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辆宾利堵车位”引爆舆论, 牵出一桩更多人叫苦的利益博弈

　　【导读】近日，深圳一小区业主放言用“50辆宾利”堵另一业主的劳斯莱斯，这一言论和涉事人的公职身份，迅速引发舆论关注。目前有关事实情况尚待查明，但据媒体报道显示，该事件起因于公寓区与住宅区的“产权车位”纠纷，而开发商和物业管理的失调，则是一个源头。过去20多年来，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住房私有化进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社会内部的基层结构，培育和构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即小区业主。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主体之间博弈不断，成为一个头疼问题。

　　本文分析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以及业主自身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实践，揭示这场博弈的多重面相。在博弈中，基层政府着眼于维护稳定，并与开发商有一定利益相关性，因此希望业委会不要“闹事”；而有关管理部门把业委会视为物业管理抓手，双方统一于管理逻辑。对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而言，它们所建立的“父子兵体制”将小区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从而确保他们能攫取巨额垄断利润，而业委会是与它们争权争钱的。对于业主而言，业委会有时是团结起来争取权益的组织，有时又会变成业委会成员借职权谋取私利的渠道，甚至业委会成员也会被开发商或物业公司收买控制。作者认为，那种认为业委会成立就等于基层民主实践的想法，过于简单。要看清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建设，特别是提高业主通过业主大会等平台实现自我组织和管理的能力，才能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原题为《博弈业委会——以国家-社会-市场为分析框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博弈业委会

——以国家-社会-市场为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住房分配体制的深刻变革，中国城市社会开始经历一场从“单位分房”向“个人购房”转变的“居住革命”，由此开启了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住房私有化进程。据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房改以前，我国城镇住宅私有化率仅为10%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房改以后，快速的住房私有化进程，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社会内部的基层结构，培育和构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即“业主”及其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

　　诚如有论者指出，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历经20年，但其潜在深远的政治后果只是最近随着新建商品房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出现才表现出来。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区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在我国大约有20来年的历史。这种组织形式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香港引进而来，最初被称之为“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且只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零星出现过，数量极为稀少。直到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颁布之后，“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这一称呼才获得正名，并在组织制度形式上获得正式的法律确认。自此，业委会逐渐进入一个较快的成长和发展期，并在《物权法》颁布前后出现一个明显的高潮期。业委会一经产生，便以维权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并因其轰轰烈烈的运动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