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才能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寇紧逼，中国共产党要同时面对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要分化国民党、扩大统一战线，国民党当局乘机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想要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这样紧张而复杂的情况下，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花费很大的精力、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各根据地（包括白区地下党在内）的全党范围开展了整风运动。

　　这场整风运动，是由当时驻在延安的党中央发起的，且当时延安的各机关、部队、学校率先开展了整风，故史称“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尔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8月，在党的中央委员范围内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三风》一文，是毛主席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上的讲话，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首先指出，当时的时局是困难的、黑暗的。但是，“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毛主席指出：“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

　　毛主席着重指出：

　　“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当时党的领导层都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但是对于实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则缺乏经验。而且，他们只有一些书本知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党刚刚一成立，就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但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先后出现了“西山会议派”及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新军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懂得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一味迁就蒋介石的fan 共、清共行径，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党在此之前没有丝毫的警惕，致使千百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屠杀、大革命失败。

　　这时候，我们才懂得，只能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紧接着在党内出现了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路线。这些“左”倾路线，表现为军事策略上的盲动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一味地搞阵地战、消耗战，结果是暴露了自己、消耗了自己，不懂得通过游击战消耗敌人、壮大自己，不懂得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懂得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因而把希望寄托于在敌人力量极其强大的大城市里搞武装暴动。

　　这些“左”倾路线，还表现为白区工作中的鲁莽、蛮干，不懂得“长期埋伏，深入群众，隐蔽精干”，而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靠少数积极分子进行飞行集会、贴标语、示威游行等活动，把革命力量完全暴露于敌人面前，同时使广大群众不敢接近革命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只追求了革命的形式，而没有充分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积蓄起革命的外围力量。

　　这些“左”倾路线，还表现为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表现为在土地革命中不懂得团结中农、分化富农，等等。

　　上述所有这些具体主张、具体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全都来自不注重把马列主义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都来自粗枝大叶、夸夸其谈，全都来自简单地照搬书本，全都来自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巨大偏离。

　　因此，毛主席发动延安整风，不是具体地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若干偏差，不是逐一地清算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策略上、在白区工作中、在土地革命中的具体失误，而是把问题提高到思想认识的高度，直接批判主观主义，以便避免今后在军事工作、白区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土地工作中再出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偏差和失误。因此，延安整风中，首先是整顿主观主义。

　　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错误主张，什么“保”、“救”，什么“健康力量”、“二次文革”等等；也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例如片面讲团结、讲统一战线，有意无意地模糊阶级性、原则性的倾向，例如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蛮干的“左”倾倾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当今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认真的、系统的调查研究，陷入粗枝大叶、夸夸其谈，都是因为我们片面进行学究式的理论争论，陷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因此，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要克服各种错误主张、错误倾向，也应当像毛主席当年那样，高屋建瓴地直接抓住主观主义这个纲，认真清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还曾经遭遇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严重影响。本来，被迫战略转移的各路红军向哪个方向前进最有利？是南下还是北上？这是具体的军事战略问题。可是，张国焘采取的方法是“唯我独革”、“以我为he 心”，在向党中央伸手要权不成之后，公然另立中央，不惜分裂党、分裂红军。此前的王明“左”倾路线也是这样，谁不同意他们的“左”倾路线，就对谁搞残酷斗争，像毛主席1941年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所揭露的：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贯彻他们的错误路线，往往惯于在党内搞宗派、搞分裂。因此，延安整风中，第二条就是反对宗派主义。具体主张上、具体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党内应该开诚布公、坦诚交流，而不应该为了贯彻自己的意见而搞亲亲疏疏、拉帮结派，甚至打击异己。

　　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同样出现过各种帮派现象，也出现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现象。有些人一开始兜售了诸如“保”、“救”等错误观点，被其他同志批评得理屈词穷之后，又挂起免战牌，到处“公关”、为自己“造势”，就像毛主席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揭露的那样：“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因此，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要通过艰苦的探索找到真理，也必须搬掉宗派主义这样一个严重障碍。

　　目前左派中，有些人对上述种种不良现象视而不见，却闭着眼睛奢谈“团结”。这种奢谈“团结”的主张，要么是糊涂观念，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完全混淆了是非；要么是自己搞了小宗派，又不愿意被别人指出，如鲁迅先生所揭露的那样：“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

　　延安整风之前，虽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总体上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以及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从思想认识的高度清算这些错误路线的根源。另外，在抗日时期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干部中，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整顿三风》这篇讲话中说：

　　“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

　　读者看了毛主席这段话，会不会大吃一惊呢？类似情况，不正存在于当今的左派队伍之中吗？毛主席的话简直是针对现在呀！

　　要促使革命走向胜利，靠两方面因素，一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二是主观条件的具备。主观条件，就是革命队伍在诸多方面“内功”练就得如何。俗话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说的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开展整风，会怎么样呢？毛主席在上述讲话中说：

　　“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毛主席把问题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开展延安整风，不肃清内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帮助各级干部加深马列主义修养、提高政策策略水平，那么即使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即使形势对中国革命十分有利，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这个有利形势，不可能将革命引向胜利。

　　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不能壮大，那么，蒋介石的假“和平”、假“民主”，戴季陶的所谓“中国的基马尔”，当时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某些民主党派的所谓“第三势力”，都会跳出来表演。尔后的中国，怎么会有光明呢？

　　我们当今的左派队伍，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天天盼着群众觉悟起来，天天盼着形势发生变化，盼望吃人的资本统治秩序“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盼望回归毛主席革命路线。试想，这一切变化，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吗？不会，只能靠我们的主观努力，去不断争取。

　　那么我们再想想，当今左派队伍里，是否同样是“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呢？应该说，今天的左派队伍，不仅存在这些情况，恐怕比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照这样子下去，即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了，即使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了，我们能够有所作为吗？到那时，如果真正的左派不能脱颖而出，那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亲美崇美的假民主派，“保D救G”的假左派，“诸子百家”都会粉墨登场。那样的话，马列毛主义还会在中国赢得新的胜利吗？

　　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延安整风，是由于党组织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布置、落实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如毛主席在《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中所说的：

　　“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而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无法在左派同志的头上套上这样一个“紧箍咒”，只能靠每一位同志自觉。更重要的是，最好从中涌现出一部分骨干分子，以便起到带头作用、榜样作用。

　　所谓“整顿三风”，第三条是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其实，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