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的死局！【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景略评析《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Part5：“改稻为桑”的死局

　　在嘉靖四十年的御前财务会议上，嘉靖皇帝向严嵩询问朝廷财务危机的解决之策。

　　严嵩拿出了“改稻为桑”的方略。

　　但就是这个看似完美无害的解决问题之策，却在执行的过程中，成了一个“死局”：

　　有的撤职罢官，有的葬身火海，有的装疯卖傻，有的人头落地，更有黎民苍生遭受了翻遍史书未见的毁堤淹田之祸。

　　严党，也因“改稻为桑”的失败而垮台。

　　入此局者，非死即伤。何也？

　　【严党的“死地求生”】

　　改稻为桑这步棋，是严嵩父子的“死地求生”之策。

　　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权势熏天，众多的官僚依附其麾下，形成势力庞大的“严党”。

　　这些人跟着严嵩父子干，可不是为了黎民苍生，而是“名利”二字。严党这个集团是靠利益来维系的。

　　跟着你们严嵩父子混，图的就是“升官发财”，给不了下面人利益，你就凝聚不起来人，办不成事。

　　由于严党阿谀奉上、大兴土木、上下贪墨、鱼肉百姓，最终在嘉靖三十九年，导致了巨大的财政亏空。

　　国库要是这样一直亏空下去，财政危机得不到解决，用不着别人倒，严嵩父子自己就垮台了。

　　所以，得搞钱弥补亏空。

　　怎样才能搞来钱呢？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是给百姓加赋税。

　　但是，这个办法是不可行的。

　　一是有些省份已经把赋税加到五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了，寅吃卯粮，已经没有加税空间了。

　　二是此策略是“饮鸩止渴”，会进一步压榨百姓，过度使用，可能会激起民变，这样的后果严嵩父子承担不起。

　　最彻底有效的办法，是劫富济贫，向地主动刀子，改革税制，按土地的多寡征税。

　　但是，作为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言人，严嵩父子是肯定不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

　　既不能把刀直接伸向黎民百姓加税，又不能把刀伸向地主豪绅改革，那么，钱从哪里来？

　　这仿佛是无解的。

　　【看似“完美”的方略】

　　严嵩父子拿出的办法是“改稻为桑”。

　　简单来说，就是让浙江一半的农田改种桑田，通过扩大丝绸纺织业，形成外贸利润，以此弥补朝廷亏损。

　　根据严嵩的估算，浙江改稻为桑后，一年可多产蚕丝一千万两以上，可以织成丝绸二十万匹。一匹上等的丝绸，在内地能卖到六两白银，但是销到西洋诸国能卖到十两白银以上。

　　通过这个方案，一年能增加几百万两银子的进项。

　　从表面上看，严嵩拿出的“改稻为桑”方案，不失为解决朝廷财政危机之良策。

　　一，实现产业升级，从农业种植业向丝绸纺织业转化。

　　二，这不仅仅局限于存量财富的分配，而是增量财富提升。通过外贸赚取西洋的白银流入，可以增加大明王朝的财富总量。

　　三，通过丝绸的官营贸易，可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解决财务危机。同时还可以增加百姓财富。

　　看起来，这是堪比王安石变法“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两全其美之策啊！

　　在廷议中，嘉靖和严嵩也分析到了政策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关键性问题，并拿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

　　问题一：一半稻田改桑田，浙江老百姓吃粮怎么办？

　　解决办法：从外省调拨粮食到浙江。

　　问题二：外省调粮比自产粮食贵，百姓是否愿意改稻为桑？

　　解决办法：每亩桑田收成比种粮收益要高，且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增税赋，利益导向，稻农必然踊跃改桑。

　　问题三：谁来执行此方案？

　　解决办法：让严嵩提拔重用的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来办。在严嵩看来，胡宗宪是自己的人，是实干派，能靠得住，且浙江官场上下都是严党的人，一定能办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改稻为桑”都是完美的方略，也必然能成功！

　　但为什么“改稻为桑”一到浙江执行，就成了死局？

　　【“改稻为桑”的致命缺陷】

　　改稻为桑这个方略，看起来完美，但存在致命缺陷，改稻为桑之败，是有多重原因的。

　　景略认为“改稻为桑”之所以成为死局主要有三大原因：

　　根本原因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糜烂透顶；

　　核心原因是严党与清流的“党争”，放大了改稻为桑的弊病；

　　直接原因是“改稻为桑”的实施地浙江，并不具备成功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条件！

　　下面，我们逐项分析：

　　第一，根本原因是糜烂的封建官僚政治！

　　明朝嘉靖末年的官僚体系已经糜烂透顶，上至皇帝权臣，下至官僚，无不是与民争利，敲骨吸髓，兼并土地。

　　在严党的把持下，“改稻为桑”产业升级产生的土地红利及税收优惠是落不到黎民苍生身上的，必然导致封建官僚利益集团与民争利，必然演变为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必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这一点，清流也看的很清楚。

　　裕王的幕僚谭纶算了一笔账:

　　农田改桑田后不加税，一亩桑田比一亩农田的收成高出五成以上。如果这些桑田都在浙江那些官商手里，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便又能省去了买丝的环节，利润可想而知！

　　在利益的吸引驱动下，腐化的官僚集团会将“良政”扭曲变形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变成吃人的“恶政”。

　　所以，清流得出结论：

　　“改稻为桑”一推行，严党在浙江的心腹立刻便会勾结富商巨贾不要命的争买百姓的田地。浙江是倭寇闹事的地方，一半的百姓失掉田地，那必然导致大乱！

　　第二，核心原因是严党与清流的“党争”，放大了改稻为桑的弊病

　　严党在浙江搞“改稻为桑”，其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稻田改桑田，那么老百姓的粮食短缺该如何解决？

　　严嵩的办法是从外省调粮到浙江。

　　但要想调粮，需要清流的配合，因为临省江苏巡抚赵贞吉就是徐阶的学生。

　　但事实是，清流不但不往浙江调粮，反而往铁板一块的浙江“掺沙子、砸钉子”，要趁机搞乱，实现“倒严”。

　　没有外省调粮，“改稻为桑”的结果就是“桑多粮少、粮价上涨”，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

　　既然粮价上涨，那么种粮的收益就会提高，我好好种粮食收益就很高了，种哪门子桑苗？再说改种桑苗第一年是幼苗，产量不高，且有不确定性，这更挫伤了种桑的积极性。

　　农民没有经济利益，就没有“改桑”的动力，就不可能出现严世蕃说的“百姓会踊跃改种桑苗”的现象。

　　硬要推行这个政策，就会出现抗阻，就会出现“踏苗毁田、决堤淹田”的恶性事件。

　　这个结就越结越死，到最后就成了“不死人，事就完不了”的局面了。

　　因为“党争”的存在，“改稻为桑”方案中的吃粮、粮价、百姓积极性等核心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这就导致了无论是严世蕃的“激进”还是胡宗宪的“缓办”，都无法成功。

　　形成“急则必乱，缓则必败”的死局。

　　第三，直接原因是“改稻为桑”的实施地，并不具备改成功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条件

　　分析一个方略的优劣，不能仅仅停留在其本身，而是要具体地分析该政策执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

　　先说“天时”，嘉靖后期，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浙江遭受严重的“倭寇之乱”。

　　倭寇之乱，根本源自明朝的“海禁”政策，嘉靖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国内大乱，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汪直等人等勾结一起，在浙江、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

　　在倭寇之乱的大背景下，浙江是经不住折腾的。

　　再说“地利”，浙江被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水多田少，土地资源匮乏，百姓最多两个人才有一亩田。

　　本来田就少，再改种桑苗，必然会进一步压缩农田的面积，必然导致本省内的粮食匮乏。

　　最后“人和”，看起来浙江上上下下都是严党的人，但是最关键的人物，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个在大事上拎得清的明白人。面对改稻为桑的政策，他首先考虑到的是百姓，提出“缓办”的意见来对抗严世蕃的不计后果的“速成”。

　　另外，我们前面分析过短期内“种粮”的利益是大于“种桑”的，百姓不愿意改，因此也不存在群众基础。《素书》中说“令与心乖者废”，政令如果与人心相左，是必然废弃的。

　　倭寇之乱，土地匮乏，再加上无群众基础、核心执行人的意见相左，天时地利人和皆无，“改稻为桑”怎么可能成功？

　　所以，张居正一言成谶：办不好的，不但办不好，浙江的百姓还会要遭殃！

　　“改稻为桑”的政策确定后，在御前财务会议上惨遭失败的清流，谋划了一个局，他们想通过改稻为桑烧一把火，把火烧到京师，烧到严党身上。

　　他们是如何谋划的？请看下篇分析，大明王朝1566第二集：清流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