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生谈近代日本对华的军事谍报活动及宣传战

　　采访︱郑诗亮

　　乍一看您那本《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感觉这个选题相当少见，而“谍报”二字，又立刻能把读者抓住。您早年是研究经济史的，还写过一本《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后来为何转向军事谍报研究，能请您谈谈吗？

　　许金生：我本科读的专业是日语，自己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还是应该和专业相结合，当时国内做日本史研究的几位老先生很有名，其中就包括我后来的导师、复旦历史系的吴杰先生。我本来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本科快毕业的时候看到吴先生在招研究生，就慕名去考了他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任教，给日本留学生讲讲翻译、汉语和历史课，一面教书谋生，一面继续自己的研究。我学的是日本近现代史，但关注的是近代中日关系史，原因倒也简单，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联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至于为什么会写那本《近代上海日资工业史》，是因为日本近代在上海投资建的工厂特别多，尤其是棉纺织厂，我经常在上海看到各种跟日本有关的厂房，引发了兴趣。我人在上海，搜集史料也方便。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可以形成一个研究体系，写了不少论文，因为这是经济史方面的课题，最后申请了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的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转到自己一直喜欢的军事史方向上去了。

　　谍报活动是军事活动的先导与基础，是军事决策的核心，因此我一开始就把资料收集的重点放在日本对华军事谍报活动上，当时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非常少。其实，关于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感兴趣的人很多，相关书籍也不少。只不过看来看去，许多都只是在讲间谍故事，颠来倒去也就那几个“名人”，比如土肥原贤二，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案例。可是，日本对华的军事谍报活动，并不是就靠那么几个人，真实的谍报活动包括许多方面，主要是靠大多数无名谍报员三百六十五天的持续活动。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就曾经感叹：“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担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卡瑟维尔少校在评价日本在华情报工作时也说过：“日本在华情报业务十分发达，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特工。”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夸张，它至少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间谍在华活动极其普遍。所以，我想系统地梳理一下，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究竟是在怎样的政策、方针指引下，建立了什么样的机构，采取了怎样的活动，来对中国进行全面、长期的谍报收集。事实上，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每次对华采取的政策计划、发动的侵略行为，背后都有大量的谍报活动作为支撑。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准确的情报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