法。
这个解释说得实在别别扭扭，跟《基本法》的表述甚至都不在一个位面上，但字缝里看过去说的似乎是“臭菲律宾的跑香港要饭来了？没门儿！”
而回头看泛民也根本不是什么外佣权益支持者，亲泛民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帮助外佣组织工会，竟然搞出了一套族裔指导体制，即由港人指导菲佣，再由菲佣指导印尼佣工。
外佣在香港之所以要忍受如此糟糕的待遇，无外乎是在港的收入要高出家乡几倍。但香港社会利用这一点，竟然将外籍家庭佣工压迫得如同奴工。
话说回开头的那件事情，如今一个香港演员涂黑了脸演菲律宾家佣，有人会质疑这是不是种族歧视。可如果香港社会能够把外佣当做人，好好对待她们，减少压迫，涂个黑脸又算什么？
如同我们往往批判美国“政治正确”的虚伪性，把象征性的“黑人”高高挂起，而社会上继续系统性地压迫实际的“非裔”却有增无减。身份政治把压迫、歧视挂在“肤色”、“种族”等等各种纷繁复杂的标签上，其实是谁在压迫谁，难道真看不出来吗？
在东西方最繁荣的都市，问题也许是相同的。
参考资料：
《纽约时报》：印尼女佣在当代香港沦为奴隶
黄筱媛：移动的命运，专访受虐印佣Erwiana
《时代》杂志：被殴打和剥削的印尼女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
HK01：女教师涉虐待菲佣事主曾被迫吞下加洗洁精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