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不说、也不写了”，这位省作协副主席受批评后闹情绪，躺平不干了？

　　最近，陕西作协副主席吴克敬因发表一篇文章受到网友的批评后，在“红星连线”的一个视频的最后表示：我就想一个人从此一句话也不说，在家看看书，也不写了。

　　原来，吴克敬1月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文章的题目是“扎在长发上的橡胶手套”，文章表扬了两名防疫工作人员，一位是陕西省三八红旗手、西安市莲湖区枣园街道唐都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姚美珍，她用废弃的橡胶手套扎头发以免影响工作，一位是西安曲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寇雅玲，她连续高强度工作，晕倒在了岗位上。

　　他的文章同时还用很大的篇幅对另一位女士进行了批评，吴克敬在其文章中评论：视频中有位冲着防疫人员大喊大叫的女人，说她大姨妈来了，她没有卫生巾，别人也不关心她。对于她的抱怨，咱们平心而论，的确是个问题呢。

　　女人家大姨妈来了，没有卫生巾是很难办，她可以苛责。不过，苛责的对象要找准，防疫工作人员那就是你自己了。你自己有没有卫生巾，什么时候用卫生巾，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

　　而在紧要的时刻，还要苛责别人不能上门给你送！这就你的不对了，你把自己情状，与在疫情中的姚美珍、寇雅玲比一下好吗？那你可是要惊醒的呢，疫情当前，什么矫情，什么小姐作派，是没有用的，别人才不会惯着你，任由你大喊大叫！

　　网上有人这么说了，抗疫就是打仗，隔离就就转移，阵地上那没有保育院，也没有五星宾馆！”，此说有理，而且现实。

　　这位老吴同志还在他文章的最后括弧里特地注上：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吴克敬。

　　可能他不备注自己的职务和姓名还好些，这一注名反而引起网友格外的关注。

　　吴克敬的这篇文章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有网友评论，自古文人是有良心、有温度的，是体悟人间冷暖的，不应该热冷嘲热讽的，身为作家，更应尊重人

　　还有网友直言，为文要为民请命，立言方可救苍生。在西安疫情防控暴露出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身为西安作协主席的吴克敬毫无风骨，一味地歌功颂德，“没有风骨，是要瘫痪的。”

　　针对网友的批评。吴克敬在红星连线的视频中又作了那个表态。

　　在这里，我不对吴克敬先生对那从位大喊大叫要卫生巾的女士的批评的对错作评价。而只对吴先生的针对网友批评的表态并结合西安的疫情防控谈点个人看法。

　　在吴克敬回应网友批评的视频中，表面上老吴还是很谦虚平和的，他说到了别人的批评是人家的权利，也是对我的关爱等等。

　　但是，他最后的一句表态呢？就有些变了味道了，他说：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在家）从此一句话不说，就在家里面看看书，也不写了。

　　这明显是对网友的批评有情绪嘛！是一种不接受、不承认的情绪表露嘛，并没有将大家的批评真正的当成是一种对自己的关爱，并没有体现真正的接受，虚心改正嘛。

　　我这样说吴主席，他可能更感觉冤枉，我写文章受批评，我说不写了，你还要批评。其实，你最后的表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作为一名67岁的老作家，如果你真的不想写文章了，想好好在在家里颐养天年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你偏偏在网友对你的文章提出批评后又说出这番话，显然是一种不满情绪的泄露。难道你真的能做到从此后不再写作了吗？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了吗？你真的能做到吗？当了一辈子的作家，真的要“金盆洗手”了吗？

　　作为一名省作协副主席，面对网友的批评，就闹起情绪来了，就表示“躺平”再也不说一句话了，也不写了。难道这就是一名老领导、老作家、老党员（曾任西安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应该有的态度吗？这不是我有意地在上纲上线，谁都知道，不说话、不写文章、不干事就不会受到批评，躺平了就能保证自己暂时的平安。

　　吴克敬作为西安市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分子，从他身上也多少反映了当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些缩影。怕负责任、怕受到批评、不敢担当，躺平了做一名平安干部。

　　由此，让我联想到这一次西安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来，封闭区的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上问题，某医院见死不救的问题，急救电话打不通问题等等。虽然有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反映了当地政府的决心，但是这只是治表，并没有找到系统性混乱的真正原因。

　　当然，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突然暴发疫情，立即进入封城状态，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精力上来说可能都会有些紧张，让人措手不及，因考虑不周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因为此，才更是考验一个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应急能力和担当精神等。

　　我们防控疫情已经进行两年了，并不是第一次闭卷考试，就算是抄作业也不至于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吧。

　　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准备不足、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责任心和担当问题，如急救电话没人接听、病人已经送到医院门口却不予以救治，难道这不是责任和担当问题吗？

　　难怪有网友说：防止疫情扩散成了防止担责了。

　　防控疫情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吗？为什么需要急救的病人都送到医院门口了却不予以救治呢？

　　说到底，是有些人就像吴克敬一样习惯了当平安干部，领导说了我就干，领导不说我就不动，表面上是按制度执行，而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作为、不负责、不敢担当的习惯行为。上面规定了医院不接受“封闭区”的病人，宁愿冷漠地眼看你死去，我也要按制度办事，这样从法律上讲我就没有责任。

　　可是，你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呢，你的救死扶伤的职责呢？

　　我们不妨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郭松民同志说的比较深刻：从更深层次考虑，这也和一个时期以来，上级在对下级和基层问责时，采取不问青红皂白的惩办主义、甩锅主义有关。这导致一线官员也把推卸责任作为全部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你甩锅，我也甩锅，能躲则躲、能藏则藏，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我们再往深的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推卸责任、不敢担当的情况呢？

　　要我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底线教育，要求不能踩红线。全国各单位、各系统都制定了什么《六个不准》、《七个严禁》《十个禁令》等等，比如：不准在工作日喝酒；不准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财物；不准公款旅游等等，看起来很严厉，而实际上呢，这都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起码应该做到的最底线的要求。用这些要求和教育取代了经常地、深入地、细致地昂扬向上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更很少提及要发挥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了。慢慢形成了一种只要遵守规定、不踩红线就成了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支参战部队，只是对官兵提出：打仗时不准后退；不准投降；不准顶撞领导等这些最底线的要求，这样的队伍在和敌人战斗时，能成为一支不怕流血牺牲、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劲旅吗？

　　如果只是这样最底线的要求就能成为一支合格的队伍了，那在前沿阵地放置一排木偶，岂不是更好？

　　《六个不准》、《十项禁令》的底线要求需要有，但不是全部，更需要的是加强积极向上的正面教育。

　　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无过就是有功”的消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象吴克敬的那种害怕受到批评，害怕承担责任，甘愿当一名平安干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在少数。

　　话又说回来了，奋战在西安抗击疫情第一线的绝大部分党员干部是尽职尽责的，他们日夜奋战做出极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不敢担责的毕竟是少数人，我们也不能因为西安在防控疫情中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奋战在一线的全体人员。

　　但是，对防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反思，查找出根本的原因。这样才更有利于做好我们的全面工作。

　　【文/晨风细雨，本文为作者投稿】